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进行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年纪轻轻的神宗皇帝立志变法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就特召四十八岁的江宁（今南京）知府王安石火速入京，企图一下子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上位后，首先成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原来的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
鉴于我们本书企图反映的主体——苏轼在任地方官后如何在新法的氛围中履行政务——由此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在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问题上，功过成败，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为佳。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熟知政治经济学的专业人士，以及对于后世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千余年后仍没有最终定论的今天，我们也只有避重就轻，不再班门弄斧为好。
但为了说清楚这次变法的具体内容，阐述好它对当时社会以及苏轼本人的影响，经过粗略归纳，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分为理财、农业、军事、教育等措施（以下内容可能会十分枯燥），其具体内容大约有十一项之多：
一、理财措施：
旨在通过限制贵族奸商们的盘剥复利，把这些奸商们的盈利特权收归国有，劳动人民的税赋不必增加就能使国库充盈，也就是当时鼓吹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变法在为国家理财方面主要有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1. 均输法
均输法不是宋神宗时王安石所首创，乃系仿桑弘羊、刘晏之法而加以变通。
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所提出。此法在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与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均输法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激增，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汉时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宋只高不低，但的确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
王安石集团的原意是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藉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理解“均输法”，最要紧是八个大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熙宁二年（1069）七月，开始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但此法“然均输后迄不能成”——没能按计划施行下去。
此法不是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而主要是在灾荒欠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此即“徙贵就贱”。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此即“用近易远”。
于是，均输法就可以达到“江湖有米则可籴于真，二浙有米则可籴于扬，宿亳有米则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之丰歉，间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使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干，则近有汴口仓庾”这样的效果。
通观制置三司条例司奏言全文，可以看出其议论的内容，虽然涵盖诸路上供的所有物品，但重点则是京师所仰仗的东南六路的粮食。
变法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均输法的施行，一是将东南六路的富裕物资与物资匮乏的地区相调剂；二是打击了富豪之人的横征暴敛，从他们手中“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三是可达到“便运输，省劳费”的目的；四是可以“去重敛，宽农民”，最终实现“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
改革的出发点，归根结底是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改革的途径，无非是扩大购买。均输法之“输”并不是运输，实乃输纳、供应之谓。均输法是对东南漕粮供应制度的变革，是属于政府消费性购买范畴的问题，与漕运制度本身并无多少联系。它的着眼点是漕粮，而不是漕运。
2. 市易法
这一措施其实是来源于西汉中叶桑弘羊的“平准法”，但有自己的特点：如“契书金银抵当”、“结保贷请”、召募行人、牙人为市易务工作等，都是王安石的新发展，与平准法的命吏坐市肆贩卖、不假手商人的作法有所不同。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像水果、芝麻或是梳朴（作木梳的原料）之类的小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
此法于熙宁五年（1072）三月开始颁行，具体措施是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和专门机构，是直接收售物资，参与交易，以平抑市场物价的一种政策措施。也是王安石变法时在城市中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新法。
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市易法有平抑物价调剂供求的作用，限制奸商垄断居奇，把以前归于大商人的利得收归官有，增加财政收入。
从时人之记载和苏轼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个结果看来不合情理实际却有其必然性，市易法的实质是对商业贸易实施国家垄断，市易法一方面打击了大商人、“兼并之家”，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商户的利益。
看似一项十分完善的措施，既然政府与民众都能受益，那就应该受到拥护并继续推行下去的。但是事实上，变法却引起了变法派的分裂以及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但也有后世的学者，根据熙宁十年（1077）全国各州县夏秋两季所得实物除外的五百多万贯息钱来衡量，认为王安石用理财观点实施起来的市易法还能算作卓有成效的。
3. 免行法
颁行免行法，起因是开封府肉行（供应官府肉类）的徐中正（屠户）等人上书，建议由行户交纳免行钱后，行户的物资便不再送往官衙门。
因为，宋都城开封官府衙门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均由京师诸行供应。但由于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多多索取财物，各行所费钱财往往在官府所需物资的十倍以上，因而一些商贩、贫困百姓因作行户而破产者比比皆是。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根据宋代的制度，各级官府的用度均需采买。供货商需要低价售于官府，还要免费送货上门，同时还得保证质量。这种不平等交易制度使得各级供货商不仅在与官府的买卖中赚不到钱，还得赔钱，成为了极大地负担。王安石变法中推行免行法，取消低价采买的制度，而是改为征收一部分的免行钱，作为一种商业税。商业税分给各级官员作为俸禄和补助，以此保障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熙宁六年（1073）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
免行法，这是王安石变法内容中的最后一条，也是王安石所受反对最多的一条，此法一出，也就说明王安石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彻底要失败了，因为从前文当中可以看到，曹太后和宋神宗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这才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王安石推行“免行法”之前，大宋皇宫和权贵们的一切采购，尤其是在开封城的采购都是不花钱的，各商行必须为官府和权贵们无条件地奉上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不仅如此，官府和权贵们还肆意勒索这些商行提供远超采购需要的商品，倘不如意，即恃权惩治，小商贩多因此失业，这些多出来的供应就被各个皇族、后族、勋贵瓜分，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既得利益者。
朝廷的各个官员其实都是世家豪门的代表，“免行法”的出现，这些世家豪门利益受损，群臣群起攻之，后族一样对王安石开始攻击了。如果说青苗法使王安石失去百姓之心，那么免行法则成为压垮新政最后一根稻草！
二、发展农业生产
在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4. 青苗法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之一，也是争议最大，受到保守派人物攻击次数最多、最为猛烈的变法项目。
青苗法，亦称常平给敛法、常平敛散法，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布。
常平制度主要是在丰年时适当抬高价格籴（音迪）米，把老百姓手里的余粮以高于市场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时适量降低价格粜（音跳）米，以平抑物价，拯济百姓。也就是“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如今的“国家储备粮制度”便是这一制度的延续。
其实，“青苗法”在唐代宗时已有此名，“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青苗法最早是参考了宋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陕西“贷钱还谷”、发放青苗钱的经验，王安石也在浙江鄞县实验过这种“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办法，效果良好。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
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一些官吏强制借贷，借机敲诈盘剥。
王安石的变法理财思想是“重开源，轻节流”但对节支没有足够的重视。由于他没有认识到当时兵多官滥、支出太过是造成国家财政赤字的根本原因。
再加上当时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急于求成，太过激进，导致青苗法最终被废止。青苗法虽然给宋王朝带来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却加重了对穷苦大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剥削，其实并没有起到“富民”的作用。
青苗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与王安石的初衷越走越远，非但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疾苦，以及达到抑制兼并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与疾苦，并且还助长了兼并。
北宋各级官府为了聚敛民财，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这种重敛于民的政策不可避免导致了大量小农经济的破产，小农经济的大量破产，是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封建社会的简单再生产，给封建统治带来了危机。
这样一来，青苗法不但加重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间接的挑起了统治阶级内部巨大的纷争。青苗法因为其自身的不成熟性，导致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强迫借贷的案例，显然就违背了青苗法的立法初衷。
总而言之，王安石的“青苗法”出发点是好的，初期在地方施行阶段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全国推广之后，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之施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这项制度最终被废除。
不能就此说这项制度不好，只能说这项制度没有执行好。“水至清则无鱼”，不管是说人性很贪婪或是说各级官吏都要吃饭，不论处于什么朝代，理想总是丰满的，而现实则是无比骨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