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距离假粮票案“告破”已过去五天。李振邦刚把整理好的案件归档材料放进牛皮纸档案袋，办公桌上的黑色电话机就响了——这是局里为数不多的外线电话，机身带着斑驳的掉漆，听筒线缠了两圈胶布，铃声尖锐得能穿透办公室的烟味。
“李振邦同志，马上到局长办公室来一趟。”电话那头是局长的声音，比平时沉了几分，没等他多问就挂了线。
李振邦攥着听筒愣了两秒，指尖蹭过冰凉的金属机身。重生这两年，他早已摸透了机关里的分寸——局长这种语气，多半是有重要任务，或是来了上级领导。他把档案袋锁进抽屉，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公安制服外套，扣扣子时特意理了理领口的徽章，那枚铜质的“人民公安”徽章被他擦得发亮，是去年表彰时发的。
李振邦上楼时，正碰到王科长从办公室出来，王科长冲他使了个眼色，嘴角抿得很紧，没说话——这更让他确定，屋里有外人。
推开门的瞬间，烟味比平时浓了三倍。局长办公桌前的两张椅子上，坐着两个陌生男人。年长的那个穿深灰色中山装，袖口挽到小臂，露出块旧手表，表盘上的数字已经模糊；年轻的戴圆框眼镜，手里攥着个黑色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显然正等着记录。两人面前的搪瓷杯里，茶水已经凉透，杯底沉着几片茶叶。
“振邦来了，坐。”局长指了指靠墙的空椅子，“这两位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赵特派员和林同志，专门为假粮票案来的。”
赵特派员站起身，伸手与李振邦相握。他的手掌很粗糙，指节上有层老茧，不像是常年坐办公室的人——倒像李振邦前世见过的老刑警，手上带着常年握枪和翻档案的痕迹。“李振邦同志，久仰。”赵特派员的口音带着北方腔，语速不快，“我们仔细看了你的结案报告，有几个地方想跟你核实。”
李振邦在椅子上坐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他注意到林同志已经翻开笔记本，笔尖在纸上轻轻点着，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审视的意味——这种眼神他很熟悉，是上级部门核查案件时常见的谨慎。
“你在报告里提到，最早收缴的假粮票，纸质比后续查获的要好得多。”赵特派员开门见山，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粮票样本，摊在桌上，“这些是我们从你局技术科调的样本，你给说说，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李振邦起身走到桌前，拿起两张十斤面额的假粮票——一张是一月初在徐汇区粮站收缴的，另一张是三月初在闸北区查获的。他把粮票凑到窗边的光线下，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面：“赵特派员您看，这张早期的假票，用的是七十克双胶纸，跟咱们真粮票的纸张规格一模一样——这种纸是国家专供粮票印刷的，市面上很难买到。而这张后期的，用的是六十克书写纸，虽然颜色接近，但摸起来发涩，对着光看，纤维更粗。”
林同志飞快地记录着，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你怎么确定早期假票用的是双胶纸？”他突然抬头问，眼镜片反射着灯光，“有没有可能是高仿的替代品？”
“不可能。”李振邦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这是他专门记录案件细节的笔记本，封面已经磨破，里面每页都画着密密麻麻的表格。他翻到一月十二日那页，指着上面的记录：“我让技术科的老陈做过测试，用酒精擦过，双胶纸的吸水性和真票一致，而且纸张里加了荧光剂，在紫外线灯下会显淡蓝色，这是国家规定的防伪手段，小作坊仿不出来。”
赵特派员拿起粮票，对着光看了半天，又递给林同志。两人交换了个眼神，赵特派员才继续问：“你觉得，敌人用这么好的纸造假，图什么？按成本算，七十克双胶纸比普通书写纸贵三成，要是只为了扰乱市场，没必要花这个钱。”
