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长沙,已经热得有些坐不住人了。
长沙正式成了湖南的临时省会。这消息一传开,城里城外便多了几分忙乱。衙署要修整,官吏要安排,赋税要重定,流民要安置,一桩桩一件件,全压在军务和民政的分界线上。周安把军务这一头管得井井有条,民政的事却交给了一个新来的人——谭伯衡。
谭伯衡是赵渡从江西调来的。此人长沙本地人,举人出身,早年在清廷的湖南布政司做过经历,管过钱粮文案,对地方的民情、赋税的底账,可以说烂熟于心。这样的人,正是眼下湖南最缺的。赵渡在江西办政务办出了名堂,李刚便让他把这套班子往湖南搬,谭伯衡便是其中最先到的一批。
到任的事,是李刚亲自定的。长沙既为省会,民政便不能由军中兼管,须得有个专司其责的人。谭伯衡资历、籍贯、本事都合适,李刚便一纸任命下去,授他湖南政务总办,总揽全省民政。这不是升任——谭伯衡此前并无实缺,谈不上升降——而是一次任命,把他从江西的班子派到了湖南的省会。
谭伯衡到长沙那天,没摆什么排场。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带了两个书办、一个账房,坐着一辆骡车进了城。周安亲自到城门口迎他,两人见礼之后,也没多寒暄,径直去了临时辟出来的政务总办衙署。谭伯衡进门先看的是账本,不是座椅。他把带来的书办安顿好,自己搬了把椅子坐在案前,把长沙府现有的户籍、田亩、赋税底册一册册摊开,就着窗外的天光,一页一页翻了起来。
这一翻,便翻到了深夜。周安派人送来的饭食,他吃了几口便搁下,眼睛始终没离开账册。旁边的人劝他歇一歇,他摆了摆手,说:账不清,事就办不明白。如今这湖南的底子薄,错一笔,百姓就要多受一层苦。
谭伯衡在账册里看出的问题,比旁人想的多。清廷在湖南征了多年的苛捐杂税,名目繁杂,有田赋、有丁银、有火耗、有杂办,一层叠一层,百姓交的常常比朝廷定的多出两三成。有些县份的田亩数早被豪强瞒报,赋税却摊在中小农户头上,日子久了,民怨自然深重。谭伯衡一边看,一边拿笔在纸上记,哪些是当务之急,哪些可以缓办,一件件排了次序。
第二日一早,他把拟好的章程呈给周安,又由周安转报武昌。章程里是三桩要务:减赋、清田、设义仓。周安看完,没多话,只批了两个字。
减赋这一桩,沿的是江西的先例。谭伯衡定的数目是:湖南境内的赋税,比清廷原额低两成。这不是小数字,湖南田地多,一成便是几十万石粮。可谭伯衡心里有数,若不减赋,百姓刚归顺过来,看见赋税还同清廷时一样重,难免心寒;减了两成,看着朝廷少了进项,实则换来了地方的安稳,往后田亩理清了、户口实了,收上来的反倒更多。这个道理,李刚在江西早就试过,行之有效,如今原样搬到湖南,并不冒失。
减赋的告示贴出去那天,长沙城门口围了一圈人。百姓们起初不敢信,站在告示前念了一遍又一遍,有人还拽着念书的秀才问真假。待确认真减了两成,人群中便有了低低的议论声,几分惊讶,几分将信将疑,也有几分如释重负。一个老农蹲在告示前,掐着指头算了半天自家那几亩地的账,末了叹了口气,说:若是真能少缴,今年这庄稼便有盼头了。
这样的议论,不只城门口有,几条街巷里都有。湖南被清廷征了多年的重赋,百姓的日子早就紧巴巴,如今冷不丁减了两成,人人心里都打起了小算盘——有的盘算着今年能多存几斗粮,有的盘算着给娃添件新衣,也有那心思活络的,已经开始琢磨着开春多垦几亩荒地。谭伯衡听了这些议论,心里有数:减赋这桩事,百姓信不信,不在告示上写了什么,在往后是不是真按这个数收。所以他立下一条死规矩——各府州县收赋,一律按新额,多收一文,主事的官便要担责。这规矩一立,底下的人便不敢再手脚不干净。
清田这一桩,是个慢功夫,谭伯衡先把长沙、衡州、岳州三府列为先行,派了书办、佐杂下乡,一里一里地丈量,一户一户地核对。湖南的田亩册子多年没动过,田埂弯弯曲曲,水田旱地交错,量起来极费功夫。有的田藏在山坳里,路都不好走,书办们踩着泥水里里外外地跑,鞋磨破了,脚上起了泡,也只好忍着。谭伯衡让人给他们发了双份的鞋袜,又让各县供给饭食,不许摊派百姓。书办们见上头办事公道,心里便也服帖,量起田来不敢含糊。
丈量出来的数目,比旧册上多了不少。岳州一处乡里,旧册上记着八百亩,实量下来竟有一千二百亩,多出来的四百亩,都是豪强占了没报的。清田办到衡州的时候,那户姓周的乡绅,名下瞒了三百多亩田,书办一量便量了出来。周家的人堵在县衙门口,说是丈量错了,要谭伯衡给个说法。谭伯衡也不慌,让人把旧契、邻里证词、实地丈量的数目一并摊在公堂上,一条一条对给周家的人听。数目对不上,周家的人便没了话说,只好低头认了。这一件事传开,其余的豪强便知道这位新来的政务总办是个不好糊弄的,瞒报的事便收敛了几分。谭伯衡办案讲究法度:凡有争议的,先查旧契,再问邻里,最后才上告到府里裁断,不轻易抓人,也不轻易定论。豪强占地多、报得少,把赋税转嫁给小户,清田便是要把这些瞒报的田亩挖出来,重新定赋,得罪人的事,他心里清楚,所以处置起来格外讲证据,让被问到的豪强无话可说。
