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琦鎏和他的同伴们无法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原因在于公司对他们有着迫切的需求。毕竟这段时间里，工人们都停止了正常的生产活动，但安保人员却绝对不能缺勤。为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履行工作职责并保障自身安全，公司特意为他们开具了详细而有效的工作证明，并协助其成功申领到了出入证件。
在上班期间，这些安保人员相对来说比较清闲自在。由于无需参与繁忙的生产任务，他们可以自行携带饭菜前往值班室就餐。当没有紧急事务时，他们便会选择坐在电脑前，通过互联网浏览有关疫情期间的各类新闻报道。
在众多新闻资讯之中，不乏一些令人深受触动、倍感温暖的典型事例。这些故事如同一股股暖流，流淌过每一个身处疫情阴影之下的心灵深处，让人们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与美好。
故事一 七楼的纸条
布宜诺斯艾利斯，1月。
我是玛格丽塔，一名儿科医生，也是一名单亲妈妈。那天，我刚结束连续12小时的值班，穿着闷热的防护服，把第17位疑似病人送进隔离病房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公寓楼，已是夜里11点。
电梯缓缓上升，灯光忽明忽暗。就在门即将合拢的瞬间，我看见电梯按键旁贴着一张手写纸条，字迹清秀：
“我是七楼的维多利亚，如果您需要任何杂货或帮助，请按我家门铃。我不怕，我一个人住。”
我靠在电梯冰冷的内壁上，突然想哭。原来，在我把世界挡在口罩外的时候，仍有人愿意把门打开。
第二天，我把家里最后三颗橙子装进袋子，放在她门口，附上一张纸条：
“我是五楼的玛格丽塔，儿科医生。如果您需要儿科咨询，请按我家门铃。我女儿三岁，我也懂一点。”
第三天，她回赠了一包儿童口罩和一盒退烧药。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疫情最凶的那三个月，整栋楼靠一张张纸条互相“投喂”：酱油、奶粉、退烧药、童话书、甚至一盆刚发芽的绿萝。我第一次教女儿写完整的句子，就是在这些纸条的背面。
她写：“妈妈，我想吃苹果。”
我帮她写：“维多利亚阿姨，能借我一个苹果吗？我用三颗糖换。”
原来，隔离也可以是一种拥抱。
故事二 甘加树下的屏幕
瓦拉纳西，2月。
我叫古普塔，是联合国志愿者。村子封路后，最偏远的贫民窟连“新冠病毒”四个字都没听过。我们决定用最原始的方式传播知识。
我们把两部旧手机绑在印度楝树上，用扩音器播放自制动画：穿纱丽的小姑娘“甘加”用印地语教大家洗手、戴口罩、保持距离。画面简单，声音清晰，孩子们围坐在树下，看得入神。
11岁的拉朱每天搬一张破垫子，最早到、最晚走。动画放完，他就用粉笔在地上默写刚学的单词：soap, mask, distance。
三个月后，他把一块木板刷白，挂在树上，写下第一行字：
“如果你也想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请下午三点到甘加树下来。”
那块“黑板”至今还在，树下已经坐不下更多孩子。有人开始教数学，有人讲历史，还有人放起了印度古典音乐。
一位老教师说：“这棵树，成了我们的学校。”
故事三 阳台演唱会
武汉，3月。
封城第21天，我——秦志江，71岁，刚从IcU出来，带着Ecmo的后遗症回家休养。出院那天，主治医生把两粒红苹果塞进我掌心：“好好活。”
回家后，我给自己排了“康复课程表”：上午吹纸片练肺活量，下午阳台浇花，晚上听京剧。
对面楼的小姑娘每天5点准时开唱，唱《感恩的心》，跑调跑到姥姥家，却没人舍得关窗。她的声音清亮，像一把小锤，轻轻敲开人们紧闭的心门。
第30天，我举着写好的纸板向她挥手：“今天轮到我！”
我打开老收音机，放了一段《洪湖水浪打浪》，全楼跟着打拍子。有人打开窗户喊：“再来一段！”我笑着点头，又放了一首《我的祖国》。
那一刻，我第一次确信：肺可以慢慢长回来，城市也是。
故事四 厨房里的It男
上海，4月。
我叫张俩，28岁，程序员。疫情前我的厨房唯一功能是“打开外卖”。封城后，外卖停送，我盯着空冰箱发了半小时呆，决定自救。
第一道菜是“番茄炒一切”——番茄炒蛋、番茄炒洋葱、番茄炒午餐肉。成品黑乎乎的，像灾难现场。我拍照发到公司群，配文：“今日黑暗料理，求生欲极强。”
没想到，群里炸了。
“张俩，你这是要毒杀谁？”
“建议报警。”
“不过……我教你腌鸡翅吧，步骤发你。”
第二天，群里多了个“云厨房”频道。有人直播擀饺子皮，有人分享电饭锅蛋糕配方。我跟着学，从焦糊到能吃，再到“居然还不错”。
