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为什么会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呢？故事要从二战结束时说起。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进入朝鲜半岛北部，而美国地面部队还在冲绳和日本方向，来不及快速占领整个半岛。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紧急开会，由迪安·腊斯克等人急急忙忙提出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美苏两军接受日军投降的分界线——北部归苏军受降，南部归美军受降。杜鲁门批准，随后通报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基本不反对。按同盟国最初的说法，朝鲜应该先托管、再独立、最终实现统一。但美苏冷战一上来，托管方案谈不拢，双方各自在北南建立自己的行政体系。1948年，美国在南部推动单独选举，成立大韩民国。与此同时，北部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眼熟吧。这都是他们的基本操作了。德国被拆成东西两块，他们还想拆中国来着。雅尔塔会议的时候，美国大体视长城以南、关内腹地为自己的影响力范围，扶持国民党政权；苏联则谋求控制东北、外蒙古、新疆北部，把长城以北划为自身势力区，还拿到旅顺、大连驻军、中长铁路特权。最初美苏甚至默认要促成国共南北分治，避免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后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兵败长江以北，美国顺势推动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结果咱们没搭理他。毕竟和半岛、中欧那些长期存在不同族群、割据势力的区域不同，大一统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共识，社会上下很难接受一条大河把国家永久劈成两个国家，民众对国家分裂的接受度远低于朝鲜、德国。然后就是“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金日成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明确提出：中国已经完成统一，接下来朝鲜也应该用类似方式结束三八线分裂。而且朝鲜南北双方都不承认三八线是国境，都将对方视为需要统一的“国内割据政权”。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南北政权从诞生起，就分别是美国、苏联两大阵营直接扶持的代理人政权。美国原本看似撤出半岛，但一旦北方武力统一即将完成，美国不会坐视不理。所以，在人民军势如破竹、一度占领韩国百分之九十领土的情况下，美国动手了。十七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从仁川登陆。
伊登此时没空关注远东局势。他急匆匆地赶回了马掌望台。
门是推开的，不是敲开的。伊登进门的时候大衣没脱，领口敞着，衬衫的第一颗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崩掉了，领子歪向一边，露出锁骨下面一小截皮肤。他站在客厅门口，微微喘着气，额头上有一层薄汗，是从车站一路快步走进来，没有停下来歇过。他的皮鞋鞋面上沾着还没干的泥点子，裤脚也有些湿，不知道是踩了水洼还是草坪上的露水，他也没注意到。
客厅里，芬恩正站在窗边。他背对着门口，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捏着一根没有点的烟，在指间转了一圈又一圈，像是什么东西卡在了指尖上。窗外的天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他肩膀上，把大衣上的灰尘照得发亮。他没有回头，但伊登进门的时候，他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
“爸爸——”伊登的声音比平时紧了一些，像是还在调整呼吸，“真的要解散黑水会议吗？”
芬恩没有立刻回答。他把那根没有点的烟叼在嘴角，又拿下来，在指间转了一圈。然后他转过身，走过来，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双手搭在膝盖上。他的动作不急不慢，但伊登注意到他坐下来的时候，沙发垫微微陷下去，像是腿有些沉，不像平时那样轻快地落座。客厅里壁炉的火还在烧，炭火偶尔噼啪响一声，火光在墙壁上跳跃，把芬恩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铺在地毯上。
芬恩摆摆手，语气比伊登预想的要平淡得多：“中国不需要了，美国彻底没救了，黑水留着也没什么用了。”他顿了顿，把那根烟搁在茶几上，烟卷在桌面上轻轻滚了一下，停住了，“索性拆了吧。树大招风。”
