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樱花馆日本酒肆。
宝山路的废墟里,俞伯通昏迷在破草席上,呼吸浅而急促,像一台漏气的旧风箱。他的右腿伤口虽然被司马焦渡用烧酒冲洗过、撒了磺胺粉、重新包扎了,但弹片造成的撕裂伤太深,失血太多,老人的生命力正在一分一秒地从那个破口里漏出去。他的脸色白得像窗户纸,嘴唇干裂起皮,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整个人缩在薄被下面,像一具已经开始萎缩的躯体。
“不能等了。”司马焦渡站起来,膝盖上沾满了俞伯通伤口渗出的血和棚屋地面的泥灰,“他撑不过今晚。必须马上送到能手术的地方。”
“去哪?”欧阳明月问。她的灶灰伪装被汗水冲掉了一半,露出一片一片白皙的皮肤,像剥落的墙皮下露出的新墙。她的眼睛下面青黑色的阴影更重了,嘴唇也有些干裂——从昨晚到现在,她也没有喝水。
“共舞台。谭啸林在那里有一个私人诊所级别的医疗室。青帮的人常年打打杀杀,刀伤枪伤不断,去公立医院会被巡捕房盯上,所以他们自己养了医生。”司马焦渡弯腰,双手穿过俞伯通的腋下和膝弯,把老人抱起来。老人很轻,轻得让人心酸——一个在苏州河上撑了大半辈子船的老渔民,身上的肉被岁月和苦难一层一层地削掉了,只剩下骨架和一张晒得黝黑的皮。他的头像没有支撑的球一样向后仰去,司马焦渡赶紧用肩膀托住。
“上官大哥,你开路。欧阳小姐,你断后。”司马焦渡抱着俞伯通走出棚屋。老人的体重压在左臂上,左手掌的伤口被挤压,疼得他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但他没有换手——右手要留着随时拔枪。
巷子里硝烟弥漫,能见度不到三十米。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是巷战的尾声。日军已经控制了闸北的主要街道,但残存的中国士兵还在小巷和民房里抵抗。偶尔有一声爆炸,是士兵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每一声爆炸,都意味着一个生命用最暴烈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上官走在最前面,毛瑟c96端在腰间,仅存的拇指和食指搭在扳机上,其余三根手指的断茬处被磨得光滑的老茧包裹着。他的眼睛扫视着每一个窗口、每一个门洞、每一堆瓦砾——在巷战中,死亡往往来自头顶和背后。他的右腿微跛,但步速很快,几乎和正常人没有区别。这是多年的代偿行走练出来的,跛了的腿反而成了他的节奏器,每一步落地都踩在同一个节拍上,无声而稳。
欧阳明月断后,倒着走,目光扫视后方。她手里的枪牌撸子保险已经打开,左手托住右手腕,标准的近距离战斗持枪姿势。她的呼吸很轻,脚步落地无声——这是欧阳烈从小教她的“猫步”,脚掌外侧先着地,然后整个脚掌缓缓落下,像猫踩在瓦片上。她小时候觉得父亲太严苛,练得脚底起泡,哭过很多次。现在她才知道,父亲教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让她活着。
三人穿过两条被炮火犁过的巷子,绕开一个还在燃烧的废墟——那是一间粮油店,被燃烧弹击中,大豆和花生在火里噼啪作响,油脂燃烧的气味和焦臭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火光照亮了半条街,把三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弹痕累累的墙壁上。
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上官突然举起右拳——停止前进的手势。
三人立刻贴墙蹲下。司马焦渡把俞伯通放在地上,用身体挡住老人,右手摸向腰后的“单打一”。欧阳明月侧身蹲在一根断裂的电线杆后面,枪口指向路口对面。
一阵脚步声。皮靴踩在碎石上,咔嚓咔嚓,整齐而密集。是一支日军巡逻队,大约十个人,三八式步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刺刀尖在火光中闪着寒光。领头的军曹拿着手电筒,光柱在废墟上扫来扫去,像一只惨白的独眼。他们刚从一条横街拐出来,往宝山路方向去了,距离司马焦渡三人藏身的位置只有不到四十米。
四十米,三八式步枪的有效射程是五百米,在这个距离上,子弹能轻易穿透人的躯干。更致命的是,日军巡逻队呈散兵线前进,人与人之间隔着五六步,即使开枪击倒第一个,后面的人会立刻卧倒还击,形成交叉火力。
上官的右手食指轻轻搭在扳机上,没有扣下去。他的呼吸慢得像冬眠的蛇,每一次吸气都极浅,胸腔几乎没有起伏。他在等。等巡逻队走过去,或者等他们发现这边——如果是后者,他会先开枪打掉手电筒,然后是军曹,然后是离司马焦渡最近的两个士兵。他的毛瑟c96弹仓里还有十七发子弹,足够在五秒内倾泻完。五秒后,要么敌人全死,要么他死。
巡逻队没有发现他们。手电筒的光柱扫过一堆瓦砾,扫过一辆被炸翻的黄包车,扫过一具躺在路中间的尸体——一个中国士兵,军装破烂,手里还握着一把中正式步枪,枪栓已经拉开了一半,弹仓里空了。他是在换子弹的时候被击中的,胸口有两个弹孔,血已经流干了,在地上凝结成一滩黑色的印记。军曹用皮靴踢了踢尸体,确认死了,然后挥手示意继续前进。
巡逻队走远了。脚步声渐渐消失在硝烟里。
上官等脚步声完全消失后,又等了整整一分钟——这是他的习惯,确认没有掉队的敌人,确认没有后续部队。然后他才放下右拳,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三人在沉默中穿过废墟,沿着来时的路返回苏州河边。俞伯通在司马焦渡怀里发出一声呻吟,眉头皱紧,似乎在昏迷中也感受到了疼痛。司马焦渡低头看了一眼,老人的嘴唇翕动着,像在说什么。他把耳朵凑近。
“船……我的船……”俞伯通的声音细如蚊蚋。
“船还在,老潘叔帮你看着呢。”司马焦渡说。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不是真话——老潘头的渡船还在不在新闸桥下,他也不知道。但此刻,给老人一个念想,比什么都重要。
俞伯通似乎听到了,眉头舒展了一些,又沉沉睡去。
苏州河到了。新闸桥下,老潘头的乌篷船还系在石墩上,随着水波轻轻摇晃。老潘头蹲在船头,还是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旱烟袋的火星在暮色里一明一灭,像一只萤火虫。他看见司马焦渡抱着一个人回来,什么也没问,只是把烟袋在鞋底磕了磕,站起来,接过缆绳。