这个问题李振邦早想过。他靠在桌沿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节奏和他思考时的习惯一样：“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有渠道弄到专供纸，成本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二是他们在试探——试探我们的鉴别能力，试探粮站工作人员的警惕性，甚至试探整个粮食供应系统的漏洞。”
办公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局长端起搪瓷杯喝了口凉水，眉头皱得更紧：“你的意思是，之前端掉的那两个窝点，可能只是他们的‘试验田’？”
“很有可能。”李振邦点头，“您看，早期假票只在徐汇、静安两个区流通，数量少，面额小，像是在摸规律；等我们开始注意假粮票，他们就突然加大产量，还换了便宜的纸，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以为找到了源头，其实背后还有更大的网。”
赵特派员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训练的新干警——几个年轻人正围着木桩练习擒拿，动作还很生涩。“你的判断，跟我们掌握的情报吻合。”他转过身，语气比刚才严肃，“鹰巢‘’组织不是小打小闹的造假团伙，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敌特势力，背后有境外支持，目标是动摇民心，破坏咱们的经济秩序。”
李振邦心里一沉。他前世在公安档案里见过“鹰巢”的记载，只知道这是建国初期潜伏在华东地区的敌特组织，却没想到这次假粮票案会跟他们扯上关系。“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他问。
赵特派员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李振邦：“这是特别调查证，授权你查阅市粮食局、工商局、外贸局的所有相关档案，必要时可以调动各区公安力量。这个案子没结束，你要继续查，把背后的网给我扯出来。”
信封上盖着“中央特派员办公室”的红色印章，摸起来硬邦邦的——里面除了调查证，还有一张手写的联络方式，是赵特派员的私人电话。李振邦把信封收好，指尖能感觉到纸张的厚度，也明白这份授权背后的压力。
特派员走后，王科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带着担忧：“振邦，这次的案子不简单，你可得小心。‘三反’运动刚到关键期，要是再出乱子，咱们局里不好交代。”
“我知道。”李振邦点头，“我先从粮食局的档案查起，之前总觉得粮票发放有问题，现在有了调查证，正好核实清楚。”
当天下午，李振邦骑着自行车去了市粮食局。粮食局在南京东路，是幢解放前的老建筑，门口的石狮子缺了只耳朵，墙面上还留着解放前的弹痕。档案室在地下室，阴暗潮湿，空气里混着霉味和纸张的气息，一排排木质档案架从门口一直延伸到里面，上面贴着手写的标签，标注着年份和部门。
“李同志，你要查近一年的粮票发放记录？”档案室的老张戴着老花镜，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这些都是机密档案，平时除了局长批条，没人能看。”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最里面的一个档案架，抽出十几本厚厚的册子，每本都有砖头那么厚，封面上写着“上海市粮票发放明细——1951.3-1952.3”。
李振邦接过册子，放在临时搬来的木桌上。册子的纸页已经发黄，边缘卷起，上面的字是用蓝黑墨水写的，工整得像印刷体——这是当时档案员的基本功，要求字迹清晰，不能涂改。他按区域分类，把十二个区的发放记录分开，然后拿出算盘，开始核对数据。
粮票发放有严格的规定：每人每月根据年龄、职业分不同额度，工人每月三十三斤，机关干部二十八斤，学生三十五斤，儿童二十斤。每个粮站每月的发放量，应该和辖区内登记的人口数量对应，误差不能超过百分之三。
