七月初一，对岸的碉楼上换了一面新旗。旗是蓝底黄狮子，诺德海姆的家徽，但旗幅比从前大了近一倍，而且升得极高，在碉楼顶部的旗杆上猎猎作响，隔着半里宽的河面都能看清狮子的爪牙。格哈德站在远瞳哨位的土垒后面，手搭凉棚望了许久，然后把铜哨含在嘴里，短促地吹了三声。
这是警讯。
一刻工夫内，界沟南岸的六个暗哨同时动了。魏因带着两个队员从芦苇丛里撤出来，沿着预埋的木板路滑进主沟后面的第二条壕沟。他们的动作很快，但压得很低，枯草编的斗笠和身上的灰褐色斗篷与河滩融为一体。格哈德最后一个撤，他在土垒上留了一面旧麻布，让它在风里飘，像是还有人守着的样子。
消息传到盛京主仓时，杨保禄正在核对苏黎世主教庄园的斧头发货单。他听完格哈德派来的传令兵——一个十五岁的庄户小子，跑得满头大汗，话都说不利索——手里的炭笔吧嗒一声折断了。
“浮桥呢？”
“还……还没搭。但北岸林子里，堆了好多木料，新的， oak……”小子咽了口唾沫，“是橡木，粗的有一人抱不过来，细的也有碗口粗。还有铁箍，一堆一堆的，像是要造大船。”
“有多少人？”
“林子里看不清，但碉楼上的换岗快了，以前半天换一次，现在每隔一个时辰就换一次。换下来的人不进碉楼，直接进林子，里面像是有大灶，烟从树冠缝里往上冒。”
杨保禄把断成两截的炭笔扔在桌上，对杨安远说：“去叫你二叔三叔，北岸炮位集合。另外，让老乔治把北岸工坊的人全撤到南岸，一只鸡都不要留。”
杨安远应声去了。
初二，对岸开始清道。诺德海姆的士兵沿着河岸砍树，把岸边的芦苇和灌木丛推平，清出一片二十步宽的滩头。格哈德从暗哨的位置看得清楚，那些人穿着杂色的衣甲，有的是诺德海姆本地的灰袍，有的是从科隆借来的教会护卫队的褐衣。他们干活不快，但人数多，三五十人分散在滩头上，用长柄镰刀割草，用柴刀斫树，偶尔还往河里丢石头，测水深和水流。
“他们在找最佳的架桥点。”杨定军趴在岸边的土坡后面，用一根细木棍在泥地上画草图，“界沟正对面水深，而且咱们埋了鹿砦。他们大概率会往东移，那边有个老渡口，水浅，河床是硬底，而且离咱们的炮位有偏角。”
“偏角多少？”杨保禄问。
“如果从老渡口架桥，桥头到咱们一号炮位的直线距离是四百二十步，到二号炮位是三百八十步。咱们的炮最大仰角有限，打直线弹道，三百步内最准，四百步外散布太大，铁弹丸容易落水。”杨定军用木棍在泥地上戳了几个点，“但如果他们把桥架在界沟正对面，虽然水深，但只要填几车石子和柴捆当桥墩，就能搭浮桥。这里到一号炮位只有两百四十步，正好在咱们炮口最舒服的距离上。”
“他们会选哪边？”杨定山蹲在一边，手里把玩着他那把短弩。
“我要是诺德海姆的领军，会两边同时动手。”杨定军抬头看了看天，“主攻放在老渡口，偏东，吸引咱们的注意力和炮口。然后派一小队死士在界沟正面偷渡，只要搭起十几丈的浮桥，骑兵一冲，咱们的鹿砦未必挡得住。”
“浮桥不怕鹿砦，怕的是炮。”杨保禄说。
“所以他们最怕咱们开炮。”杨定军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大哥，我打算把六门炮全推上去，但把炮口对准界沟正面。老渡口那边地形窄，骑兵展不开，就算让他们搭起浮桥，过了河也是烂泥滩，冲不起来。界沟正面才是他们的命门。”
初三，盛京北岸预设阵地忙碌起来。
这处阵地是三年前修的，就在水力工坊背后的高坡上，离河岸六十步，有夯土胸墙和防雨的草顶棚。六门铁炮平时藏在坡后的石屋里，用草帘和油布盖着，防潮防锈。今天要把它们推出来。
炮是杨定军一手督造的。铁料来自美因茨的好矿砂，用失蜡法铸的炮管，内壁有三条浅膛线，能让铁弹丸旋转，打出去更稳。每门炮重两百斤，要四个人抬，或者用木轮炮车拖。炮车是汉斯铁坊特制的，橡木轮子包铁箍，轴承用铜套减少摩擦，两个人就能在平地上推动。
杨定军亲自指挥布炮。一号炮在最东头，对准界沟正面；二号、三号分列左右，形成交叉射界；四号、五号、六号作为预备队，藏在胸墙后面的掩体里，备用。每门炮配一个炮手、两个装填手、一个观瞄手。观瞄手用杨定军特制的量角器和铅垂线测距离，把数据喊给炮手。