“老潘叔,再送我们一趟。”司马焦渡把俞伯通轻轻放在船舱里,用船上的一块破帆布垫在老人头下。
“伤得不轻。”老潘头看了一眼俞伯通的腿,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老人额头的温度,“发烧了。伤口在发炎。”
“所以得赶紧。”
老潘头不再说话,竹篙一点,乌篷船离了岸。这次他没有往河心撑,而是贴着南岸的阴影走——岸边的建筑遮挡了天空的视线,日军的飞机不容易发现贴岸行驶的小船。竹篙入水无声,只带起一圈圈细密的涟漪,像鱼在水面吐出的气泡。
船过苏州河的时候,司马焦渡回头看了一眼闸北。夕阳正在西沉,把整片废墟染成了暗红色,像凝固的血。硝烟从无数个着火点升起,在低空汇聚成一片灰黑色的烟云,遮住了半边天空。炮声还在响,但已经稀疏了——不是战斗结束了,是天快黑了,双方都在重新部署,准备夜间的战斗。
他想起了那份情报。第九师团主攻江湾的情报。今天拂晓,十九路军根据这份情报调整了防线,把预备队从吴淞调到了江湾。日军的进攻被打退了——欧阳明月是这么说的。但打退一次进攻,不等于守住了一座城。日军的兵力是十九路军的数倍,炮火是数十倍,空中支援是无数倍。闸北迟早会沦陷,就像上海迟早会沦陷,就像这场战争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但这些都不是他现在能想的。他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救俞伯通,怎么找到赫连秋水,怎么把那三个军统人员安全转移出闸北。他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像跨过一块接一块的石头过河。至于河对岸是什么,他看不清,也不敢看。
船靠南岸。老潘头把缆绳系在石墩上,帮司马焦渡把俞伯通抬上岸。老人的身体越来越烫了,额头烧得像刚熄火的炉膛,隔着皮肤都能感觉到那股不祥的热度。
“老潘叔,这几天别撑船了。”司马焦渡从口袋里摸出最后几块银元,塞进老潘头手里,“日本人的飞机见船就打。您老要是出了事,这条河上就没人摆渡了。”
老潘头接过银元,在手里掂了掂,又塞回司马焦渡的口袋里。“留着买药。”他说,“我这把老骨头,日本人不要。你自己保重。”
他说完,撑着船走了。乌篷船消失在苏州河的暮色里,像一滴墨融进了浑黄的水中。司马焦渡站在岸边,看着船消失的方向,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老潘头这样的人,他见过很多——沉默、固执、用自己的方式做着微不足道又惊天动地的事。他们不说“抗日”两个字,但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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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州河南岸到法租界共舞台,平时坐电车只要两刻钟。但此刻带着一个重伤昏迷的老人,三人只能徒步,穿小巷,绕关卡,走了将近一个时辰。
法租界的夜晚和闸北的夜晚是两个世界。闸北的夜晚是黑暗的,只有炮火的闪光和燃烧弹的余烬;法租界的夜晚是灯火通明的,霓虹灯把霞飞路照得像白天,俄国面包房的橱窗里摆着刚出炉的列巴,犹太裁缝店门口挂着熨烫好的西装,法国人开在梧桐树下的咖啡馆里传出留声机的音乐声。穿着旗袍的女人挽着穿西装的男人的胳膊,从咖啡馆里走出来,笑着,说着,像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战争。
司马焦渡抱着俞伯通从这些灯光下走过。他身上的机修工服沾满了血污、泥灰、和硝烟的痕迹,脸上抹的煤灰被汗水冲成了大花脸,头发里全是碎砖屑和尘土。他像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走在天堂的街道上。路人看见他,纷纷避让,用手帕捂住鼻子,眼神里混合着厌恶和恐惧。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甚至尖叫了一声,躲到丈夫身后,指着司马焦渡说“叫花子”。
上官走在前面,对这些目光视若无睹。欧阳明月低着头,灶灰抹过的脸上看不出表情。她忽然想起父亲欧阳烈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黑暗中做的事,就是为了让这些人能继续在灯光下嫌我们脏。她当时觉得这句话太矫情。现在她才知道,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有多难过。
共舞台到了。
今晚上演的是《四郎探母》。门口的十六盏大红灯笼照常亮着,把半条街映成了暖红色。戏院门口停着几辆黑色轿车,牌照被布套罩着——这是租界大人物的车,不想让人知道他们来共舞台看戏。门口站着两个穿短打的壮汉,腰间鼓鼓囊囊,看见上官一行人的样子,手立刻摸向腰间。
“找谭老板。”司马焦渡说。他的声音沙哑,喉咙里全是硝烟呛出的痰。
“谭老板不见客。”左边那个壮汉,左边眉骨上有一颗黑痣,痣上长着三根长毛,说话的时候毛跟着抖动。
“告诉他,焦先生来了。带着半枚铜钱。”
两个壮汉对视了一眼。右边那个歪了歪头,转身进了戏院。左边那个仍然挡在门口,手没从腰间拿开,眼睛警惕地盯着三人。他的目光在俞伯通身上停了一下,看见老人腿上的血污,眉头皱了起来,但没有说话。
过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进去的壮汉出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这人穿着藏青色长衫,料子是上好的阴丹士林布,袖口挽着一道白边,脚上穿着千层底布鞋,鞋面一尘不染。他的脸上永远挂着一副和气生财的笑容,圆圆的脸,弯弯的眼睛,看上去像一个慈眉善目的邻家大叔。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张笑脸背后,是翻脸无情的狠辣。他就是谭啸林,共舞台的班主,青帮“通”字辈的大佬,上海滩三教九流都要给三分面子的人物。
“司马老弟。”谭啸林拱了拱手,目光扫过司马焦渡怀里的俞伯通,扫过上官和欧阳明月,笑容不变,“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还带了这么多朋友?”