李振邦先核对了徐汇区，一月到三月的发放量与人口数量基本吻合，误差在百分之一左右，属于正常范围。接着是静安区、黄浦区，也没发现异常。直到翻到杨浦区的记录，他停住了——平凉路粮站、江浦路粮站、控江路粮站这三个粮站，每月的发放量都比登记人口应发量多了几十斤，一月多三十斤，二月多四十二斤，三月多二十六斤。
“张师傅，这三个粮站的发放量怎么回事？”李振邦指着册子上的数据，“每月都多几十斤，累计下来快一百斤了。”
老张凑过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又翻了翻后面的备注页：“哦，这个啊，备注里写了是‘统计误差’和‘运输损耗’。粮票从市局运到粮站，难免有磨损、丢失，有时候登记人口时多算了几个人，很正常。”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李振邦心里却犯了嘀咕——他前世办过粮食系统的案子，知道“运输损耗”有严格的上限，每月最多不能超过总发放量的百分之一，而平凉路粮站每月多出来的量，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二，这绝不是正常损耗。
“张师傅，能把这三个粮站的单独档案调给我看看吗？”他问。
老张犹豫了一下，还是去档案架上翻找：“单独档案在这边，里面有每日的发放记录、损耗登记，还有粮站工作人员的签字。”
李振邦接过单独档案，一页一页仔细看。平凉路粮站的档案里，有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每月二十五号，都会有一笔“特殊损耗”记录，少则十斤，多则十五斤，备注里写着“受潮霉变”，签字人是粮站站长吴文渊。而其他两个粮站的“额外损耗”，也都集中在每月下旬，签字人都是站长。
“这三个粮站的站长，都是谁？”李振邦问。
老张查了查员工档案：“平凉路的吴文渊，江浦路的陈明，控江路的刘建国。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留用的旧人员，之前在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处工作过。”
旧人员背景、集中的“特殊损耗”、超出正常范围的发放量——这三个点串在一起，让李振邦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他把这三个粮站的编号、站长姓名、每月额外损耗量都记在笔记本上，又复印了相关的发放记录和签字页，才谢过老张，离开粮食局。
走出粮食局时，天已经擦黑。南京东路上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照在路上，映着行人的影子。李振邦推着自行车，没直接回家，而是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弄堂——这里有个早点摊，摊主是张大妈，她的儿子在平凉路粮站当会计，或许能问出点情况。
“李同志，你怎么来了？”张大妈正收拾摊子，见李振邦过来，赶紧停下手里的活，“是不是想吃油条？我给你炸两根。”
“不了，张大妈，我想问你点事。”李振邦帮她把油桶搬到屋里，“你儿子在平凉路粮站当会计，他最近有没有说过粮站里的事？比如粮票损耗多不多。”
张大妈叹了口气，坐在小板凳上，给李振邦倒了杯热水：“别提了，我儿子最近总说累，说粮站里的事多。上个月还跟我抱怨，说吴站长总让他做‘特殊登记’，具体是什么，他也不敢问——你知道的，吴站长是旧人员，平时挺严肃的，没人敢跟他顶嘴。”
“特殊登记？”李振邦心里一动，“他没说是什么登记吗？”
“没细说，就说每月二十五号，要单独记一笔损耗，还不让跟别人说。”张大妈压低声音，“我儿子还说，上个月有天晚上，他路过粮站，看见吴站长跟一个穿黑大衣的人在门口说话，手里还拎着个皮箱，看着挺神秘的。”
李振邦谢过张大妈，心里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先走访这三个粮站，重点查平凉路的吴文渊，再从“特殊损耗”的粮票入手，看看这些粮票到底去了哪里。
第二天一早，李振邦先去了江浦路粮站和控江路粮站。这两个粮站的规模不大，站长陈明和刘建国面对提问，都显得很紧张，对“特殊损耗”的解释和老张一样，说是“受潮霉变”，但问起具体的霉变粮票处理方式，两人都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李振邦没再多问，只是观察了粮站的仓库——里面的粮票都整齐地放在铁柜里，通风干燥，根本不像会受潮的样子。
