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柱当然没有什么自己的方案。
或者说，他的方案就是会合辽西辽东所有兵马，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压上，将清虏“盛京”沈阳城的清虏八旗主力歼灭或者俘获，然后班师回关内，就算大功告成，功德圆满了。
至于收复沈阳以后有关辽东或者辽西兵马的安排，自然是一切都由朝廷做主。
反正他是宣府镇的总兵官，带来的兵马，也多是出身宣府的兵，最后肯定是要回宣府去的。
届时，关外的一切也都与他无关了。
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个事情也与杨振关系不大。
你一个卫所出身的武官，做官做到了提督两镇军务、挂征东将军印的总兵官、左都督，还封了“世爵”，已经是人臣的极限了。
尤其是这次收复了沈阳城，平定了辽东的满鞑之乱以后，杨振的爵位是肯定要往上再晋一级的，封侯指日可待。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打好你的仗就行了，至于辽东战后的安排和治理，于公于私都应该交给朝廷来处置。
到时候，朝廷该派总督派总督，该派巡抚派巡抚，那都是朝廷的事情。
现在你们担心朝廷将来的安排不合你们的意，你们就想让辽东的战事旷日持久的继续进行下去，甚至想要给清鞑子留一口气，你们这不是“养寇自重”是什么，不是“放虎归山”是什么？
当然，关于“养寇自重”“放虎归山”之类的话，杨国柱并未说出口。
尽管对面是他从小看着成长起来的亲侄子，但是这样的话也太严重了。
一旦说出口，不仅伤感情，而且落到外人的耳朵里，就会成为朝堂上的那些文官弹劾杨振的口实。
不论是为杨振考虑，还是为了家族考虑，杨国柱都不能把那样的话说出口。
但是他的意思，杨振是听明白了。
不过，与此同时，杨振却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杨国柱说来说去，其实并没有真正有利于各方的方案，他的所有想法都建立在京师朝堂君明臣贤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大军收复沈阳城后，虽然关外各路兵马很可能会被调入关内围剿流贼，但是崇祯皇帝绝不会放弃辛辛苦苦耗资数千万白银才收回来的辽东之地。
相反，一定会挑选朝中知兵的重臣、贤臣，来辽东当总督，当巡抚，甚至安排一大批文官，过来当知府，当县令，然后垦荒屯田，大兴文教，好好治理辽东。
对于杨国柱这样的人来，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治理，也就是这样了。
但是对于杨振来说，这恰恰是最坏的结果。
不是说杨振的屁股现在坐到了辽西诸将的那边，而是说以他现在的位置，他能够搞懂辽西诸将如此这般背后的原因。
因为现在的金海镇下辖各路，包括登莱镇下辖各路，那些将领们、武官们，在与清虏开战或者埋头发展的这些年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利益团体。
他们打下来的土地，要么已经被他们占有，设为军屯，要么已经分给了移民，为他们提供军粮和兵员供应。
杨振麾下的金海镇、登莱镇下辖各路，还相对好一点，民屯的数量，始终占据绝对多数，官屯或军屯的数量偏少。
但是，辽西的广大地区可就不一样了，几乎全是属于辽西祖氏各路人马官将所有的官庄和军屯。
战争打了这么多年，许多城池土地几易其手，原有的户主、地主，早就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几乎所有田地和易耕、易垦的土地，都落到了辽西各路军头的手里。
尤其现在，杨振打下了辽阳，辽西那边打下了广宁，辽阳周边的土地田亩属于杨振麾下，广宁周边的土地自然属于辽西那帮将领的手下。
祖大寿与洪承畴他们是怎么分的，杨振不知道，也不介入，但是一定会在分好了之后才有可能继续合作进兵。
杨国柱这边因为是客兵，什么也不提，什么也不要，反而便宜了祖大寿他们。
当然了，也并不是完全便宜了祖家军。
事实上，夏成德的松山团营，包括已经与宣府兵驻地接壤的金海西路，也从中占了不少便宜。
松山团营的土地已经扩展到了“右屯城”周边，而金海西路的土地，也已经越过三岔河，扩展了西平堡一带。
夏成德已经屡次叫人送信来，希望杨振在安排船队往营口城转送关内移民的时候，不要落下松山团营。
事实上，战争在持续下去几个月，金海西路辖地的屯所与松山团营辖地的屯所就能在三岔河以西的地区连成一片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复沈阳之后，若一切真按杨国柱设想的那样，各路大军调入关内与流贼作战，然后崇祯皇帝从京师派遣朝廷大员，赴辽东接管一切，那么结果会如何，可想而知。
辽东一定会继续乱下去，到时候不仅入关的将士军心不稳，容易哗变，就连北虏、东虏也有可能死灰复燃，重新坐大。
所以，谈到最后，杨振对杨国柱说得很清楚：
“对沈阳，可以三面围困，一面设伏，若其不逃，则围点打援，消灭其支援力量；若其出逃，则先重创其主力，而后既可以收复城池，又可以尾随其后，在不断追击之中将其所能依赖之后援与巢穴一一摧毁。叔父之所谓犁庭扫穴，永绝后患者，难道不是正该如此吗？”