“谭老板,借一步说话。”
谭啸林看了一眼街上稀疏的行人,点了点头。“进来吧。”他对门口两个壮汉说,“去后面把风。不相干的人,一概不见。”
两个壮汉应了一声,一左一右散开,隐入了门廊两侧的暗影里。司马焦渡抱着俞伯通跨进共舞台的大门。戏院里锣鼓喧天,台上正演到《四郎探母》的《见娘》一折——杨四郎流落番邦十五年,夜探宋营,终于见到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扮演佘太君的老生正唱到“一见娇儿泪满腮”那句,声音苍凉悲切,台下的观众有人抹眼泪。
谭啸林领着他们穿过观众席侧面的过道,没有进后台,而是拐进了一条隐蔽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不起眼的木门,门上挂着“库房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谭啸林掏出钥匙打开门,里面却不是库房,而是一间设施齐全的医疗室——手术台、无影灯、药品柜、消毒柜、甚至有一台x光机。这是青帮的私人诊所,专门处理不能去公立医院的刀伤枪伤。
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正坐在角落里看报纸,看见谭啸林带人进来,立刻站起来。他四十来岁,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指修长干净,像一双外科医生的手——实际上他就是外科医生,姓孙,叫孙仲甫,曾经是仁济医院的外科主任,因为医疗事故被吊销了执照,被谭啸林收留,专门给青帮的人治伤。
“老孙,救人。”谭啸林指了指司马焦渡怀里的俞伯通。
孙仲甫走过来,掀开俞伯通腿上的纱布,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弹片伤,至少两天了。已经感染化脓,再晚半天,这条腿就保不住了。”他抬头看向谭啸林,“谭老板,需要马上手术,取出弹片,清创引流。但老人家失血太多,身体很弱,手术风险不小。”
“做。用最好的药。”谭啸林说完,转向司马焦渡,“司马老弟,你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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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舞台的后台深处,有一间谭啸林的私人茶室。房间不大,但布置得极其讲究——紫檀木的茶几,上面摆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墙上挂着张大千的山水画,画的是黄山云海;角落里有一张红木榻,榻上铺着丝绸被褥,旁边的小几上摆着一盏鎏金烟灯和一杆象牙烟枪。空气里弥漫着上等云南烟土的甜腻香气,和大红袍茶叶的醇厚香味。
谭啸林在茶几旁坐下,用滚水烫了一遍茶具,手法娴熟,动作行云流水。他给司马焦渡斟了一杯茶,茶汤橙黄透亮,香气扑鼻。“武夷山母树的大红袍,一年只产八两。我这儿的,是杜先生托人从重庆带来的。你尝尝。”
司马焦渡没有喝茶。他在谭啸林对面坐下,把口袋里的半枚铜钱掏出来,放在茶几上。铜钱在紫檀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声响,边缘被磨得光滑,铜锈斑驳,中间被掰断的茬口已经不再锋利,但依然严丝合缝地能对上另一半。
“谭老板,上次你说,青帮的规矩,人情比钱值钱。今天我带着铜钱来,求你一件事。”
谭啸林端起茶杯,呷了一口,不紧不慢。“什么事?”
“我的人被青帮的人带走了。一个女人,新四军的军医,叫赫连秋水。昨天傍晚,在闸北宝山路,被一伙穿便衣的持枪带走。目击者说,是青帮的人。”
谭啸林放下茶杯。笑容还在脸上,但眼睛里的温度降了几分。“司马老弟,青帮几千号人,不是我谭某一个说了算。你说是青帮的人带走的,可有证据?是哪一堂、哪一帮、哪一派的人?说清楚了,我才好帮你查。”
“没有证据。只有一个快死的老头的一句话。”
“那就难办了。”谭啸林靠进椅背里,手指在紫檀木扶手上轻轻敲着,“上海滩的青帮,分六大派——杜先生的‘杜门’去了香港,黄金荣的‘黄门’半隐退,张啸林的‘张门’投了日本人,还有‘江北帮’、‘太湖帮’、‘本地帮’,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规矩。如果带走你的人是我谭某的手下,我把人完好无损地还给你。但如果是别的堂口,我说话未必管用。”
“所以我来求你,不是要你直接放人。”司马焦渡盯着谭啸林的眼睛,“是要你帮我查出,是哪一股青帮势力带走了她,他们把她关在哪里,目的是什么。剩下的事,我自己来。”
谭啸林沉默了一会儿。茶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听得见墙上老式挂钟的秒针走动声,和外间隐约传来的锣鼓声——台上已经唱到了《回令》一折,杨四郎回到番营,面对铁镜公主的质问。铁镜公主在唱:“你那里休得要巧言来讲,俺这里明白了你的心肠。”
“我可以帮你查。”谭啸林终于开口了,“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管查出是谁,你不能在我共舞台的地盘上动手,也不能牵连到我谭啸林。青帮的规矩,出卖自己人,是三刀六洞的死罪。我帮你查,已经是坏了规矩。如果你再让我难做——”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明白了。
“成交。”司马焦渡说。
谭啸林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对外面的人吩咐了几句。然后他回到茶几旁,重新给司马焦渡斟了一杯茶。“等消息的工夫,不妨喝杯茶。你身上的伤也不轻,手在发抖,自己没发现吗?”
司马焦渡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确实在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失血和低血糖导致的肌肉震颤。他端起茶杯,一饮而尽。茶很烫,烫得他舌头发麻,但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流进胃里,让他感觉好了一些。
“你上次来,是为了松江码头的事。”谭啸林给自己也斟了一杯,慢慢呷着,“那次你帮新四军运药,我让顾老三给你开了绿灯。后来顾老三跑路了,码头交给了他的妻弟鲁大江。鲁大江是你的人吧?”
司马焦渡没有否认。在谭啸林这种人面前,否认没有意义。
“鲁大江做得不错。松江码头现在是整条运输线上最稳的一环。”谭啸林放下茶杯,“但有人眼红。青帮在松江还有另一股势力,叫慕容烈。此人四十来岁,是本地帮的‘坐地虎’,在松江经营了二十年。顾老三在的时候,两人井水不犯河水。顾老三一走,慕容烈想吃下整个松江码头。他查过鲁大江的底,发现鲁大江三年前在苏北待过大半年,怀疑他被赤化了。”
司马焦渡的心跳漏了一拍。鲁大江确实是地下党员,是司马凌云在顾老三身边埋下的棋子。如果慕容烈查到了确凿证据,鲁大江就危险了。
“慕容烈有没有找过你?”他问。
“找过。”谭啸林的手指在茶杯边缘慢慢画着圈,“他想让我支持他吞掉松江码头。我拒绝了。不是因为顾老三,是因为我看不惯慕容烈的为人——此人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卖。今天能卖鲁大江,明天就能卖我。”
“他会不会对鲁大江动手?”
