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九月份，王简接到作家协会的邀请，邀请他成为作协的作家，介绍人是周老。
信封上印着“中国作家协会”的红色抬头，信纸是带红格的公文笺，毛笔小楷工工整整——王简同志，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研究决定，吸收您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请于九月十日上午九时到作协参加入会仪式。
落款盖着作协的公章，红印泥，宋体。
王简把信看了两遍。二十二岁，他在心里把这个数过了一遍。一九八零年，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
入会仪式在沙滩北街作协小楼里举行。灰砖小楼，民国时期的建筑，门前的槐树比楼还高，叶子刚开始泛黄，被风一吹哗啦啦响。
王简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停了七八辆自行车，他锁好车走进去，门厅是老式拼花地砖，黑白相间，白色的地方被踩了几十年磨出了灰底。
会议室在二楼，推开门，长桌铺着绿色台呢，围坐十几个人。
有人头发花白，有人戴着老花镜在翻材料，桌上摆着白瓷茶杯，杯沿印一圈蓝边，茶水的热气袅袅地升。
阳光从高窗照进来，光柱里有细细的灰尘慢慢飘。
王简看见李老坐在长桌靠里的位置，端着搪瓷缸子，见他进来用缸子盖儿指了指身边的空座。
王简刚坐下，对面的目光就过来了——有打量，有好奇，也有不加掩饰的掂量。
坐在长桌一端的是周老，比照片上老了些，头发全白了往后梳，露出宽大的额头，脸上有褐色的老人斑，可那双眼睛不像老人，清亮清亮的。
穿一件灰布中山装，领口扣得严实，袖口磨得发毛。面前放着一本《人民文学》，翻到《活着》那一页，页边上密密麻麻批着红字。
入会仪式很简单。作协一位副秘书长主持，念了章程，然后请周老讲话。
周老把《收获》合上抬起头。“今年我们吸收了十二位新会员，王简同志是其中之一。
二十二岁。”
会议室里的空气动了动。有人交头接耳，坐在周老旁边一个瘦高个中年人把老花镜摘下来擦，擦了好几遍，动作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刻意。
“《血色浪漫》和《活着》两部作品，证明了一件事。”周老把《收获》拿起来，“年龄和阅历有关，但年龄和才华无关，阅历可以靠时间堆积，才华不能。
王简同志的才华，在座各位都看到了，我同意吸收王简同志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掌声不整齐，但结实。李老拍得最响，搪瓷缸子都搁下了两只手一起拍。
掌声落下去，那个擦老花镜的瘦高个中年人开口了。
“周老，我说两句。”他把老花镜重新戴上，“王简同志的作品我看过，《活着》确实写得不错，有庆死那段我也被触动了。可是——”他顿了顿，目光越过桌面落在王简身上，“二十二岁，写福贵这样的人物，写一代人的苦难，是不是早了点？阅历不够靠想象补，补出来的东西当时看着感人，过上十年八年再看，可能就薄了。”
会议室安静下来。李老的搪瓷缸子停在半空。
王简把面前的白瓷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茉莉花茶，跟母亲喝的劳保茶一个味儿。
他把茶杯放下，看着那个瘦高个中年人。
“您说得对。二十二岁写一代人的苦难，确实早了点。”
他把茶杯往前推了半寸，手指离开杯沿搁在桌面上，“可福贵的苦难不是我想象出来的——福贵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的影子。”
阳光从高窗照进来落在他搁在桌面上的手指上。
他从内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的信纸展开铺在桌面上。铅笔字淡淡的——“王简：有庆死的时候我哭了。
我弟弟也叫有庆，七六年走的，十八岁。谢谢你记得他。”落款就一个字，刘。
会议室里一丝声音都没了。
“您说的薄，我明白。”王简把信纸折好放回内兜，“可如果十年后有人读《活着》觉得薄了，那不是因为二十二岁的人写得薄，是因为二十二岁的人替六十八岁的福贵、替十八岁的有庆、替二十一岁的凤霞说了话。他们的命不薄。”
周老把老花镜摘下来看着王简，李老的手指在缸子盖儿上轻轻敲着。
瘦高个中年人双手搁在桌面上，不擦了。
周老把老花镜重新戴上，翻到面前《人民文学》的某一页。“刚才老钱说的，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王简的回答，我想在座各位都听清楚了。”他把《收获》合上，手掌压在封面上，“中国作家协会，要的就是这种声音。”
掌声再次响起来，这次不整齐但更结实，瘦高个中年人老钱也鼓掌了，拍得不重，可他拍了。
仪式结束后人走完了，会议室里只剩周老和王简两个人。
阳光从高窗斜照进来，在绿色台呢上画出一道明亮的光带。“那个凤霞，是真的？”
王简从内兜里把那张照片拿出来——黑白照片，花边，槐树底下，麻花辫白头绳，碎花褂子，笑着。
周老把照片接过去看了很久。“她的信你也回了？”
“回了。”
周老把照片还给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几片黄叶从枝头脱落打着旋落下去。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一个人，是我的老师，三七年死的，二十八岁，写完了不敢给人看，怕写得薄。”他转过身，“你比我强。你二十二岁就知道——替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的薄厚不重要。”
周老伸出手，手掌干瘦但有劲儿。
王简握住了。
从作协小楼出来，九月的阳光劈头盖脸砸下来。
槐树叶子铺了一地金黄金黄的，王简站在门口台阶上从内兜里掏出那张照片又看了一眼——凤霞在槐树底下笑着。
她的名字现在刻在中国文学的名册上，和她的弟弟有庆一起，和福贵、家珍、二喜、苦根一起，和所有那些在信纸上写过“谢谢你记得他”的人一起。
他把照片放回内兜，推车走出作协院子。
门口槐树又落下一片叶子，打着旋落在他车把上。
他没拂掉，跨上车往筒子楼的方向蹬。风从耳旁过，褂子下摆被吹起来，内兜里照片的边缘硌着胸口，硬硬的。
二十二岁，最年轻的作协会员，不是因为他写得好，是因为福贵、凤霞、有庆他们活在他的书里，而他替他们说了话。
回到筒子楼天已经擦黑了，走廊里飘着各家饭菜香。王简推开门，方桌上搁着一张《人民日报》。王建国还没回来，王小雨在上铺翻课本，李秀英在灶台边下面条。
“过了？”李秀英问。
王简把作协会员证从兜里掏出来。
红色塑料皮，印着“中国作家协会”六个烫金小字，翻开是他的一寸照片和会员编号。
李秀英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接过去，翻开看了会儿，没说话，合上还给他，转身接着下面条。
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泡，水汽升起来把她的脸罩住了。
王简把会员证放到方桌上，王小雨从上铺爬下来拿起来翻开看。
“哥，这是你？”
“是我。”她把会员证合上又翻开，翻开又合上，手在上面摸索了好久，像是看什么宝贝一样。
“这个能带进学校不？”
“带进去干啥？”
“给我们语文老师看看。”
王简哭笑不得，王小雨现在实打实的一名耀哥狂魔，天天在同学和老师面前炫耀自己的哥哥，甚至写作文都是《我的作家哥哥》。
李秀英从灶台边转过身。“小雨，把碗筷摆上。今儿多下了一把面。”王简在方桌边坐下来。
窗外路灯亮了，橘黄的光从玻璃透进来落在红色塑料皮的会员证上，“中国作家协会”六个烫金小字亮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