上午十点，李振邦来到平凉路粮站。这是杨浦区最大的粮站，门口排着长队，都是来买粮的居民，手里拿着粮本和粮票，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粮站的门脸是砖瓦房，窗户上装着铁栅栏，门口挂着“杨浦区平凉路粮食供应站”的木牌，漆皮已经掉了不少。
“同志，请问要买点什么？”柜台后的工作人员问，手里拿着杆秤，秤砣磨得发亮。
“我找吴文渊站长。”李振邦亮出证件。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赶紧朝里屋喊：“吴站长，有人找！”
里屋很快走出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蓝色的干部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副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劳动模范”——正是吴文渊。他看到李振邦的证件，眼神闪了一下，随即露出笑容：“原来是公安同志，快进办公室坐。”
吴文渊的办公室很小，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翻开的《三国演义》，书页已经发黄，边角卷起，书里夹着一根书签，正好夹在“空城计”那一页。桌角放着个铁皮盒，里面装着茶叶，是最便宜的绿茶，只有几片茶叶浮在水面上。
“吴站长喜欢看《三国》？”李振邦坐下后，随口问道，目光却在办公室里扫视——文件柜的门没关严，能看到里面整齐地放着粮票登记册；墙上挂着一张粮站工作人员的合影，吴文渊站在中间，笑容僵硬；窗户边放着一盆仙人掌，已经蔫了，显然很久没浇水。
“闲暇时翻翻，解解闷。”吴文渊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公安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来核实一下粮站的粮票损耗情况。”李振邦拿出笔记本，“根据市局的档案，你们粮站每月都有‘特殊损耗’，少则十斤，多则十五斤，想问问具体是怎么回事。”
吴文渊放下茶杯，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敲，这个动作和李振邦思考时很像，但节奏更快，透着股紧张：“哦，这个啊，我们粮站靠近黄浦江，湿度大，粮票容易受潮霉变，每月都会挑出一些损坏的粮票，集中销毁，所以损耗多了点。”
“销毁的粮票有记录吗？比如销毁清单、工作人员签字。”李振邦问。
吴文渊起身打开文件柜，翻了半天，拿出一本登记册：“都在这呢，每次销毁都有记录，还有两个工作人员签字。”
李振邦接过登记册，仔细翻看。上面确实有销毁记录，日期都是每月二十五号，签字人是吴文渊和粮站的会计——也就是张大妈的儿子。但记录上只写了“销毁粮票十斤”，没有具体的面额、编号，也没有销毁地点和方式，显得很笼统。
“为什么没有具体信息？”李振邦指着登记册，“市局规定，销毁粮票必须记录面额、编号，还要拍照存档。”
吴文渊的脸色有点发白，推了推眼镜：“这……这是我们工作的疏忽，以后一定改正。主要是平时太忙，没顾上这些细节。”
李振邦没再追问，而是话锋一转：“听说你之前在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处工作？”
“是……是的。”吴文渊的声音低了些，“一九四九年以后，政府留用了我，我一直很努力工作，没出过差错。”
“那你认识大华贸易行的周文德吗？”李振邦突然问——这是他早上临时想到的，之前在工商局查档案时，看到大华贸易行的注册地址就在平凉路附近，负责人周文德，说不定和吴文渊认识。
吴文渊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端茶杯的手晃了晃，茶水洒在桌上：“周文德？不……不认识，没听过这个名字。”他赶紧拿出纸巾，擦着桌上的茶水，动作慌乱，眼神不敢看李振邦。