设义仓这一桩,办得最得人心。谭伯衡的办法是:义仓的银钱从商税里拨,一不动军费,二不摊派百姓。湖南这几月的战事刚过,粮价起伏大,若遇上天灾,百姓便要挨饿。义仓便是为这准备的——丰年收粮存进去,灾年开仓放出来,平抑粮价,周济贫民。他把长沙、岳州、衡州几处大城先立了义仓,派了专人管账,又定了规矩:凡动用义仓的粮,须由府里和商户共同签字,不得私自挪用。
义仓刚立起来那几日,便赶上长沙城外一处村庄遭了水患,庄稼泡了汤。谭伯衡当即开仓放粮,救了一村的人。那村的百姓扶老携幼到城里磕头,谭伯衡只让人把他们劝回去,说:仓里的粮是大家的,急难之时自然该用。这一回,长沙城里的士绅算是亲眼见了义仓的好处,原先还犹豫的,这回也肯出力了。
湖南的士绅,这一回比江西还配合,缘故有两个。其一,清军在湖南这些年征的苛捐杂税实在太重,民怨积得深,如今换了湖北军,减赋两成,又设义仓,士绅们心里有数,这是比清廷强;其二,长沙兵变那回,乱兵抢粮烧屋,士绅们的家产差点遭了殃,他们亲眼见着湖北军纪律严明,弹压得快,心里那点侥幸便散了。这两桩加在一起,士绅们便安分了许多,遇事也肯配合。
谭伯衡深知这一点,便先把心思花在几个有头有脸的人身上。长沙城里有位姓欧阳的老绅士,是本地数得着的富户,早年在京城做过小官,见识广,说话也管用。谭伯衡刚到长沙那几日,便亲自登门拜访。欧阳先生见他来意诚恳,先还端着,听谭伯衡把减赋、清田、义仓的章程一条条讲完,又道:如今章程定了,该纳的纳,该捐的捐,账目日后都公之于众,绝不含糊。欧阳先生这才缓缓开口:清廷那一套,早该换了。如今既有实惠,又有章法,老朽自当尽力。说罢,他主动把自家名下的一处闲田报了出来,愿意按新额纳赋。谭伯衡起身作揖,谢了他的开明。
这一桩传开,其余的士绅便坐不住了。谭伯衡趁热打铁,把士绅们请来议事,茶水自备,话却说得实在。当场便有十余人认捐义仓粮,有的捐了几十石,有的捐了上百石。谭伯衡让人一一记下,当面道了谢。有了欧阳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带头,其余人便顺着台阶下了,清田、义仓的事一下子顺畅了许多。
湖南的政务体系,便这样一点点铺开。长沙设了政务总办,谭伯衡总揽全省民政;各府设协办,协助总办办事;那些降官的处置,也定了规矩——凡愿意留任的,一概留用,却要加派一个副手,一正一副,互相牵制,也互相补足。这法子是李刚定的,既用了降官熟门熟路的好处,又防着他们旧情难忘、暗通清廷。几处府县试下来,倒也稳妥。
五月下旬,谭伯衡把湖南的情形写成了一份长长的文书,连同清田的进度、义仓的账目、赋税的收纳,一并发往武昌。文书里写得恳切:湖南初定,百废待兴,如今政务体系已具雏形,只要赋税、田亩、仓廒三桩事稳步推进,假以时日,湖南必能成为湖北、江西之后的第三个稳定省份。
李刚收到文书,看了许久,只批了一句:按部就班,务求实效。这八个字,便是给谭伯衡最大的支持。
长沙城里,政务总办的灯火常常亮到半夜。谭伯衡伏在案上,一笔一笔核着账,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他也顾不上擦。窗外的蝉鸣一阵紧似一阵,衬得屋里格外安静。他知道,自己做的这些事,不如战场上那般轰轰烈烈,却是一件件压在百姓日子上的实在功夫。湖南的安稳,不在一仗两仗,便在这些账册、田亩、仓廒里头。
五月底的一天,欧阳先生又来了,这次不是议事,是带着几个人来认捐第二笔义仓粮。谭伯衡把他让进屋里,让人端上茶。欧阳先生坐下,先问了一句:谭大人,实话说,往后这赋税,当真就按新额收?
谭伯衡抬起头,目光平静,却很笃定:上面的规矩定了,我就按规矩办。多收一文,我担责。
欧阳先生点点头,没再说话,起身在认捐的册子上按了手印。谭伯衡送他到门口,回头把那册子翻开又看了一遍,才把笔搁下。
周师爷,他把一旁的幕僚唤过来,明日开仓,按前日议定的数目放。账目逐笔登册,月底一并报武昌。
还有,谭伯衡顿了顿,衡州周家那桩田亩的事,派人再去复核一遍。若是查实,便按新额征,一厘也不得多收。若是误查,咱们也得给人一个说法。
幕僚应了一声,捧着账册退了出去。谭伯衡重新坐下,把灯拨亮了些。长沙的夜,渐渐静了,巡更的梆子声从街那头传来,一响,又一响,沉沉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