“暂时不会。他手里没有实锤证据,不敢在青帮内部掀起堂口之争。但他一定在等机会。”谭啸林看着司马焦渡,“我告诉你这些,不是因为我好心。是因为你帮我做过事,我欠你人情。但人情总有还完的一天。你我的路不同,将来也许还会成为对头。所以趁我还愿意帮你的时候,把想问的都问了。”
司马焦渡沉默了一会儿。茶室里的挂钟敲响了七点。外间的锣鼓声停了——戏演完了,观众正在散场。掌声、叫好声、椅子翻动的声响,混成一片嘈杂。
“我想问一个人。”他说。
“谁?”
“欧阳明月。军统的人。你对她了解多少?”
谭啸林笑了。那笑容里有几分玩味。“欧阳烈的女儿。我认识她父亲。欧阳烈活着的时候,是军统上海站的站长,也是青帮的‘门外朋友’——不入青帮的门,但和青帮有交情。他做事的风格,狠,准,绝,但讲规矩。他死后,女儿接了他的衣钵。这丫头比她父亲还狠,但嫩了点。这次长孙弘的事,她做得太急。长孙弘虽然是内鬼,但毕竟是军统的机要秘书。她设局杀他,等于跟军统内部的腐败势力撕破了脸。她在军统的日子,不会好过。”
“你怎么知道长孙弘的事?”
谭啸林端起茶杯,慢悠悠地说:“司马老弟,上海滩这盘棋,谁在下,谁在看,谁在记,分不清楚的。共舞台每天进进出出几百人,有听戏的,有谈生意的,有接头递情报的,有盯梢的。这些人说什么、做什么、见了谁,最后都会传到我耳朵里。这是我在上海滩活了大半辈子的本事。”
他顿了顿,又说:“欧阳明月今天在圣三一堂设局杀长孙弘,公孙寒江的人冲进去搅了局。长孙弘死在了76号的枪下。这件事,76号、军统、特高课,三方都盯着。你现在和欧阳明月绑在一起,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了三方势力的交叉火力点上。”
“我知道。”
“知道就好。”谭啸林放下茶杯,站起来,“你托我查的事,最迟明早给你答复。今晚你和你的朋友就待在共舞台,外面的巡捕房和76号都在找你。共舞台是我的地盘,法国人的巡捕不敢进来搜,76号也要给我三分面子。你在这里是安全的。”
司马焦渡也站起来。“多谢谭老板。”
“不必谢。我说了,这是还人情。”谭啸林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对了。你那个受伤的朋友,孙仲甫会尽力治。但能不能活,看他的命。另外,你带来的那个女人——欧阳明月,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和我当年在欧阳烈眼睛里看到的一模一样。那东西叫‘仇恨’。仇恨能让一个人变得锋利,也能让一个人变得盲目。你自己小心。”
他说完,推门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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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焦渡回到医疗室时,孙仲甫正在给俞伯通做手术。
无影灯下,俞伯通的右腿被固定在一个金属支架上,伤口被切开、扩大,露出里面被弹片撕裂的肌肉组织。孙仲甫戴着橡胶手套,用手术钳在伤口深处探查,寻找弹片的碎片。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旁边一个护士模样的年轻女人不停地用纱布帮他擦拭。
手术台旁边的托盘里,已经放了五六块碎弹片——最大的有指甲盖大小,边缘锋利,沾着暗红色的血块;最小的只有米粒大小,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这些不规则的金属碎片,是从一枚日制九七式手榴弹上崩下来的。那枚手榴弹在俞伯通身边爆炸,弹片撕开了他的大腿肌肉,嵌进了深层组织。如果不是司马焦渡及时把他送来,这些弹片会在他的腿里生锈、化脓、最终要了他的命。
司马焦渡站在医疗室的角落里,看着孙仲甫做手术。他的左手又开始渗血了,纱布已经完全湿透,血顺着手腕滴在地上,形成一小滩暗红色的液体。但他没有坐下,也没有让人帮他处理。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俞伯通身上。
孙仲甫的手术刀在伤口深处轻轻一挑,又一块弹片被取出来,“叮”的一声扔进托盘里。他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暗红色的血水混着碎肉屑从伤口里流出来,流进手术台下面的铁桶里。然后用止血钳夹住几根断裂的小血管,用羊肠线一一结扎。他的动作精准而迅速,完全没有因为这是一间地下诊所而降低标准。
“血压怎么样?”孙仲甫头也不抬地问。
护士看了一眼旁边的血压计——那是从德国进口的机械血压计,橡皮球和气阀都有些老旧了,但还能用。“六十,九十。偏低,但还在安全范围内。”
“准备输血。”孙仲甫说,“老人家血型是o型,万能受血者。检查一下你们几个的血型,谁是o型?”
司马焦渡挽起袖子。“我是。”
孙仲甫看了他一眼。“你手上的伤不轻,自己还在失血。给别人输血,你自己撑得住吗?”