威廉·摩根慵懒地坐在客厅另一侧的沙发上，两条腿伸长了，脚踝交叠，鞋底对着壁炉的方向，烤得鞋面微微发烫。他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冰块已经化了大半，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他听了芬恩的话，连姿势都没有换，只是把酒杯举到嘴边抿了一口，然后慢悠悠地说：“伊登，不用紧张。我们只是注销一个商会而已——安妮依旧是你的妻子，皮埃尔依旧是你的岳父。”
他把酒杯搁在膝盖上，侧过头来看着伊登，目光里有那种“你冷静一下再想”的从容：“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伊登闻言冷静了下来。他也是关心则乱——芬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把黑水会议给注销了”，然后就挂了。听筒里只剩下忙音，嘟嘟嘟地响，伊登握着听筒站在纽约的办公室里，窗户开着，风从外面灌进来，吹得桌面的文件翻了一页，他没有低头看。他当时脑子里只有三个字：为什么。他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以为父亲被人逼到了墙角，以为黑水会议正在被人围攻。现在冷静下来一想，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注销一个商会，不需要拆散任何家庭，不需要放弃任何友谊，不需要切断任何合作。黑水会议从来就不是一个实体，它是一张网，现在网收起来，线还在每个人手里。
芬恩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像是这个话题已经说完了，不想再翻来覆去地说第二遍。他朝伊登摆了摆手，动作不大，像是在赶一只在耳边嗡嗡飞了好一阵的苍蝇：“你跟各家商量，重新划分股权。该置换的置换，该处理的处理。我会让伊芙和爱德华去帮你。”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像是要结束这场谈话，“就这样。没事儿别来烦我。”
伊登看着老爹那副不耐烦的状态，有点儿委屈地看向威廉。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明明就是你搞我心态，现在扔给我一堆活儿让我别烦你——我到底是不是亲儿子”的无声控诉。威廉见状，笑了起来。那笑容不大，但眼角挤满了细纹，嘴角翘着，端起威士忌杯朝伊登的方向举了一下，像是举杯敬一个刚从战场回来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打完仗的士兵。
芬恩为啥不耐烦？原因倒是也简单：楚中天失联了。
哥俩好几年没啥联系了。逢年过节都是张首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好，语气总是平稳的，像是例行公事，芬恩也一直没怎么在意。朝鲜那边开打，他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找楚中天。电话打到苏美洋，转到安置楼，又转了几个单位，最后张首芳接起来了，声音还是平稳的，但平稳里夹着一点点不太自然的停顿，她说她也联系不上楚中天，说“等他回来我让他给你回电话”。
沃日。人丢了？
芬恩挂了电话之后，在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抽了一根烟，又抽了一根，手指在桌沿上无意识地敲着，没有节奏，像是心里那根节拍断了。他本来已经憋了一肚子火——杜鲁门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黑水会议要解散、美国彻底没救了——这些事叠在一起，已经压得他胸口发闷了，现在又多了一件事。楚中天失联。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手里夹着第三根烟，烟灰积了老长一截，弯出一个不可能的角度，摇摇欲坠。壁炉里的火跳了一下，照亮他脸上那道很久以前留下的旧疤，边角在他左侧颧骨上轻轻一道，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了。
伊登刚走到门口，就听到芬恩猛地一拍茶几：“对了！香港！”
他霍地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了两步，然后停住了，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抬手在自己脸上轻轻拍了一下：“气迷糊了都。”
他把电话打到了香港，通过陈学文弄明白了状况。楚中天不是失联，是因为他现在的工作要保密，张首芳作为家属不敢随便说。陈学文在电话里把情况说得很清楚，语气也控制得很稳，但芬恩听到“要保密”三个字的时候，端电话的手指松了一下。他靠在椅背里，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做了两次深呼吸，然后说：“陈学文，你直接告诉我——应该联系谁？”
陈学文那边顿了一下，像是在从通讯簿里翻一个号码：“吴浩。楚天王的上级。”
芬恩没有挂电话。他示意陈学文把号码留在香港那边，然后自己拨了一通越洋电话。线路时好时坏，电流的杂音在听筒里滋滋地响，像是有人在远处烧一锅还没开的水。他等了一会儿，对面有人接起来了，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已经习惯了在电话里处理意料之外来电的沉着。
