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姨赵月梅摔碎那只青花瓷碗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家的天要塌了。
那是个礼拜天的傍晚，我妈让我送些新包的饺子过去。我刚推开门，就听见厨房里传来我小姨的声音——那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却又压得极低，像是在喉咙里磨刀子。
“你叫她什么？你——你再叫一遍？”
我姨父周大川站在厨房门口，那张常年跑长途被晒得黑红的脸，此刻白得跟纸一样。他搓着手，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臭老婆。”我小姨赵月梅把这三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每个字都带着冰碴子，“周大川，我跟你二十年，二十年啊……你叫我‘孩儿他妈’，叫得跟喊服务员似的。你叫她‘臭老婆’——你告诉我，什么叫‘臭老婆’？”
我僵在玄关，手里的饺子盒突然重得提不住。
周大川终于出了声，声音是哑的：“月梅，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我小姨笑起来，那笑声比哭还难听，“解释你怎么在车上，用那个破车载电话，跟一个比我大八岁的女人说——‘臭老婆，想我了没？’解释这个？”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车载电话。我想起来了，姨父那辆跑了十几年的重型卡车，驾驶室里确实装了个老式车载电话。黑色的，方方正正的，听筒上的橡胶都磨得发亮了。小时候我还觉得那玩意儿很神气，像是电影里警察用的东西。
“不是你想的那样……”周大川还在挣扎。
“那是哪样？”赵月梅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抖开——我离得远，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但我看见她的手在抖，抖得像风里的叶子，“周大川，你写保证书的时候怎么说的？‘从此一刀两断，回归家庭’——这保证书才写了三个月！三个月！”
周大川的眼睛瞪大了：“你翻我东西？”
“我不翻？”赵月梅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一串一串的，砸在手里的那张纸上，“我不翻，我永远都是那个在家省吃俭用，连买菜都要跟人讨价还价，塑料袋洗净了晾干重复用的傻子！我不翻，我怎么知道你给那个‘臭老婆’——转了多少钱？”
空气突然凝固了。
周大川的脸从白转青，又从青转红。他张了张嘴，像是离水的鱼。
“一百二十五万。”赵月梅一字一顿地说，每个数字都像锤子，敲在在场的每个人心上，“周大川，一百二十五万——零八千六百块。我给你生了女儿，给你操持这个家二十年，你给过我什么？女儿上大学的学费，你说凑凑，再等等。妈生病住院，你说手头紧。我呢？我连买件超过两百块的衣服都要想三天！”
她越说越快，越说越急，眼泪糊了满脸，却还在说：“可她呢？那个比你大八岁的女人——陈凤霞是吧？开小卖部的那个寡妇——你给她转钱，一万，两万，五万……转账记录长得我翻不到头！周大川，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你跑长途，一趟趟熬夜，胃喝坏了腰也伤了——你就是这么糟践自己的血汗钱的？”
“月梅……”周大川的声音彻底哑了，他往前走了两步。
“别过来！”赵月梅猛地后退，背抵在冰箱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她举起手里那张纸——现在我看清了，是一张银行流水，密密麻麻的字，“这口气……这口气我咽不下。周大川，我告诉你，这口气我死都咽不下！”
她把那张纸攥成一团，狠狠砸在周大川脸上。
纸团软绵绵的，没什么力道，可周大川却像是被砖头砸中了，整个人晃了晃。
“我要告她。”赵月梅说，声音突然平静下来，平静得可怕，“我要把陈凤霞告上法庭，让她把这一百二十五万——一分不少地，给我吐出来。”
说完这句话，她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了门。
周大川站在原地，佝偻着背，看着那扇紧闭的门，一动不动。
我轻轻地放下饺子盒，退了出去，把门带上。关门的前一秒，我看见周大川慢慢地蹲了下去，双手抱住头——那个跑遍了半个中国、从来都说“男人不能倒”的汉子，缩成了一团。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全是那三个字：臭老婆。