“撑得住。”
孙仲甫不再说话,示意护士准备输血器材。一根粗大的针头扎进司马焦渡左臂肘窝的静脉,暗红色的血液顺着橡皮管流进一个玻璃瓶里。玻璃瓶里预先装了枸橼酸钠溶液,用来防止血液凝固。血液和抗凝剂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奇怪的粉红色,在无影灯下微微摇晃。
输血的过程中,司马焦渡感觉到一阵眩晕。不是心理作用,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反应——他本来就失血,现在又往外抽血,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发出缺氧的警报。他的额头冒出冷汗,视野边缘开始发黑,像有人在他眼前拉上了一层半透明的黑纱。他用右手掐住自己的大腿,指甲陷进肉里,用疼痛对抗眩晕。
“够了。”孙仲甫看了一眼玻璃瓶里的血量——大约四百毫升,“拔针。”
护士拔掉针头,用棉球按住针眼。司马焦渡自己按住棉球,曲起手臂。他的左臂肘窝里又多了一个针眼,和之前清创留下的刀口、玻璃碴划出的伤痕挤在一起,像一块被反复缝补的旧布。
输血后,俞伯通的血压开始回升。孙仲甫继续手术,又取出了两块深藏的弹片,然后用生理盐水和磺胺溶液反复冲洗伤口,最后塞入引流条,逐层缝合。整个手术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当最后一针缝完,剪断缝线的时候,孙仲甫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摘下手套,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
“弹片全部取出来了,感染组织也清除了。但老人家年纪大了,恢复能力差,能不能挺过来,看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如果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发生败血症,命就保住了。至于腿——”他顿了顿,“以后走路会跛,但不会截肢。”
“多谢孙医生。”
孙仲甫摆了摆手,走到水池边洗手。他的背影看上去很疲惫,肩膀塌着,白大褂的后面被汗水浸透了一大片。“不用谢我。要谢谢谭老板。磺胺、麻醉药、手术器械,都是他花钱买的。我只是动动手。”
他洗完手,转过身,看着司马焦渡。“现在轮到你了。把左手伸出来。”
“我没事。”
“你有没有事,我说了算。”孙仲甫走过来,不由分说地拆开司马焦渡左手上的纱布。伤口露出来的时候,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今天刚清过创,又崩开了。里面的新生的肉芽组织全撕裂了。你是不是用这只手抱了重物?”
司马焦渡没有说话。他确实用左手抱了俞伯通,从宝山路一路抱到苏州河边,又抱到共舞台。老人的体重压在左臂上,左手掌的伤口一直被挤压、摩擦,纱布早就被血浸透了。
孙仲甫叹了口气,重新给他清创、缝合。这次他没有问要不要麻药——他知道问了也是白问。他直接用手术针和羊肠线,把裂开的伤口重新缝起来。针尖穿过皮肉的时候,司马焦渡的眉头跳了一下,手指抽搐了一下,但没有出声。孙仲甫缝了七针,比欧阳明月今天缝的还多三针。缝完后,他用绷带把司马焦渡的左手掌缠成了一个白色的拳击手套,厚厚实实,像戴了一只棉花做的拳套。
“三天之内,这只手不能再用力。不能提重物,不能握拳,不能撑地。如果伤口再崩开,里面的组织就会坏死,到时候神仙也救不了你这只手。”孙仲甫收拾好器械,看了司马焦渡一眼,“我知道你不会听。但我还是得说。”
他走出医疗室,留下司马焦渡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左手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像一个白色的茧。无影灯关了,医疗室里只剩下一盏昏黄的壁灯,光线柔和而昏暗。俞伯通躺在手术台上,呼吸平稳,胸口有节奏地起伏着。老人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血色,不再像之前那样惨白如纸。
门被轻轻推开了。欧阳明月走进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碗里是热腾腾的菜粥,粥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旁边搁着几片酱菜。她把碗放在司马焦渡旁边的矮桌上。
“上官大哥让我送来的。他说你在输血,得吃东西补一补。”
司马焦渡看着那碗粥,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饥饿感。从昨晚到现在,他只吃了半个烧饼、半块压缩饼干、和一碗馄饨。身体在失血、消耗、透支,早就空了。他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粥很烫,烫得他舌头都麻了,但他顾不上。荷包蛋的蛋黄还是溏心的,咬破后流出一股浓稠的金黄色液体,混在粥里,咸香鲜烫。酱菜是上海本地的酱瓜,脆生生的,咸中带甜,开胃解腻。
他吃完一整碗粥,放下碗,发现欧阳明月还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壁灯的光映在她脸上,照出她眼底的那团青色阴影,和嘴唇上干裂的皮。她的灶灰伪装已经完全掉了,露出原本的肤色——不是闺秀的雪白,是常年在户外活动晒出的浅蜜色,健康而坚韧。她的颧骨比昨晚看着更高了,不知道是灯光的缘故,还是她也一直没吃东西。
“你呢?吃了吗?”司马焦渡问。
“上官大哥去买了。”欧阳明月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目光落在手术台上的俞伯通身上,“老人家怎么样?”
“孙医生说,挺过二十四小时就没事。腿能保住,但以后走路会跛。”
欧阳明月沉默了一会儿。“他儿子是新四军,牺牲了。他一个人住在闸北,给你们地下党当堡垒户。这次赫连秋水来上海,藏在他家。昨天傍晚,青帮的人冲进去,打伤了他,带走了赫连秋水。”
司马焦渡看着她。“你怎么知道这些?”
“上官大哥查到的。”欧阳明月的声音很平,“你抱着俞伯通过苏州河的时候,上官大哥去了一趟横浜路和虬江路。另外两个需要转移的军统人员——一个叫公孙述,一个叫长孙无忌——都已经被转移走了。不是我们的人转移的,是军统内部的人。有人抢在我们前面,把他们带走了。”
司马焦渡的眉头皱了起来。“谁?”
“不知道。上官大哥找到了他们的藏身处,房间里东西整整齐齐,没有打斗痕迹。他们是有准备地撤离的。但撤离的时间很巧——就在我们去闸北之前几个时辰。”欧阳明月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节奏急促,“有人知道我们要去转移他们。这个人,在军统内部。”
“长孙弘已经死了。”
“所以内鬼不止长孙弘一个。”欧阳明月的声音冷下来,“特高课对军统的渗透,比我想象的更深。公孙述是军统上海站的电讯专家,掌握着军统在华东的所有电台频率和密码。长孙无忌是财务主管,知道军统所有秘密资金账户。这两个人如果落进特高课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你说他们是被‘军统内部的人’转移走的。也许不是内鬼,是保护他们的人。”
“如果是保护,为什么不等我们?我父亲留下的紧急转移程序里明确规定,核心人员转移必须由站长或副站长亲自执行,或者由站长指定的代理人执行。我父亲死后,上海站的站长位置一直空着,由副站长方仲平代理。方仲平是我父亲的旧部,我认识他。但这次转移公孙述和长孙无忌,不是方仲平下的命令。”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今天出发前,刚和方仲平通过电话。”欧阳明月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人能听见,“方仲平说,他根本不知道公孙述和长孙无忌藏身在闸北。他一直以为他们在法租界的安全屋里。”
医疗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挂钟的秒针滴答作响,每一下都像敲在心脏上。
“有人越过代理站长,直接转移了两名核心人员。”司马焦渡缓缓说道,“这个人,要么是军统总部派来的,要么是——”
“要么是特高课安插在军统内部的另一枚棋子。比长孙弘更深、更隐蔽的棋子。”欧阳明月接过话头,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和谭啸林说的一模一样——仇恨。但那仇恨此刻不是燃烧的,是凝结的,像冰封的湖面下涌动的暗流。
“所以现在,你要找的不只是赫连秋水。”司马焦渡说,“还有公孙述和长孙无忌。”
“对。而且我怀疑,这三件事是同一股势力做的。”欧阳明月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共舞台的后巷,昏黄的路灯下,几个流浪汉蜷缩在墙角睡觉。更远处,法租界的霓虹灯还在闪烁,把半边天空映成暧昧的粉红色。“青帮的人带走了赫连秋水,军统内部的人转移了公孙述和长孙无忌。这两拨人,表面上看毫无关联。但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呢?”