李振邦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站起身，收起笔记本：“打扰了，吴站长。如果后续还有需要核实的，我会再来。”
回到局里，李振邦立即召集专案组开会。小孙、老吴、技术科的老陈都在，每个人面前都放着案件材料和一杯热茶。
“现在有三个关键点。”李振邦在黑板上画了个思维导图，用粉笔圈出重点，“第一，杨浦区三个粮站的站长都是旧人员，每月有‘特殊损耗’，超出正常范围；第二，平凉路粮站的吴文渊，面对大华贸易行的周文德时，反应异常，明显在隐瞒；第三，张大妈的儿子提到，吴站长每月二十五号让他做‘特殊登记’，还见过他和神秘人接触。”
“大华贸易行是什么来头？”老吴问，他负责刑侦，对这类私营企业很敏感。
“我查了工商局的档案。”李振邦拿出一份资料，“大华贸易行成立于一九五零年，私营企业，主要经营文具、纸张进口业务，注册地址在平凉路128号，负责人周文德，股东有三个，其中一个叫吴文清——是吴文渊的弟弟。”
“兄弟俩？”小孙眼睛一亮，“这就对上了！吴文渊在粮站搞‘特殊损耗’，把粮票弄出来，交给弟弟的贸易行，再用来造假或者倒卖！”
“可能性很大，但还需要证据。”老陈推了推眼镜，“我们需要查大华贸易行的进货和销售记录，看看他们有没有进口过印刷粮票的纸张，还有他们的货物都卖到哪里去了。”
李振邦点头：“老吴，你带两个人去工商局，调取大华贸易行的全部经营档案，包括进货单、销售合同、银行流水；小孙，你去平凉路128号，摸清贸易行的作息时间、人员构成，还有仓库位置；老陈，你回技术科，准备好检测纸张，（那时候只能人眼检测，难度很大）一旦找到可疑纸张，立即报告。”
分工完毕后，专案组立即行动。老吴去了工商局，小孙化装成小贩，在大华贸易行门口摆摊，老陈则回技术科准备检测。李振邦也回局里，整理之前的案件材料，试图找出更多关联。
傍晚时分，小孙先传回消息：大华贸易行的店面不大，只有三个员工，白天营业，晚上关店，但仓库在后面的小巷里，有两个工人看守，每天晚上十点左右，会有卡车来拉货。
“卡车的牌照是多少？拉的是什么货？”李振邦在电话里问。
“牌照是沪A-0328，卡车是旧的美国斯蒂倍克-US6卡车，拉的货用帆布盖着，看不清，但很重，工人搬的时候很吃力。”小孙的声音压得很低，“我问了旁边的杂货店老板，他说这卡车每天都来，风雨无阻，有时候还会拉着空车来，装完货就走，从不停留。”
晚上十点，老吴也传回消息：大华贸易行的经营档案有问题，进货单上显示，他们每月都会进口一批“印刷专用纸张”，供应商是香港的一家公司，叫“利丰商行”，但销售记录上却没有这些纸张的销售去向，银行流水显示，这些纸张的货款都是用现金支付，没有转账记录。
“香港的公司？现金支付？”李振邦皱起眉，“这很可疑。解放初期，进口纸张需要经过外贸局审批，而且大额交易一般用转账，很少用现金，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第二天一早，李振邦带着老陈，去了大华贸易行的仓库附近。仓库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门口有两个工人看守，都穿着黑色的棉袄，手里拿着木棍，警惕地盯着来往的人。仓库的门是铁皮的，上面焊着锁，旁边有个小窗户，用木板封着。
“老陈，你能看出里面是什么吗？”李振邦问，指着仓库的窗户。
老陈拿出望远镜，看了半天：“窗户的木板有缝隙，能看到里面堆着很多木箱，上面印着‘印刷纸张’的字样，和我们之前在假粮票窝点看到的木箱一样。”
李振邦决定，晚上跟踪那辆卡车，看看货物运到哪里去。
当天晚上十点，沪A-0328卡车准时来到仓库。两个工人打开仓库门，开始往车上搬木箱，每个木箱都有半人高，上面印着“印刷纸张”，封条是“利丰商行”的。半小时后，卡车装满货，驶离仓库，往闸北区方向开去。
李振邦跟司机老吴开着局里的吉普车，跟在后面。卡车开得很慢，在市区绕了几个圈，似乎在确认有没有被跟踪。李振邦让司机保持距离，关掉车灯，靠月光和路灯辨认路线。
半小时后，卡车驶入闸北区的一个废弃工厂。工厂的大门紧闭，门口挂着“上海市闸北区第二印刷厂——停业整顿”的牌子，墙面上的油漆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院子里长满了杂草，看起来已经废弃很久。
卡车开进工厂后，大门立即关上。李振邦让老吴把车停在远处的芦苇丛里，然后下车，借着芦苇的掩护，悄悄靠近工厂。