杨振苦口婆心的解释，早已令杨国柱了解了杨振的想法，而最后的这一个反问，也让他有些哑口无言。
眼看日落西山，夜幕即将降临，大营中也已处处篝火，杨国柱叹口气，又沉默了一会儿，神情疲惫地问道：
“那关内的流贼怎么办？”
杨振看了看自己这位满心忧国忧民的叔父，内心多少有些不忍。
但他是想了想，还是觉得趁此机会将整个东北、外东北之地，甚至更广袤的北方纳入华夏版图更重要，于是抬头，目光看向辽阔北方，一字一句答复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内流贼肆虐，自有其根本之源。朝廷若不能从本源解决问题，做到耕者有其田，那么不论征集多少粮饷，投入多少兵马，都无异于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不仅徒劳无功，而且适得其反。
“若我能在平定辽东之后，继续收复北上辽河两岸、松花江两岸，乃至收取黑龙江两岸广袤土地入版图，然后以数十万、数百万关内流民填充彼处，开荒屯垦，安居乐业，那么，不仅关内流贼将成无源之水，不剿自灭，而且华夏千百年东北边患，也将从此一举消除——”
“可是——”
“叔父大人可是担心，我大军北上犁庭扫穴之际，流贼犯京师？”
“没错。”
杨国柱的确担心这一点，所以面对杨振询问，他倒是直言不讳。
不过，他显然也很纠结。
“当然，我也知道流贼直犯京师不太可能，今日京师，西有大同总兵王朴，南有保定总兵张存仁，而秦、晋、鲁、豫、徐、淮之间，又各有重兵。流贼又流窜湖广，剑指西南，距离京畿之地甚远。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呵呵，叔父大人，世上哪有万全之策？天命在大明，流贼犯京师又能如何，反倒是自入囚笼，自寻死路而已！若天命在流贼，就算我叔侄二人抛却此间一切，入关南下，屯兵京畿，须臾不离，怕也难违天命！”
“胡说，天命岂会在流贼？！”
“没错，叔父大人说的对，正是这个道理。”
杨振不想跟杨国柱争论“天命所归”的问题。
对他来说，现在正是需要求同存异的时候，说多了适得其反。
眼见夜幕降临，四下里灯火渐起，又陆续有人过来找他请示各项事宜，杨国柱便也不再揪住杨振不放，一个劲儿问东问西了。
他的一肚子疑问虽然没有得到全部的解答，但是从与杨振的谈话之中，他也精准把握到了，杨振所说的“清虏不可不灭，又不可全灭”，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而是要围点打援，或者尾随追击，来一个彻底的犁庭扫穴，永绝后患。
杨振这个最终的目标，跟杨国柱自己心里期望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有所区别的不过是方法手段罢了。
杨国柱寄希望于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但是跟杨振谈话之后，他也清楚，这就不是一个可以快刀斩乱麻的事情。
黑龙江他不清楚，但是辽河上游东辽河西辽河两岸，他是知道的，松花江两岸他也是知道的。
包括松花江下游的海西江，甚至更下游的混同江，他都听说过。
那里，曾是大明朝“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辖地，曾设有数十个卫所。
而现，在则是清虏后方的后方，仍然居住有不少臣服于清虏的部落。
这一次，不把他们彻底收服了，就算关外一时没了一个满洲，将来恐怕还会有另外一个满洲。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就来一次真正的犁庭扫穴吧。
到时候，顺者昌，逆者亡，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迁于通古斯极北之地，也算是归其来处了。
杨振也不知道有没有做通杨国柱的思想工作，但是他该说的、能说的，都说了。
虽然其中不乏一些含糊其辞、语带双关甚至是强词夺理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说，他已经尽可能的向杨国柱阐明自己的态度，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了。
当然，杨振并没有向杨国柱提起罗刹人东进的威胁。
虽然此时罗刹人的殖民探险队伍，已经在勒拿河以东建立殖民据点雅库茨克城，并进抵黑龙江流域，但其巨大的野心和威胁还不为认知。
拿下盛京后，杨振北上黑龙江流域的主要目的，还是向那些曾经归附清虏的北方部落展示武力，告诉他们辽东易主了。
能收编他们的话，就尽可能收编他们，然后在黑龙江流域的一些战略要地筑城驻兵，施行实质性的统治。
同时，留一下一支偏师，在彼处开荒屯垦，整军备战，全力防备罗刹人殖民探险队伍的渗透，伺机消灭其前锋，拔除其据点，达到遏制其东进势头的目的。
而杨振的北上主力，则会在冬天到来之前沿江西进，深入漠北等地，然后一路扫荡南下，争取收服林中部落不里牙惕蒙古各部、草原部落喀尔喀蒙古各部。
如果杨国柱后续愿意配合，愿意继续跟着，那么继续跟着，如果不愿意，那就让他回到关内去。
回到宣府去，或许将来会有直面李自成数十万流贼大军的危险，但是也有可能为杨振争取更多的时间。
真到了那时候，就像杨振自己说的，一切都交给天命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