“什么目标?”
“切断军统和新四军之间的联系。”欧阳明月转过身,壁灯的光在她脸上投下明暗分明的阴影,“赫连秋水表面上是新四军的军医,实际上她还有一个身份——新四军和军统之间的秘密联络员。她来上海,不只是为了采购药品,还是为了和军统交换情报。这件事,只有军统极少数人知道。公孙述是电讯专家,他掌握着军统和新四军之间的秘密电台频率。长孙无忌是财务主管,他经手过军统拨给新四军的秘密经费。这三个人,构成了军统和新四军之间的秘密合作通道。现在,这三个人同时被人带走。带走他们的人,要的不是他们的命,是他们掌握的秘密。”
司马焦渡的瞳孔收缩了一下。他想起赫连秋水的信——那封写着“柿子树应该还在”的信。信的内容极短,看似只是私人问候。但如果赫连秋水真的是军统和新四军之间的秘密联络员,那封信里会不会藏着某种他不知道的密码?特高课截获了那封信,拍照存档。长孙弘作为军统机要秘书,看到了照片,知道了“柿子树”这个暗语。他用这句话来试探司马焦渡——不是确认司马焦渡和赫连秋水的私人关系,而是确认司马焦渡是否知道这条秘密通道的存在。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赫连秋水的联络员身份的?”司马焦渡问。
“今天下午。方仲平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欧阳明月说,“他说,这是欧阳烈生前布下的最后一条线,代号‘鹊桥’。知道这条线的人,整个军统不超过五个。方仲平是一个。我是一个。公孙述是一个。长孙无忌是一个。还有一个——”她停顿了一下,“是张德胜。”
张德胜。已经牺牲的地下党联络员。他把日军兵力部署情报同时传给了地下党和军统,不仅仅是为了双保险,更是因为他是“鹊桥”的知情人之一。他知道赫连秋水的真实身份,知道国共合作抗日的情报通道。他在牺牲前传出“有内鬼”三个字,不只是警告地下党,也是在警告这条通道上的所有人。
“方仲平还说了什么?”司马焦渡问。
“他说,三天前,张德胜通过秘密渠道给他传了一句话——‘鹊桥已暴露,速断’。”欧阳明月的声音很轻,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方仲平当时以为张德胜是在说军统内部有内鬼,所以他开始秘密排查。他第一个排查的对象,就是长孙弘。他让长孙弘去圣三一堂接头,其实是一个试探——如果长孙弘真的是内鬼,他一定会在接头时暴露。结果,长孙弘还没暴露,76号的人就先冲进来了。”
“所以今天在圣三一堂,从头到尾都是方仲平布的局?”
“是。长孙弘是鱼饵,我是鱼钩,76号是搅局的意外。”欧阳明月的嘴角扯了一下,不知是笑还是嘲讽,“方仲平算计了一切,唯独没算到公孙寒江的人会冲进来。他的局被搅了,长孙弘死了,线索断了。但至少证明了一件事——长孙弘确实是内鬼。他口袋里的那张支票,就是铁证。”
“方仲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内鬼?”
欧阳明月沉默了很长时间。挂钟敲响了九点。外间的戏院已经安静下来了,观众散尽,演员卸妆,杂役打扫。共舞台的一天结束了。但对他们这些人来说,一天才刚刚开始。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最信任的人就是方仲平。他说方仲平‘忠诚、谨慎、靠得住’。但我父亲也说过,干这一行,谁都不能完全信任。包括他自己。”
医疗室的门被敲响了。上官推门进来,手里拎着几个油纸包。纸包里是刚出锅的生煎馒头,底壳煎得金黄酥脆,面皮松软,肉馅里拌着皮冻,咬一口满嘴鲜汤。他把油纸包放在矮桌上,又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个搪瓷茶缸,里面是热腾腾的豆浆。
“巷口那家‘大壶春’买的。”上官说,声音沙哑但平稳,“排了半个时辰的队。”
欧阳明月接过一只生煎,小口小口地咬。她吃东西的样子很斯文,但速度不慢,显然是长期养成的习惯——在任务间隙抓紧时间补充能量,不挑食,不浪费,不因为情绪影响进食。上官也拿起一只,两口一个,腮帮子鼓起来,像一只沉默的仓鼠。他吃生煎的方式极其高效——先咬开一个小口,吹两下,吸出汤汁,然后整个塞进嘴里,咀嚼七八下,咽下去。整个过程不超过十五秒。
司马焦渡也拿起一只。滚烫的汤汁在嘴里炸开,鲜得他差点咬到舌头。猪肉和皮冻的比例恰到好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面皮发酵得刚好,蓬松柔软,底壳煎得焦脆,咬下去“咔嚓”一声。他三口吃完一只,又拿起第二只。三个人默默地吃着,医疗室里只有咀嚼声和挂钟的滴答声。
吃到第四只的时候,司马焦渡停了下来。他想起张德胜。张德胜生前最喜欢吃生煎,每次接头后,两人都会去善钟路那家老字号生煎店,要两客生煎、两碗牛肉粉丝汤。张德胜吃生煎的方式很特别——他不用筷子,直接用手抓,拇指和食指捏住生煎的皱褶处,像捏着一朵花。他说这样吃才香,筷子夹会破坏生煎的形状。张德胜死了。以后再也吃不到他用手抓生煎的样子了。
他把剩下的半只生煎放下,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豆浆。豆浆很烫,豆香浓郁,没有加糖,是原味的。原味豆浆有一种淡淡的豆腥气,初喝不习惯,喝多了反而觉得香甜。
门又被敲响了。这次进来的是谭啸林。
他的脸色不太好看。那张永远挂着和气生财笑容的脸,此刻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微妙的阴沉。他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查到了。”他说。
三个人都放下了手里的食物。
“带走赫连秋水的人,不是本地帮的慕容烈,也不是投靠日本人的张门。”谭啸林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屋内四个人能听见,“是杜门的人。”
“杜门?”欧阳明月皱眉,“杜月笙的人?杜先生不是去了香港吗?”