工厂的车间里亮着灯，灯光透过窗户，照在地上，能看到里面有人影晃动。李振邦趴在地上，透过窗户的缝隙往里看——里面有四台印刷机，正在运转，几个工人穿着工装，正在往印刷机里放纸张，地上堆着成捆的假粮票，还有假布票、假油票，用牛皮纸包着，上面印着“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商业局”的字样。
“果然是造假窝点！”老吴压低声音，握紧了手里的枪。
李振邦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冲动：“先回去，摸清里面的人数、设备情况，明天再带足够的人手来，一网打尽。”
回到局里，李振邦立即向王科长汇报，申请调动二十名干警，第二天凌晨行动。王科长同意了，还特意调了两辆警车，配备了手铐、警棍等装备。
三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行动开始。二十名干警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包围工厂的前门、后门、窗户和仓库。李振邦带着第一小组，来到前门，用专业工具撬开大门的锁，轻轻推开门，里面的狗突然叫了起来，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行动！”李振邦大喊一声，干警们立即冲了进去，手里举着枪，嘴里喊着：“不许动！公安局的！”
车间里的工人吓得魂飞魄散，有的想往窗户跑，有的想躲在机器后面，却都被干警们制服。李振邦直奔印刷机旁，一个穿着工装的中年男人正试图关掉印刷机，他的手指上沾着油墨，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看起来不像普通工人。
“不许动！”李振邦按住他的肩膀，把他按在机器上。
男人转过头，脸上没有惊慌，反而很平静，嘴角甚至带着点笑意：“你们终于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在这里做什么？”李振邦问。
“李建国。”男人回答，口音带着明显的江浙腔，“在这里打工，混口饭吃。”
李振邦注意到，他的右手一直插在裤袋里，像是在藏什么东西。“把你的手拿出来。”他命令道。
男人慢慢抽出右手，手掌摊开，空空如也。但李振邦敏锐地发现，他的食指内侧有一个明显的老茧，形状像个小圆圈——这不是握机器的老茧，而是长期握钢笔和制版工具形成的，尤其是制版专家，因为经常用手指调整版材，会留下这样的老茧。
“你不是普通工人，也不叫李建国。”李振邦盯着他的眼睛，“说，你的真实名字是什么？在这里做什么？”
男人没再说话，闭上眼睛，一副任人处置的样子。
干警们在车间里搜出了大量假票证，面值超过五千斤，还有四台印刷机、一批制版工具、油墨和纸张。在仓库里，还发现了一本密码本，上面写满了数字和符号，和之前在福佑里17号查获的密码本很像。
把犯罪嫌疑人押回局里后，审讯立即开始。其他工人很快交代了，他们都是被周文德雇来的，每月工资三十元，负责印刷和包装假票证，不知道老板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假票证要运到哪里去。只有那个自称“李建国”的男人，始终一言不发，不管干警们问什么，都闭着眼睛，不回答。
早上六点，老陈拿着一份报告，匆匆走进审讯室：“李副科长，有重大发现！这个叫‘李建国’的，在我们的档案库里有匹配！他的真名叫沈志远，曾经在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作，是制版方面的专家，擅长凹版印刷，一九四九年以后失踪，据说去了香港。”
李振邦拿着报告，走到沈志远面前，把报告放在他面前：“沈工程师，别装了。你在南京国民政府印刷局的档案，我们都找到了，你擅长的凹版印刷，正是制造假粮票的关键技术。”
沈志远睁开眼睛，看了看报告，终于开口：“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我只是个技术人员，上面还有人，我什么都不知道。”
“上面的人是谁？周文德在哪里？吴文渊和你们是什么关系？”李振邦追问。
沈志远又闭上嘴，不再说话。
就在这时，小孙急匆匆地跑进审讯室，脸色发白：“李副科长，不好了！平凉路粮站的吴文渊失踪了！”
