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邦是被一阵尖锐的疼痛惊醒的。
后脑勺像是被钝器重重击打过，嗡嗡作响，连带得整个颅腔都一抽一抽地疼。他费力地睁开眼，视线模糊，好一会儿才聚焦。
首先闯入感官的是一股极其复杂的气味。劣质烟草的呛人烟雾、潮湿霉变的木头、某种刺鼻的消毒水，还有……若有若无的粪便臭味。这混合的气味让他胃里一阵翻腾。
这是哪儿？医院？不像。拘留所？也不对。
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身上盖着一床粗糙的、带着淡淡皂角味的蓝色土布被子。他撑着坐起身，环顾四周。房间很小，墙壁是斑驳的黄土墙，刷着半截白灰，上面用鲜红的油漆写着几行大字：
“彻底肃清特务土匪！”
“拥护人民政府！”
字体是繁体。
阳光从一扇糊着报纸的木格窗透进来，在泥土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窗棂歪斜，报纸发黄，上面隐约可见“光辉胜利”、“新中国”等字样。
我怎么会在这里？李振邦努力回忆。最后的记忆停留在2024年上海那个潮湿闷热的夏夜，他，市局刑侦支队的李振邦，在追捕一个持刀抢劫嫌疑人时，被那家伙回手一肘重重砸在后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低头看向自己身上。穿着一套陌生的衣物——米黄色的粗布上衣，墨绿色的裤子，样式古老，但洗得很干净，叠放在床脚的是一顶解放帽，帽檐正中的红色五角星帽徽上，“公安”两个字清晰可见。
警服？但这绝不是他熟悉的九九式或任何现代警服。这样式，只在历史图片和博物馆里见过。
“吱呀”一声，木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同样款式警服的年轻人端着一个搪瓷缸走了进来，缸子上印着鲜红的“为人民服务”字样。
“呀，李同志，你醒啦！”年轻人约莫二十出头，皮肤黝黑，一口带着浓重江北口音的普通话，“你可睡了一天一夜了！张所长都来看过两回了。”
李振邦警惕地看着他，没有接话。他的目光扫过年轻人腰间扎的宽皮带，上面别着一根油光发亮的木制短棍，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我……这是在哪里？”李振邦的声音干涩沙哑。
“李家弄派出所啊！”年轻人把搪瓷缸递过来，“喝口水，缓一缓。你是分局新派来的李振邦同志吧？介绍信昨天就送到了。我是内勤，王铁柱。”
李家弄派出所？没听说过这个单位。李振邦接过缸子，温水入喉，稍微缓解了喉咙的灼痛感。他深吸一口气，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今年……是哪一年？”
王铁柱愣了一下，随即咧开嘴笑了：“李同志，你这一跤摔得不轻啊，咋连年份都忘了？今年是一九五零年，五月八号！”
一九五零年？！
李振邦的手一抖，搪瓷缸里的水溅了出来，打湿了粗糙的裤面。冰冷的触感让他一个激灵。这不是做梦，也不是恶作剧。空气中真实的霉味、身上布料粗砺的触感、王铁柱那张质朴而绝无伪作的脸，还有窗外传来的、绝非现代都市的嘈杂人声——黄包车的铃铛声、小贩悠长的叫卖、还有那种老式木轮车碾过石板的咕噜声……
穿越了。这个只在网络小说里看到过的词，像一记重锤砸在他的心上。
“李同志？你没事吧？脸色这么白。”王铁柱关切地问。
“没……没事。”李振邦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多年的刑警生涯让他具备了极强的心理素质和快速适应环境的能力。惊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必须先搞清楚状况。
“张所长说等你醒了，就去他办公室一趟。”王铁柱说道。
李振邦点点头，掀开被子下床。脚踩在坚实而冰凉的土地上，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包裹着他。他穿上那双老式的黑色布鞋，整理了一下身上那套陌生的49式警服，戴上了那顶沉甸甸的帽子。
跟着王铁柱走出宿舍，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中央有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树下停着几辆漆皮脱落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墙边靠着几把竹扫帚。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
· 近日工作重点：
· 一、继续深入清查户口，做到片不漏户，户不漏人。
· 二、加强“防火、防盗、防特”宣传，尤其注意煤球炉安全。
· 三、协助卫生局督促里弄清洁，定点倾倒马桶。
字迹工整，是繁体竖排。李振邦的目光在“督促里弄清洁，定点倾倒马桶”上停留了片刻，心情复杂。这就是1950年派出所民警的日常工作？
所长办公室同样简陋。一张旧桌子，漆面剥落，上面放着一盏煤油灯、一个搪瓷茶缸和几摞文件。墙上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还有一张手绘的辖区示意图。
所长张建国约莫四十岁年纪，脸颊消瘦，但眼神锐利，左边眉骨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给他平添了几分威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戴帽子。
“李振邦同志，坐。”张所长的声音沉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他拿起桌上那张薄薄的介绍信看了看，“分局介绍你来，说你在城里念过书，有文化。我们这里，正缺你这样的同志。”
李振邦含糊地应了一声，心里快速盘算着该如何应对。他继承了这具身体的身份，但对原主的经历一无所知。
张所长从抽屉里拿出几样东西，推到李振邦面前。一本用牛皮纸仔细包裹封面的厚册子，封面上用毛笔写着“户口登记册”；一个锃亮的铁皮哨子，系着红绳；还有一把黄铜钥匙。
“这是你的基本装备。”张所长说，“册子管好，李家弄三百二十七户，一千多口人，都得在这本册子里清清楚楚。哨子随身带，遇到紧急情况，吹哨示警，同志们和群众都能听见。钥匙是宿舍和办公室文件柜的。”
李振邦默默拿起那本厚重的户口册，手感沉甸甸的。在2024年，人口信息全在云端，刷一下身份证，甚至扫一下脸，所有数据一目了然。而在这里，维系基层治安和社会管理的根基，就是这一笔一划手工记录的纸质档案。
“枪呢？”李振邦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作为刑警，枪是第二生命。
张所长闻言，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拉开另一个抽屉，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几发黄澄澄的子弹孤零零地躺在角落。“枪？咱们整个派出所，就两把老掉牙的驳壳枪，还是南下时候缴获的，子弹就这几发。平时锁在保险柜里，非紧急任务不动用。”
他指了指那枚哨子：“对咱们现在来说，这个比枪管用。咱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抓特务土匪，而是先把脚下的地皮踩熟，让老百姓认识你、信任你。”
张所长站起身，走到窗前，指着外面那片低矮、密集的棚户区。“看见没？李家弄。你的责任区。跟着老赵——赵大勇同志，他是老公安，经验丰富。你的任务，就是一家一家走，把人头摸清，把‘三防’道理讲明白。”
他转过身，看着李振邦，语气凝重地补充道：“别小看这些事。眼下，教会居民怎么用新式马桶、怎么把垃圾倒在指定地点，比抓个把潜伏的特务更重要。 弄堂里卫生搞不好，夏天一来，霍乱、伤寒，要死人的！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李振邦怔住了。他从警校毕业，学的是犯罪学、侦查技术、擒拿格斗，梦想着破大案、抓要犯。却没想到，穿越到1950年，成为一名警察后的第一个重大使命，竟然是——教人用马桶？
巨大的荒诞感和现实落差，让他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窗外，1950年上海初夏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隔壁传来手摇电话机嗡嗡的接线声，还有老式打字机嗒嗒的脆响。
空气中，那股混合着贫穷、落后，却又充满新生政权特有干劲的气息，无比真实地包裹着他。
他的1950年，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