解封那天，我邀他们来家里“验收”：四菜一汤，全是我亲手做的。红烧肉、清蒸鱼、蒜蓉西兰花、番茄炒蛋，还有紫菜蛋花汤。
大家进门第一句话：“张俩，你瘦了！”
我笑了：“是啊，但我会做饭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代码能让机器听话，锅铲也能让生活听话。
故事五 烧烤店再开张
大连，5月。
我叫蒋文强。武汉封城时，我“误入”志愿车队，送医护人员上下班。回到大连后，又遇本地疫情，我工作的餐饮公司倒闭了，工作丢了。
7月，我咬牙把全部积蓄——八万六千块，砸进一家门面只有15㎡的烧烤店。朋友都劝：“餐饮退潮，你逆流？”
我说：“最难的那70天我都熬过来了，再坏也坏不过空无一人的武汉街头。”
开业前三天，零顾客。我把炉子搬到门口，自己烤自己吃，羊肉串、鸡翅、韭菜，香味飘完整条街。第四天，一位老太太买了20串：“小伙子，我看过你的新闻，就想尝尝‘志愿者’的味道。”
从那天起，顾客渐渐多了。我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备料，忙到凌晨两点收摊。母亲来看我，摸着我脸上的胡茬哭：“值得吗？”
我给她烤了一串腰子：“妈，值。我活着，不是为了不累，是为了不后悔。”
现在小店养活我和母亲，招牌上写着——“相信时间的人，时间也会恩赐于你”。
故事六 病房外的泪
深圳，6月。
我是田女士，全职妈妈。疫情让丈夫滞留在家，却没能把“丈夫”还给我。他酗酒、冷暴力，我做饭时孩子拽我衣角哭，他吼：“有你在，让我看孩子干吗？”
那天他在病房里吐血，临床大爷夸我“媳妇真贤惠”，他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在门外哭到腿软，却第一次看清：疫情检验的不只是肺，还有人心。
解封后，我递交了离婚协议。有人问我后悔吗？
我说：“我后悔没早点明白——先救自己，再救婚姻。”
现在，我开了家线上手作店，教孩子画画。女儿问我：“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回家？”
我说：“因为他不懂怎么爱别人。但妈妈懂，所以我会一直爱你。”
故事七 把余生一日当末日
汕头，7月。
我，90后女生，复工前夜在河边自拍视频：“也许该把每一天当余生的最后一日来过。”
疫情让我重新想起前任——他曾说等攒够钱就来娶我。封城时我们隔着屏幕吵最大的架，也和好最多次的哭。
视频里我祝他一路平安，也祝自己。
后来我真去了他的城市，带着那张截图。我们在江边重逢，谁都没说话，只是紧紧拥抱。
现在，我们共用一把钥匙，门口贴着一张便签：“余生一日，今日也要好好过。”
故事八 破产后的第一声啼哭
深圳，8月。
我和丈夫李先生原本各自有工作，2020年上半年一起失业。7月孩子早产，账单雪片一样飞来。我们刷爆信用卡，借遍小贷，11月咬牙注册家政公司，晚上再摆地摊卖肠粉。
最苦那天，收入27元，孩子奶粉见底。我抱着娃在马路边哭，一位环卫阿姨放下扫帚买了两盒肠粉：“姑娘，先吃饱才有力气往前冲。”
我们把公司名字改成“向前冲”，LoGo是一辆小推车，载着阳光。
年底，公司账上第一次出现正数。我给阿姨送去免费年卡，她摆摆手：“我信你们能翻身。”
孩子现在会爬了，我们还在还债，但已不再害怕“明天”。
故事九 黑板前的最后一课
北京，9月。
我是寄游，一名高三老师。寒假被无限延长，我从“讲台上的话痨”变成“十八线主播”：家里的冰箱当黑板，猫当纪律委员。
最揪心的是那节晚自习——网络卡成ppt，全班集体掉线。我举着手机一个人自言自语，突然屏幕弹出一行字：“老师，我们都能听见，您继续。”
那一刻，我隔着空白像素，却看见50双眼睛亮着。
高考推迟一个月，我们多熬了30个夜晚。出分那天，学生给我发消息：“老师，我数学142，冰箱黑板值！”
我哭了。我知道，我们都没辜负这场战役。
故事十 苹果与平安
武汉，10月。
我4岁，姓“小病友”。出院那天，医生叔叔阿姨把我围在中间，像大白熊。他们往我手里塞了三颗红苹果，说：“平平安安！”
我东张西望，只记得大家眼睛弯弯的，像妈妈笑。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全国新增确诊首次降至个位数。
今年我上小学，书包里仍留着一颗风干的苹果核，老师问为什么，我说：“这是我和武汉的秘密。”
十个故事，十种咬牙，也十次拥抱。
2020年教会我们的，或许正是：
当世界按下暂停键，普通人仍能把日子过成诗——
诗里不都是浪漫，还有油烟、债务、争吵与眼泪，
但正因如此，它才像生活，也更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