李振邦心里一沉，立即起身：“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发现的？”
“早上七点，粮站的职工上班，发现吴文渊没来，去他家找，敲门没人应，邻居说早上五点左右，看到他拎着个皮箱出门，坐了一辆黄包车，往火车站方向去了。”小孙喘着气，“我已经通知各车站、码头，加强盘查，防止他逃跑。”
李振邦立即组织搜捕，通知上海的所有火车站、汽车站、码头、轮渡站，都安排干警检查，重点排查拎皮箱、穿深蓝色干部服、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他还让干警们去吴文渊的家，搜查有没有遗漏的证据。
干警们在吴文渊的家里搜出了一个暗格，里面藏着一本联络册，上面记着十几个名字和地址，还有一张上海周边地图，在崇明岛的位置画了一个圆圈，旁边写着“三月二十六日，船”。
“崇明岛？三月二十六日？”李振邦看着地图，“今天是三月二十四日，还有两天，他肯定要去崇明岛，坐船逃跑！”
他立即联系水上公安局，请求协助搜查崇明岛方向的船只。水上公安局的老张很快回复，他们在长江口发现了一艘可疑的渔船，登记在崇明岛的一个渔民名下，但最近频繁往来于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而且晚上航行，不开灯，形迹可疑。
“渔船的特征是什么？船长是谁？”李振邦问。
“渔船叫‘沪渔0815’，船长叫王大海，崇明岛人，平时在长江口捕鱼，但最近每次航行，都带着很多空箱子，回来时箱子都是满的，吃水线比平时深两尺。”老张回答。
李振邦决定，亲自带队，乘坐水上公安局的巡逻艇，在长江口拦截这艘渔船。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巡逻艇驶离码头，往长江口方向开去。江面上风很大，巡逻艇在浪里颠簸，干警们都穿着救生衣，站在甲板上，用望远镜观察周围的船只。李振邦站在船头，冷风刮得他脸疼，他却丝毫不敢放松——吴文渊很可能就在这艘渔船上，而且船上可能还有其他敌特分子。
傍晚时分，了望哨发现了“沪渔0815”渔船，它正在长江口的芦苇丛旁停留，船上的人正在往水里扔什么东西。“就是它！”李振邦大喊一声，让驾驶员加快速度，向渔船驶去。
渔船发现巡逻艇后，立即启动发动机，想往大海方向逃。但巡逻艇的速度更快，很快追上了渔船，干警们跳上渔船，控制住船员。船长王大海试图反抗，却被老吴按在甲板上，动弹不得。
“搜！仔细搜！”李振邦命令道。
干警们在渔船的货舱里发现了一个暗格，里面藏着成箱的假粮票和印刷设备，还有吴文渊的皮箱，里面装着他的衣服、粮本和一张去香港的船票，日期是三月二十七日。
“吴文渊在哪里？”李振邦问王大海。
王大海低着头，不敢说话。这时，一个干警从船舱里拖出一个人，正是吴文渊，他的脸上沾着油污，头发凌乱，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镇定。
“吴文渊，你跑不掉了。”李振邦看着他，“说，你为什么要制造假粮票？你的上级是谁？‘鹰巢组织还有哪些成员？”
吴文渊瘫在甲板上，脸色苍白，嘴里喃喃自语：“晚了……都晚了……”
在押解回上海的途中，吴文渊终于开口了。他交代，自己是“鹰巢”组织的成员，代号“麻雀”，负责在粮站里搞“特殊损耗”，把真粮票弄出来，交给弟弟吴文清的大华贸易行，再由沈志远制造假粮票，用真粮票的编号和信息，让假粮票更难被识别。这些假粮票一部分通过黑市倒卖，一部分通过敌特分子的联络点，分发到各个城市，目的是扰乱粮食市场，制造混乱。
“你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李振邦问。
“制造饥荒，动摇民心，等时机成熟，配合境外势力，颠覆政权。”吴文渊的声音很低，“但我只是个小角色，上级是‘老鹰’，我从没见过他，只通过密码联系。”
“‘老鹰’是谁？怎么联系他？”
吴文渊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每次都是他联系我，用的是报纸广告，在《解放日报》的中缝里登寻人启事，里面藏着密码，我按照密码本翻译，就能收到指令。”
回到局里后，李振邦立即安排干警监控《解放日报》的中缝广告，尤其是寻人启事，同时根据吴文渊交代的联络点，在上海各区展开搜查，抓获了十多名敌特分子，捣毁了五个联络点。
