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初，京州的夏天一如既往地热得让人发懵。不对，京州这位置貌似则没啥春夏秋冬的区别，基本都是夏天。
这些日子，南汉的各大报纸头版终于从“孟加拉国正式加入联合国”、“南汉援建的新达卡-吉大港铁路正式勘测”这类国际大事上挪开了，转而聚焦于另一桩新闻——许大茂和秦京茹的婚后生活。
《京州晚报》的娱乐版不知从哪儿搞到了一张许大茂陪着秦京茹逛街的照片，标题写得那叫一个八卦：《许部长婚后首现身，陪娇妻逛商场，手提大包小包尽显好男人风范》。照片里的许大茂一手拎着三四个购物袋，一手牵着秦京茹，脸上挂着一种“老子有媳妇儿了老子很幸福”的灿烂笑容，走在京州最繁华的商业街上，丝毫不在意路人投来的好奇目光。
钟铭看完这张报纸，瞅着许大茂被拍的那个丑样儿，靠在夏宫办公室的椅背上，叼着烟，乐了好一阵子。
赵立春在旁边站着，也跟着笑：“会长，许部长这几天上班，每天都哼着小曲儿，心情好得不得了。外交部那帮年轻人都说，许部长结了婚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以前骂人是‘你蠢的跟傻柱似的’，现在骂人是‘你这样可不行，可不能比傻柱还傻’，语气柔和多了。”
钟铭哈哈大笑，把报纸往桌上一扔：“大茂这小子，以前说上几句话就得带上城管总局何局长小时候的外号，想不到如今结婚了，依然忘不掉。这也就是他们俩都是男的，否则肯定得把他俩绑一块儿，做夫妻。”
他正笑着，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
门推开，进来的是一位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老者——文化部长黄培我。
黄培我今年六十出头，是当年从功德林出来、跟着杜光亭等人一起到南汉发挥余热的那批前国军将领之一。不过他跟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不一样，黄培我早年是文人出身，当过教员，办过报纸，后来投笔从戎，在军中搞政工和文化教育。
后来到了南汉之后，钟铭也是本着对他的了解，量才施用，让他在教育部干了几年，后来换到了文化部当部长，反正就是没让他留在军中。毕竟那谁有句话嘛他就是个外行。所以，可不能让他去祸害了部队。
其实钟铭最早是打算让他一直当教育部长的，可后来黄培我自己觉得年纪大了，很多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以及教学理念他跟不上，所以便主动请辞教育部长的职务。钟铭考虑到他的情况，便将其调到了文化部。
虽说文化口在南汉部门排序里比不上教育部，更没有教育部那么受重视，但黄培我也是干得兢兢业业，尤其是参与了广电总局许富贵主导的抗战电影的筹备工作后，更是像打了鸡血一样，觉得这也是战场，文化战场。
“会长。”黄培我在钟铭的示意下坐到对面椅子上，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双手递过来，“我最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想跟您汇报汇报。”
钟铭接过文件，翻开扫了一眼。标题是《关于建设华族先贤纪念暨祭拜场所的初步构想》。
“先贤纪念场所？”钟铭挑了挑眉，没有急着往下看，而是抬头看向黄培我，“老黄，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黄培我坐直了身子，认真道：“会长，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转了有一段时间了。您也知道，咱们南汉的华族人，绝大多数都是这些年从东大移民过来的，剩下的是从东南亚各国迁来的。大家来自天南海北，口音不同，习惯不同，甚至吃的都不一样。虽然都是华族人，但彼此之间的认同感，说实话，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他顿了顿，语气里多了几分感慨：“我这些年在文化口，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让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真正觉得咱们是一家人？光靠说‘咱们都是华族’是不够的，还得让大家知道，咱们有着共同的根，有着共同的祖先，更要让他们明白，我们共同的根在哪里，咱们共同的祖先是谁。”
钟铭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黄培我翻开文件的第二页，指着上面列出的一串名字：“我的想法是，建设一批华族先贤的纪念与祭拜场所。把咱们华族历史上那些对民族有大功绩的人物都请出来，让后来的人能看得见、摸得着。因为咱们是共和国，所以跟咱们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有不一样，没有属于皇室的太庙。所以我就琢磨着是不是建一座我们华族共同的太庙，供奉华族列祖列宗；再建一座英杰庙，供奉历代先贤。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咱们这个民族是怎么走过来的，咱们的祖先是些什么样的人，咱们跟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咱们这个民族是有根有魂的。到了那个时候，不管你是北方来的，还是南方来的，你站在那座庙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的祖宗是谁，你为什么是华族人，华族又是怎么来的，又有着怎样光辉的历史。”
钟铭听着，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他放下文件，靠回椅背上，沉默了几秒，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这个想法，说实话，他也想过。但这些年南汉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建国、打仗、搞工业、搞科技、搞外交、搞贸易等等事务，他几乎没有精力去顾及文化认同这块“软实力”。而现在，南汉的外部安全威胁已经压到了最低，北有东大，东有东明和南周，南边的爪哇已经被打残，西边的阿三和巴巴羊也都老老实实了，南汉周围2000公里绝对防御圈内已经毫无威胁。是时候把精力往内部建设上倾斜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