“杜先生是去了香港,但杜门在上海的势力还在。他走之前,把上海的事交给了三个人打理。其中一个,叫公孙寒江。”
医疗室里的温度仿佛骤降了十度。
公孙寒江。76号行动队队长。脸上有一条刀疤的疤脸阎王。昨天晚上在虹口暗巷里拿枪指着司马焦渡的人。今天派钱三多冲进圣三一堂搅局的人。他竟然是杜门的人。
“公孙寒江在加入76号之前,是杜月笙手下的‘小八股党’成员,给杜先生当过三年贴身保镖。他脸上那条刀疤,是替杜先生挡刀留下的。”谭啸林的手指在桌面上反复敲着,节奏越来越快,“杜先生去香港后,公孙寒江表面上脱离了青帮,加入了76号。但暗地里,他仍然是杜门在上海的暗桩之一。这件事,整个上海滩知道的人不超过五个。我是其中一个。”
“他为什么要抓赫连秋水?杜门和新四军有仇?”欧阳明月问。
“没有仇。相反,杜先生在香港,暗地里一直在给重庆和延安提供情报和资金。他是两边下注,给自己留后路。”谭啸林顿了顿,“公孙寒江抓赫连秋水,不是为了杜门。是为了他自己。或者说,是为了他背后的另一个人。”
“谁?”
“影佐祯昭。特高课上海机关长,外号‘影魔’。”谭啸林的手指停了,“公孙寒江是影佐祯昭安插在杜门的卧底。影佐让他加入76号,表面上替汪伪做事,实际上是为特高课收集杜门和重庆、延安之间的秘密联系渠道。赫连秋水是‘鹊桥’的联络员,公孙述和长孙无忌是‘鹊桥’的电讯和财务节点。公孙寒江抓他们,是要从他们嘴里挖出整条‘鹊桥’的联络方式、电台频率、密码本、资金账户。一旦这些东西落到特高课手里,军统和新四军之间的秘密合作通道就会彻底暴露。到时候,影佐祯昭就可以一网打尽。”
医疗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挂钟的秒针滴答声此刻显得格外刺耳,每一下都像倒计时。
“公孙寒江现在在哪?”司马焦渡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可怕。
“虹口。樱花馆。”谭啸林说,“今晚,影佐祯昭在樱花馆设宴,招待第九师团的参谋军官。公孙寒江作陪。赫连秋水、公孙述、长孙无忌,很可能被关在樱花馆的某个地方。”
“樱花馆。”司马焦渡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他想起昨晚从共舞台取出的那份日军情报——情报上标注的信息来源,大部分来自“樱花馆”。那是虹口一家日本酒肆,表面上是日本商人寻欢作乐的地方,实际上是特高课的秘密据点。影佐祯昭经常在那里招待日军军官,在艺伎的歌舞和清酒的醇香中,完成情报交易和秘密指令的传达。
“你要去樱花馆?”欧阳明月看着他。
“赫连秋水在那里。”
“樱花馆是特高课的地盘。影佐祯昭今晚在那里宴客,警戒至少是平时的三倍。你一个人进去,等于送死。”
“我没说一个人去。”司马焦渡站起来,缠着厚厚绷带的左手垂在身侧,像一个白色的拳击手套。他看向上官,“上官大哥,你的日语怎么样?”
上官沉默了一瞬。“在东京待过五年。能说,能听,口音是江户腔。”
“好。你扮我的跟班。”司马焦渡又看向欧阳明月,“你扮艺伎。樱花馆的艺伎,周旋于日本军官之间,是最好的情报收集者。你会弹三味线吗?”
“会一点。我母亲是日本人。”欧阳明月的声音很轻。
司马焦渡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欧阳明月也有日本血统。
“我母亲是长崎人,艺伎出身。”欧阳明月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我父亲欧阳烈在长崎读军校时认识了她。后来父亲回国,母亲跟着来了中国。我小时候,她教过我弹三味线,唱长崎的小调。后来她病死了,葬在上海。”
医疗室里又安静了。窗外的霓虹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欧阳明月脸上投下一道细长的粉红色光斑,像一道没有愈合的伤疤。
“那就这么定了。”司马焦渡转向谭啸林,“谭老板,我需要三套衣服——一套日本商人的西装,一套跟班的短打,一套艺伎的和服。还需要一辆车,送我们去虹口。”
谭啸林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对外面的人吩咐了几句。回来时,他手里多了一串钥匙。
“车在后巷。黑色的别克,挂的是日本商社的牌照,过关卡不会被拦。”他把钥匙放在桌上,“衣服一刻钟后送到。樱花馆今晚的宴会戌时开始,亥时结束。你们只有一个时辰的窗口。”
“够了。”
谭啸林走到司马焦渡面前,盯着他的眼睛。“司马老弟,我最后提醒你一件事。公孙寒江是杜门的人,也是影佐的人。他知道‘夜鹰’的存在,但不知道‘夜鹰’就是你。你今晚去樱花馆,一旦暴露身份,影佐祯昭会像狼一样咬住你的喉咙,再也不会松开。你想好了。”
“我想好了。”
谭啸林不再说话。他转身走出医疗室,背影在昏暗的走廊里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拐角处。
一刻钟后,三套衣服送来了。司马焦渡换上了那套日本商人的西装——深灰色精纺毛料,三粒扣,戗驳领,衬衫是白色的,领口浆洗得笔挺。他对着镜子把头发向后梳,抹上头油,戴上金丝眼镜。镜子里的人完全变了一个样——不再是那个满身机油的穷修理工,而是一个精明干练的日本商社职员。他的左手虽然缠着绷带,但西装袖子宽大,正好遮住了绷带,只露出几根手指尖。
上官换上了跟班的短打——深蓝色棉布褂子,黑色绑腿,布鞋。他把毛瑟c96拆成零件,分别藏在身上几个不同的位置,手法娴熟得像在拆装玩具。他的右手缺了三根手指,但拆装枪械的速度比正常人还快。
欧阳明月换上了艺伎的和服。那是一件月白色底子、绣着红色枫叶的访问着,腰带是金线织锦的丸带,在背后系成太鼓结。她把头发盘起来,插上一支玳瑁簪子,脸上扑了厚厚的白粉,嘴唇涂成殷红的一点。镜子里的女人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她从带来的包袱里取出一把三味线,抱在怀里,手指在琴弦上轻轻一拨——一声清越的琴音,像深秋的雨滴落在石阶上。