“各炮位注意，目标浮桥中段，标尺三百步，装药二斤四两，铁弹丸三斤。”杨定军沿着胸墙走，逐一检查炮架的稳固程度。他用脚踹了踹一号炮的炮车，车轮纹丝不动，“楔木垫紧，后坐力能把炮车推出去三尺，要是打飞了，我唯你们是问。”
炮手们都是远瞳小队里挑出来的，眼神好，手稳，胆子大。他们默不作声地把引药包和铁弹丸码在胸墙内侧的弹药箱里，箱盖敞着，但里面垫了干草防潮。引药是硝石、硫、木炭按七五比一比分半配的，淡黄色，装在防水的油纸包里，一包正好是一发用量。
杨保禄走上阵地时，六门炮已经一字排开，炮衣揭开了，黝黑的炮管在夕阳下泛着冷光。他走到一号炮位前，伸手摸了摸炮管上的铭文——那是杨定军铸炮时刻的编号和年月，字迹已经有些磨损，但还能辨认。
“开炮的口令，只有我能下。”杨保禄的声音不高，但每个炮位都听得见，“没有我的亲口命令，哪怕对岸的骑兵冲到鼻子底下，也不许开火。听明白了吗？”
六个炮手齐声应诺。
“引药呢？”
“在这。”杨定军拍了拍弹药箱，“六门炮，每门备了六发引药和弹丸，一共三十六发。箱盖我让人做了机关，没有我的钥匙打不开。钥匙在我这，大哥那把是备用的。”
杨保禄点点头。这个设计是父亲杨亮当年定下的规矩——炮和药分离，人到药到，人不在，药就是一堆没用的土面子。
初四，格哈德开始布置火线。
火线不是真烧，是威慑。他在界沟南岸的鹿砦群里预埋了十几处干柴堆，每堆用浸透松脂的麻布裹着，再用干草和稻草覆盖，从外表看和普通的鹿砦没什么两样。每处柴堆都用一根浸泡过桐油的麻绳连着，绳子埋在土下，一头延伸到南岸主哨位的木楼里。
“只要一点火，”格哈德向杨定山演示，“半刻工夫，整条南岸的鹿砦带就会变成一条火龙。火不大，但烟极浓，而且是顺着风向朝北烧，能把滩头变成火狱。他们要是敢冲，先得过火这一关。”
“不会真点吧？”杨定山问。
“看情况。如果是对面步兵硬冲，点一半，逼他们退。如果是骑兵，全点，火能惊马。但如果他们只是试探，不动真格的，火就不点，让它晾着，当哑巴哨兵用。”
杨定山绕着鹿砦带走了一圈，检查绳子的埋藏深度。有些地方被雨水冲露了，他让人重新用土埋好，上面撒一层碎草和浮土做伪装。
初五，浮桥开始搭建了。
诺德海姆的人动作很快。天亮前，对岸林子里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那是用铁箍箍木筏。辰时，第一排木筏被推下水。木筏用整根橡木捆成，每块木筏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上面铺了木板，用铁钉和藤条固定。木筏两头留着环扣，用粗麻绳连环相接，就像一条巨大的木链子，从北岸一直往河心延伸。
格哈德在远瞳哨位用铜镜反光把情况传回主仓：木筏已下水十二节，约三十丈，进度到河面三分之一。对岸滩头上，三十名骑兵已经披甲上马，马头朝南，不时打着响鼻。步兵列成方阵，约一百人，在长矛的森林后面待命。碉楼上，除了诺德海姆的黄狮旗，又升起了一面新旗——蓝底白十字，洛泰尔的徽记。
“他们借到洛泰尔的势了。”杨保禄站在北岸炮位的胸墙后面，用杨定军做的望远镜——两片打磨过的凹透镜嵌在铜筒里——观察对岸。望远镜的视野不大，但能把三百步外的人脸看得清楚。他看见一个穿锁子甲的军官正在桥头来回走动，手里挥着一把短剑，似乎在催促工匠加快进度。
“骑兵三十，桥头步兵一百，林子里应该还有后续。”杨定军在旁边报数，“木筏的承重看起来不错，应该能过马。但他们不敢冲太快，浮桥不稳，马跑起来桥面会晃，一晃就乱。”
“咱们的炮打得准吗？”
“三百步内，打固定目标，六成命中。”杨定军老实回答，“但打移动目标，尤其是骑兵在桥上跑的时候，最多三成。而且咱们只有三十六发弹，打光了就没了。”
“所以不打。”杨保禄放下望远镜，“让他们搭。搭到河心，让他们的骑兵看见桥就在眼前，心痒难耐，却不敢冲。这就是心理战。”
