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墙不仅隔绝了政令的下达，也开始侵蚀团队内部的凝聚力。那种无处不在的阻滞感，像潮湿的空气，慢慢渗透，让最坚定的心也开始生出锈迹。
压力首先显现在赵劲松身上。他分管的城建、交通领域，是资金和审批的重灾区。好几个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项目，因为“需要与生态科技走廊规划对接”或“资金需优先保障战略项目”的理由，被无限期搁置。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换来的却总是客气的推诿和无奈的拖延。
一天傍晚，他来到我办公室，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沮丧。
“市长，南城那片老旧小区改造，老百姓眼巴巴盼了三年，方案、资金原本都落实了，现在规划局一句话‘可能影响未来走廊景观视线’，就给否了。我去找他们理论，人家客客气气拿出图纸，说得头头是道，我……我他妈的都快成不顾大局、破坏规划的罪人了！”他难得地爆了粗口，一拳砸在沙发扶手上，随即又颓然垂下。
我给他倒了杯水，没有说话。我知道，他需要的不是道理，而是一个宣泄的出口。
“还有跨江大桥的维修加固，明明已经鉴定为危桥，必须尽快施工。财政那边却说资金紧张，要等生态科技走廊的专项债发行后才能统筹安排。等？那桥能等吗？出了事谁负责？！”他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嘶哑，“市长，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怎么就那么难？现在下面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觉得我赵劲松不行了，说话不顶用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困惑，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怀疑：“市长，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走错了路？是不是应该像他们说的，先集中精力把韩书记的那个走廊搞起来？”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办公室里沉闷的空气。连赵劲松这样一直紧跟我的核心成员，都开始产生了动摇，可见韩志军营造的“大势”压力有多大。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走到窗边，指着楼下灯火通明的街道：“劲松，你看下面。那些亮着灯的工厂车间，里面是还在加班赶订单的工人；那些跑在路上的货车，装载着天州制造的产品运往全国各地；那些亮着万家灯火的小区，里面有多少家庭是靠着我们口中的‘传统产业’在吃饭、供孩子上学？”
我转过身，目光沉静地看着他：“韩志军可以画一个很美的饼，说那是未来。但我们不能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就丢掉了现在手里端着的饭碗。天州的根基，不在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概念里，就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工厂、企业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身上。如果我们都放弃了，谁来做这些‘不性感’但却至关重要的事？”
赵劲松怔怔地看着我，激动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眼神重新变得清明。
“我明白，市长。”他深吸一口气，“是我想岔了。只是……只是这口气，憋得难受。”
“难受就对了。”我走回座位，“这说明我们还在挣扎，还没有麻木，更没有屈服。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他们用拖延战术，就是想让我们自己先乱起来，失去耐心和方寸。我们不能上当。”
我拿起桌上那份被搁置的危桥维修报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份报告，我明天直接带到书记办公会上。他可以用资源卡我们，但不能拿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儿戏。这件事，没有退路。”
赵劲松看着我坚定的动作，挺直了腰板：“市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送走赵劲松，我并没有感到轻松。安抚了一个赵劲松，但团队里其他人的心思呢？那些中层干部，那些具体办事的人员，在持续的压力和“大势”所趋之下，还能坚持多久？
动摇的不仅仅是赵劲松的个人信心，更是我们这支队伍的战斗基石。韩志军不需要直接攻击我，他只需要让跟随我的人感到前途渺茫、事倍功半，我的阵营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我必须尽快找到一个突破口，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哪怕只是一个小胜，也能重新凝聚正在涣散的人心。否则，不等韩志军发动总攻，我们自己就会在这无形的消耗战中溃败。
夜色渐深，我拿起笔，开始重新审视周海送来的那份关于生态科技走廊的初步调查报告。或许，答案就藏在对手那看似无懈可击的推进速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