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颗投入深潭的石子，似乎真的泛起了微澜。
两天后，我照例去巡视组综合小组送文件。组长老王签收时，状似无意地提了一句：“林秘书，你们报送的那份第三方评估报告有点意思，角度比较客观。”
我心里咯噔一下，面上不动声色：“是发改委那边提供的背景资料，我们觉得有助于全面了解情况，就一并附上了。”
老王“嗯”了一声，没再继续这个话题，但那双锐利的眼睛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仿佛想捕捉到什么。我知道，他可能已经起了疑心，至少，他开始关注青州开发区那些被主流汇报忽略的“另一面”了。
与此同时，巡视组的工作节奏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青州市干部的谈话明显增多，而且不再局限于主要领导，开始扩展到分管经济的副市长、开发区管委会的中层干部，甚至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这种下沉和扩散式的谈话，往往能挖出更多隐藏在官方辞令下的真实细节。
赵志明显然也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显得有些焦躁。一次处内小会上，他阴阳怪气地说：“现在有些同志啊，心思活络，总想着走捷径，也不看看脚下踩的是不是实地。”目光似有似无地扫过我。
我低头记录，充耳不闻。这种程度的含沙射影，已经无法动摇我。
然而，对手的反击比预想的更快，也更卑劣。
周五晚上，我加完班回到分配的宿舍楼下，发现房门虚掩着，门锁有明显的撬动痕迹。我心里一沉，推门进去，屋内一片狼藉。书籍、文件被翻得满地都是，抽屉都被拉开。显然，有人进来搜查过。
我立刻检查了最重要的物品。存放工作笔记和敏感资料的加密U盘我一直随身携带，电脑也设置了多重密码并带有硬盘加密功能。对方似乎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目的本就不在于窃取具体物品。
这是一种警告。一种赤裸裸的、告诉你“我知道你住哪里，我可以随时进来”的恐吓。
我强压下心头的怒火和一丝寒意，没有声张，而是立刻打电话给宿舍区的安保负责人，以“可能遭窃”为由报了案。安保人员赶来，拍照，记录，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这种无头公案，很难查出结果。
第二天，这件事就在小范围内传开了。宋秘书长特意把我叫去，关切地询问了情况，并嘱咐我注意安全，提出可以给我换个住处。我婉拒了，这个时候换住处，反而显得我心虚或者害怕。
“看来，有人坐不住了。”宋秘书长意味深长地说，“你最近……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
“秘书长，我只是做好本职工作，配合巡视。”我避重就轻地回答。
宋秘书长看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嗯，心里有数就好。非常时期，保护好自己。”
从秘书长办公室出来，我知道，这场斗争的层面已经再次升级，从工作层面的博弈，延伸到了人身安全的威胁。对方试图用这种方式让我恐惧，让我退缩。
但他们低估了我的决心。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反而更加坚定了我要撕开这张网的信念。
就在我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应对时，沈墨的加密信息再次到来，这次内容稍多：
“搜查是狗急跳墙，说明你已触及其核心焦虑。韩斌处境危险，已安排临时转移。你之处境，需更加谨慎，建议制造‘烟雾’，转移视线。”
韩斌被安全转移，让我稍稍松了口气。而“制造烟雾”的建议，与我不谋而合。对手既然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我不能让他们看得太清楚。
我决定，接下来一段时间，在明面上，我要表现得更加“正常”，甚至稍微“退缩”。减少与巡视组的非必要接触，将更多精力放在办公厅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上。同时，我故意在赵志明能看到的地方，流露出一些“担忧”和“压力过大”的情绪，甚至偶尔抱怨一下工作繁琐。
我要给他们一个错觉：那个可能知道点什么的林别，已经被吓住了，或者至少变得谨慎保守了。
而在暗地里，我需要寻找新的、更隐蔽的突破口。巡视组对青州的关注已经加深，但核心证据依然被保护伞牢牢掩盖。或许，该从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边角料”入手，比如开发区那些被迫让路给“迅捷科技”的小企业主，比如那些对马胜国敢怒不敢言的普通工作人员。
这些散落在角落里的碎片，一旦被收集起来，或许能拼凑出更完整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