杨定军看了大哥一眼。杨保禄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有下巴绷得极紧，像一块风干了的硬肉。他明白大哥的意思——六门炮是盛京最后的底牌，底牌不能轻易亮，更不能轻易打。要让对岸每时每刻都觉得下一秒炮就会响，但那一秒永远不来。这种等，比真开炮还折磨人。
午后，浮桥搭到了河心。
对岸的骑兵开始躁动起来。领头的一个骑士披着半身甲，头盔上插着一根红翎，骑着一匹黑马，在桥头来回小跑。马蹄踏在木筏上，发出空洞的咚咚声，桥身微微晃动，水波从木筏缝隙里挤出来，在阳光下闪成一片碎银。
红翎骑士举起手里的长剑，朝南岸虚劈了两下，嘴里喊着什么。风太大，听不清，但看那口型，是挑衅。
南岸的炮位上，六个炮手的手都按在引药包上，指节发白。观瞄手报了距离：“两百八十步，目标浮桥第七八节交界处，风向东南，偏西修正半分。”
杨保禄站在一号炮后面，双手背在身后，一动不动。他的影子被午后的太阳拉得很长，一直投到炮管上，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捂住了炮口。
红翎骑士又往前走了几步，黑马的前蹄踏上了浮桥最前端的一节木筏。木筏吃重，往下沉了半尺，河水漫上了桥面。骑士勒住马，马仰头嘶鸣，前蹄在空中刨了两下，终究没有继续往前。
对岸的步兵方阵里传来一阵鼓噪，有人在喊，有人在笑。碉楼上的洛泰尔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像是有人在远处鼓掌。
杨定山走到大哥身边，声音压得极低：“三弟，要不鸣一炮警告？空包药，不打弹丸，吓吓那匹马。”
“不。”杨保禄没有回头，“空包炮也是炮。咱们今天吓了马，明天他们就知道咱们的底线在哪里。让他们猜。猜咱们为什么不打，猜咱们什么时候打，猜咱们的炮里到底有多少药。他们猜得越狠，咱们越安全。”
红翎骑士在桥头上停了很久，大概有一盏茶的工夫。最终，他勒转马头，退了回去。黑马的蹄子离开木筏时，带起一片水花，在桥面上留下两个湿淋淋的印子。
浮桥的搭建没有停。诺德海姆的工匠继续往前铺木筏，到天黑时，桥身已经延伸到距离南岸只有四十丈的地方。再往前，就是界沟的深水区，也是鹿砦最密集的地段。木筏推到这里，明显慢了下来，工匠们用长竿测水深，不时停下来商量什么。
戌时，南岸点起了火把。这不是普通的照明，是杨定山特意安排的——每隔二十步一支火把，把南岸的胸墙、炮位、鹿砦带照得影影绰绰，火光在水面上跳动，让对岸看不清虚实，却能隐约看见炮管的轮廓。
“让他们夜里也能看见咱们。”杨定山说，“睡不着觉的应该是他们。”
杨保禄在炮位上吃了晚饭。晚饭是一大块黑面包、半块咸肉、一壶凉水。他坐在胸墙根底下，背靠着冰凉的夯土，慢慢嚼着面包。杨定军坐在他旁边，用一块细油布擦拭望远镜的镜片。
“哥，如果明天他们真的冲过来呢？”杨定军突然问。
杨保禄嚼面包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把最后一口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渣子。“那就打。六门炮，三十六发弹，全部倾泻到浮桥中段。打断了桥，骑兵落水，步兵过不来。打完之后，咱们就靠长矛和弩箭守鹿砦。鹿砦丢了，就退守城墙。城墙破了……”
他没说下去。
杨定军把油布叠好，塞进怀里。“硝石那边，以利泽尔的下一批货最快也要一个月后才能到。这一个月，咱们就靠现有的三十六发弹过日子。每一发都是命。”
“所以一发都不能浪费。”杨保禄站起身，走到胸墙边上，望着对岸。诺德海姆的碉楼上也点起了灯，灯火在夜色里像两颗昏黄的眼珠子，冷冷地回望着这边。浮桥的轮廓在月光下像一条僵死的长蛇，横在河面上，一动不动。
他想起父亲杨亮生前说过的话：两军对峙，先动手的是狗，后动手的是狼，永远不动手的是猎人。盛京不做狗，也不做狼，要做就做那个端着弩、藏在树丛里、让对面永远不知道箭从哪来的人。