三月二十七日，庆功会在局里召开。局长宣布，假粮票案成功告破，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十余名，捣毁造假窝点四个，缴获假票证面值超过一万斤，李振邦记三等功，专案组全体成员通报表扬。
王科长举杯向李振邦敬酒：“振邦，这次你立了大功，为咱们局争了光！”
李振邦接过酒杯，却没喝，心里想着吴文渊在船上说的话：“我只是个小角色，上级是‘老鹰’……”还有沈志远的沉默，密码本上没破译的符号，这些都说明，“鹰巢”组织还没被完全摧毁，背后还有更大的鱼。
庆功会结束后，李振邦向局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继续追查“老鹰”的身份，监控《解放日报》的广告，同时加强对粮食、商业系统的监管，尤其是旧人员的审查，防止敌特分子潜伏。
局长同意了他的建议，让他继续负责这个案子。李振邦获得了一周的休假，他没有出去玩，而是陪着林淑娴去医院做了产检。医院里的人很多，走廊里挤满了孕妇和家属，医生用听诊器听着林淑娴的肚子，脸上露出笑容：“胎儿很健康，胎心很稳，以后要注意休息，多补充营养。”
林淑娴摸着肚子，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李振邦站在旁边，心里却沉甸甸的——他想给妻子和孩子一个安稳的生活，却知道暗处的危险还没消除，他必须继续追查，直到把“鹰巢”组织彻底摧毁。
休假期间，李振邦在家整理案件笔记，把所有涉案人员的信息、证据、供词都整理成表格。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吴文渊的联络册里，有一个名字叫“陈默”，地址在静安区的一个弄堂里，这个名字他在沈志远的档案里见过——沈志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印刷局时，有个同事就叫陈默，擅长密码破译，一九四九年以后也失踪了。
李振邦立即联系静安区公安分局，让他们去调查“陈默”的地址。很快，分局传回消息：那个地址是一个废弃的杂货店，里面有个暗室，暗室里有一台电台，还有一本密码本，上面的符号和之前查获的密码本完全一致。
“陈默很可能就是‘老鹰’！”李振邦立即结束休假，回到局里，组织干警对杂货店进行监控。
三月三十日晚上，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来到杂货店，敲了敲门，节奏是三下——和之前吴文渊敲福佑里17号的节奏一样。干警们立即包围上去，把男人按在地上，掀开他的帽子，露出一张熟悉的脸——正是之前在假粮票案中被抓获，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的周文德！
“周文德，你就是‘老鹰’！”李振邦看着他，“你以为释放你，我们就不盯着你了？吴文渊已经交代了，你才是‘鹰巢’组织的头目！”
周文德脸色惨白，再也没有之前的镇定：“你们……你们设了个圈套！”
在周文德的住处，干警们搜出了大量敌特材料，包括联络名单、密码本、电台、武器和一份“飓风二号”行动计划，上面写着：四月五日，在上海各大粮仓投放毒药，制造恐慌。
“还好发现得及时。”李振邦看着行动计划，后背惊出一身冷汗，“立即通知各粮仓，加强安保，排查可疑人员和物品！”
经过三天三夜的排查，干警们在杨树浦、闸北、徐汇三个粮仓的粮囤里，发现了二十多个装有毒药的小瓶子，都被及时销毁，没有造成损失。周文德也交代了所有罪行，他确实是“鹰巢”组织的头目“老鹰”，沈志远是他从香港召回来的技术专家，吴文渊兄弟是他发展的下线，目的是通过假粮票和投毒，制造混乱，配合境外势力的行动。
案件终于告一段落。李振邦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的阳光，心里却没有轻松。
晚上回到家，林淑娴已经做好了饭，是他爱吃的红烧肉和玉米粥。她看着李振邦疲惫的样子，心疼地说：“别太累了，案子再重要，也要注意身体，孩子还等着看你呢。”
李振邦坐在桌边，看着妻子的笑容，心里暖和了许多。他拿起筷子，夹了块红烧肉，慢慢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