“您好，吴先生——我是芬恩。”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比平时收敛了几分，像是在把姿态放低一些，确保对面的人先确认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而不是急着继续往下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然后吴浩的声音传回来，带着一种“原来是你”的了然：“芬恩先生——你是要找楚中天吗？他的确在我这里。需要让他接电话吗？”
“啊！那不用。”芬恩的语速比刚才快了一些，“直接跟您说也一样。”
“跟我说也一样？”吴浩的声音停了一下，像是在翻手边什么材料，“那你说吧，什么事？”
芬恩把听筒换回原来的手上。他站起来，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然后开口，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念一份已经想好了措辞的文件：“我请您，以朝鲜之事为由，没收美资企业黑水会议在华全部资产——特别是苏美洋工业基地。”他顿了顿，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一下，“我近期会出发前往香港，表明自己的态度。”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窗外的风声在听筒的背景音里沙沙地响，像是一张纸被翻过了一半，又停下来。然后吴浩的声音重新响起：“芬恩先生，感谢您做的一切。我需要请示一下。”
“好，我等您电话。”
芬恩挂了电话，把听筒搁回机座上。他没有坐回沙发，就站在窗边，手肘撑在窗台上，看着窗外。马掌望台的草坪在午后的天光里泛着枯黄的颜色，远处的橡树已经落了大半叶子，剩下那些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像是什么话还没来得及说完。他又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窗玻璃上糊了一层薄薄的白雾，又散了。他看了一会儿，回到沙发上坐下，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了小半缸，有的还留着半截没抽完，烟嘴朝上，像一根根快要熄灭的蜡烛。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没有什么节奏，就是敲着，像是在等一个还没来的声音。壁炉里的炭火又响了一声，火星溅在炉前的石板上，闪了两下，灭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芬恩不知道确切多久，他中间又抽了半根烟，站起来走到窗口又坐下——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听筒那头吴浩的声音比刚才稳了一些：“李霖同志已经同意了。他说他从未怀疑过您的立场。”
芬恩的手顿了一下。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没有说“谢谢”，因为那不是需要道谢的事。他只是听着，等着，等对方把下一句话说出来。壁炉里的火光在他脸上跳动，把他的眼睛照得有些发亮，那些细碎的光点在他眼底来回移动，像是水面上的月亮。
吴浩接着说道：“来香港就不必了。”他停了一下，“还有一个事情可能需要您的帮忙——有一批想要回国的留学生，被美国政府拦住了。您看——”
芬恩没有犹豫：“义不容辞。我马上联系胡佛。”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想好了、不需要再考虑的事。他挂了电话，在电话簿上找到胡佛的号码，手指在拨盘上转了几圈，然后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等着那头接起来。窗外，天色比刚才更暗了一些，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又像是憋着一场雪。
1950年，资本界的史前巨物“黑水会议”宣布解体。
消息传出去之后，有人说这是“一气化三清”。有人端着茶杯在茶楼里比划着解释——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一气化三清，分开来是三个独立的神只，合起来还是一个人。黑水拆成摩根、杜邦、李三家，业务方向不同，经营范围不同，但根是同一条根。说的人用指尖蘸了茶水在桌上画了三道弧线，画完又用手抹平了。
芬恩没有去关注那些市井评价。他把黑水会议的文件柜清空之后，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壁炉里的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剩下几块暗红色的炭在炉灰里躺着，偶尔闪一下，又暗下去。邦尼从厨房端了一碗热汤过来，放在他手边，没有说什么，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
他端起那碗汤，没有喝，只是端着，掌心贴着碗壁，被热汤的温度焐了一下。窗外的天彻底暗下来了，远处的橡树林只剩下黑色的剪影，一棵挨着一棵，像是排着队、正在慢慢往前走的人。他的手搁在桌面上，汤碗还冒着热气，薄薄的白雾从碗沿升起来，在台灯的光线里打着旋，散了又升，升了又散，像是一句还没说完的话，被人放在桌面上，等一个合适的人来把它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