但他没把这个比喻说出来。父亲的话，他记在心里就够了。
子时，换岗。彼得带着四个铁坊学徒上来给炮位送夜宵——热豆汤和烤饼子。炮手们不能离位，就在炮车旁边蹲着吃。豆汤里撒了胡椒粉，辣，能提神。
杨保禄没吃，他沿着胸墙走了一圈，从一号炮位走到六号炮位，又走回来。每一步都踩在夯实的土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月光把他的影子投在胸墙上，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像另一个沉默的哨兵在跟着他巡逻。
走到三号炮位时，他停下来。这个炮位正对着浮桥的第七八节交界处，也是整座桥最窄的地方。炮手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远瞳小队里出了名的神射手，曾用弩箭在八十步外射穿过一只野兔的眼睛。此刻他靠在炮车上，怀里抱着引药包，像是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
“怕吗？”杨保禄问。
“不怕。”小伙子咧嘴笑了笑，露出白牙，“就是手痒。练了三年炮，还没在实战里放过一发。对面那匹马要是再往前踏两步，我可能就忍不住了。”
“忍不住也得忍。”杨保禄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咱们的炮不是为了一座浮桥打的。咱们的炮，是为盛京打的。盛京在，炮就在。炮没了，盛京也就没了。所以在该打的时候打，在不该打的时候，它比你的命还金贵。”
小伙子点点头，把怀里的药包抱得更紧了些。
凌晨，起了雾。河雾从水面上漫上来，先是贴着水面一层薄绢似的，然后越来越浓，越来越厚，到最后两岸的灯火都看不清了。浮桥隐没在雾中，像是从世界上消失了。碉楼上的灯火变成了两团昏黄的晕，隔着重重的湿气，显得遥远而不真实。
杨保禄站在胸墙后面，任凭雾气打湿他的眉毛和胡须。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沉稳而有力，像远处水轮的转动。对岸没有任何动静，连虫鸣都停了，只有河水在雾底下无声地流淌。
这一刻，整条阿勒河像被一层厚厚的棉絮包了起来。两军隔河相望，彼此都看不见对方，但彼此都知道对方在那里。六门铁炮沉默地蹲在雾中，炮口朝着虚无，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声音，一种比炮声更响的声音。
杨保禄在雾里站了很久，直到露水浸透了他的斗篷。他没有回主仓，就在胸墙根底下找了个草堆，和衣躺下。身下的干草被他的体温慢慢烘热，发出一股陈年谷物的气味。他闭上眼睛，但没有睡着。
天快亮的时候，雾散了。第一缕晨光从东山脊后面射出来，把河面上的水汽染成淡淡的粉红色。浮桥还在那里，像一条僵卧在水上的长蛇，距离南岸只有四十丈。桥面上空空荡荡，没有骑兵，没有步兵，只有几根被风吹歪的缆绳，在晨光里轻轻晃荡。
对岸的碉楼上，黄狮子旗和洛泰尔旗同时升了起来，在晨风里展开，猎猎作响。
杨保禄从草堆里坐起来，揉了揉发麻的腿，然后站起身，走到胸墙边上，朝着对岸望了一眼。
浮桥的第八节木筏上，不知何时被人插了一根木桩。桩上系着一根白布条，在风里飘得像一条投降的舌头。但那不是投降，是测量。他们在测风向，测水流，测最后四十丈的距离。
杨保禄转过身，对守在身后的传令兵说：“告诉定山和格哈德，今天酉时，全体防务人员到北岸炮位集合。我亲自布置下一步。”
传令兵跑走了。杨保禄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根白布条。它已经垂了下去，被露水打湿，贴在木桩上，像一道还没愈合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