“走吧。”司马焦渡说。
三人从共舞台的后门离开。后巷里,一辆黑色别克轿车静静地停在路灯下。车身上挂着日本商社的牌照,挡风玻璃上贴着特高课签发的通行证。谭啸林安排的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穿着司机制服,帽檐压得很低。他看见三人上车,什么也没问,发动引擎,驶出了巷子。
别克车穿过法租界的繁华街道,穿过公共租界的霓虹灯海,驶上了通往虹口的外白渡桥。桥下的苏州河在夜色里静静流淌,河面上倒映着两岸的灯光,像撒了一河碎金。桥的北端是虹口日租界,日本太阳旗在路灯杆上飘扬,街头的招牌从中文变成了日文——料亭、药局、吴服店、写真馆。路上的行人里多了许多穿和服的日本侨民,穿西装打领带的日本商社职员,穿军装的日本军官。空气里弥漫着日本料理的酱油味、烤鳗鱼的焦香、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国气息。
司马焦渡坐在后座,看着窗外闪过的街景。虹口是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父亲在虹口开过一家诊所,给日本侨民和中国百姓看病。母亲在诊所后面的小院子里种了一棵柿子树。昭和六年的秋天,柿子红了,母亲摘下来晒成柿饼。那是他记忆里最后一个完整的秋天。后来父亲回国,母亲病死在东京,柿子树被新房东砍掉了。
现在他又回到了虹口。不是以医生的儿子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抗日分子的身份。以“焦先生”的身份。
樱花馆到了。
它坐落在虹口公园附近一条幽静的街道上,是一栋两层楼的日式建筑,白墙黑瓦,飞檐斗拱,门口挂着两盏白色的纸灯笼,灯笼上画着樱花的图案。院子里种着几株樱花树,花期已过,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灯笼光里投下交错的影子。门口的停车场里停着几辆黑色轿车,其中一辆是挂着日军牌照的军用车辆,挡风玻璃上贴着第九师团的通行证。
别克车在樱花馆门口停下。司机下车,拉开后座车门。司马焦渡整了整领带,下车。他的心跳得很快,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身后,上官低着头,亦步亦趋,像一个真正的跟班。欧阳明月抱着三味线,垂着眼帘,小碎步跟在最后。
樱花馆的玄关处,一个穿黑色和服的女将迎上来,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
司马焦渡用纯正的东京口音回答:“三菱商社の铃木と申します。影佐様の宴席に招かれまして。(我是三菱商社的铃木。应影佐先生的邀请前来赴宴。)”
女将的眼睛亮了一下。三菱商社是虹口最大的日本商社之一,影佐祯昭的座上宾。她没有怀疑,再次鞠躬,领着三人穿过玄关,走过一条铺着榻榻米的走廊。走廊两侧是和室,纸拉门后面传出三味线的琴声、男人的笑声、和艺伎尖细的歌声。空气里弥漫着清酒的醇香、烤鱼的焦香、和女人身上的脂粉香。
女将在一扇绘有金色菊花的纸拉门前停下,跪下来,轻轻拉开门。“影佐様、三菱商社の铃木様がお见えになりました。(影佐先生,三菱商社的铃木先生来了。)”
和室内,一场宴会正在进行。
房间很大,铺着崭新的榻榻米,正面的床之间挂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富士山和樱花。长条形的矮桌两侧,坐着七八个穿军装的日本军官,肩章上的星星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们身边,每个军官都陪着一个穿艳丽和服的艺伎,艺伎们有的在倒酒,有的在弹三味线,有的在用扇子掩着嘴笑。
矮桌的主位上,坐着一个穿和服的中年男人。他大约五十岁,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戴着金丝眼镜,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看上去像一个儒雅的大学教授,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特高课上海机关长,外号“影魔”的影佐祯昭。
影佐祯昭身边,坐着一个脸上有一条刀疤的男人。他穿着黑色西装,没有打领带,领口敞开,露出脖子上一条蜈蚣似的旧伤疤。他正在给影佐祯昭倒酒,动作恭敬而熟练。是公孙寒江。
纸拉门打开的那一刻,公孙寒江抬起头,目光和司马焦渡的目光在空中相遇。
司马焦渡的心脏停跳了一拍。
公孙寒江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秒,两秒,三秒。然后那条刀疤扭动了一下——公孙寒江笑了。
“铃木さん。”他放下酒壶,站起来,朝司马焦渡伸出手,“久しぶりですね。(铃木先生,好久不见。)”
他的手握住了司马焦渡缠着绷带的左手。力度不大,但很稳。他的拇指恰好按在司马焦渡手掌伤口的位置,隔着绷带,轻轻压了一下。
一股剧痛从伤口传遍整条手臂。司马焦渡的额头渗出了冷汗,但他的脸上依然保持着日本商人应有的、礼貌而谦逊的微笑。
“お久しぶりです、公孙さん。(好久不见,公孙先生。)”他用纯正的东京口音回答,语气平淡,像在跟一个老朋友寒暄。
影佐祯昭放下酒杯,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幕。
“铃木さん、こちらへ。(铃木先生,这边请。)”他拍了拍自己身边的座位。
司马焦渡脱掉皮鞋,踩上榻榻米,走向那个座位。他的背挺得笔直,脚步稳当,缠着绷带的左手自然垂在身侧,像那只手从来没有受过伤。
他身后的纸拉门缓缓合上。和室里的三味线琴声再次响起,艺伎尖细的歌声唱起了京都的古老小调。
樱花馆的赌局,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