什么样的关系，能让一个男人叫出这样的称呼？不是甜腻的“宝贝”，不是正经的“凤霞”，而是“臭老婆”——带着嫌弃，带着亲昵，带着十几年光阴磨出来的、扎进肉里的熟悉。
我小姨赵月梅和我妈是亲姐妹，但性子天差地别。我妈泼辣，嗓门大，一点就着。我小姨却温柔，说话细声细气，是那种去菜市场买菜，人家多找了她两块钱，她都要追着还回去的人。
她嫁给周大川的时候，才二十二岁。周大川那时是个穷小子，除了辆二手卡车，什么都没有。我外婆不同意，说我小姨跟了他要吃苦。可我小姨就是铁了心，说：“大川实诚，肯干，日子会好的。”
日子确实慢慢好了。周大川跑长途越来越熟络，后来自己贷款买了新车，挂靠在运输公司下面，一年到头大半时间在路上。赵月梅就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偶尔打点零工。他们买了房，虽然不大；买了车，虽然不贵。女儿周晓蕊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今年大二。
在所有人眼里，这都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丈夫在外奔波，妻子持家有道，女儿懂事上进。直到那只青花瓷碗摔碎在地上，直到“一百二十五万”这个数字被喊出来，直到“臭老婆”三个字成了扎进婚姻心脏的刺。
那之后的一个月，我小姨家再没开过火。
我妈去了几次，回回叹气：“月梅瘦脱了形，不说话，就是擦东西。家里的桌子椅子地板，擦了又擦，像是要把什么脏东西擦掉似的。周大川睡在客厅沙发上，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我问：“真要打官司？”
我妈摇头又点头：“你小姨这回是铁了心了。她找了律师，材料都备齐了——银行流水，保证书，还有那天的录音。”
“录音？”
“车载电话。”我妈压低声音，“周大川那个车载电话，你小姨不知道怎么弄的，录了一段——就是那句‘臭老婆，想我了没’。律师说，这能证明关系不正当。”
我倒抽一口凉气。
“作孽啊。”我妈揉着太阳穴，“周大川求过我，让我劝劝月梅。他说他知道错了，真的断了，钱……钱他会慢慢挣回来。可你小姨说——‘周大川，有些错，不是认了就能过去的’。”
这话从一贯温柔的小姨嘴里说出来，让我心里发寒。
又过了一周，我公司项目结项，忙得昏天暗地。午休时，同事林薇凑过来，神神秘秘地说：“颖姐，你听说了吗？咱们楼下车库那看车的老刘，外面也有人了。”
我正喝着咖啡，差点呛着。
“真的！”林薇瞪大眼睛，“他老婆昨天闹到公司来了，举着个喇叭喊，说老刘把工资全给了小三，家里孩子学费都交不起。保安差点报警。”
我放下杯子，心里一阵烦躁。
林薇还在说：“现在这男人啊，真是……家里老婆省吃俭用，外面倒大方得很。你说图什么？”
图什么？我也想知道。
下班后，我没直接回家，鬼使神差地绕路去了我小姨家小区。在楼下的长椅上，我看见了周大川。
他坐在那儿抽烟，脚边已经扔了好几个烟头。才一个多月，他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精气神，眼窝深陷，胡子拉碴，身上那件旧夹克皱巴巴的。
“姨父。”我叫了一声。
他抬起头，看见是我，勉强扯出个笑：“小颖啊。”
我在他旁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说：“你小姨……她今天去法院递材料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知道我对不起她。”周大川吸了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脸，“可我真的……真的没想过离婚。那个家，晓蕊，月梅——我不能没有。”
“那陈凤霞呢？”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周大川的手抖了一下，烟灰掉在裤子上。他盯着那点灰烬，看了很久，才慢慢说：“她……她也是个苦命人。”
然后他给我讲了个故事。
陈凤霞比周大川大八岁，今年该五十二了。她年轻时嫁到外地，丈夫是个酒鬼，喝了酒就打她。后来丈夫出车祸死了，她一个人拖着孩子回到老家，在国道边开了个小卖部。
周大川第一次遇见她，是十几年前的一个雨夜。他的车抛锚在离她小卖部不远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冒雨跑去求助，陈凤霞不仅让他进了屋，还给他煮了碗热面，找了条干毛巾。
“那时候……”周大川的声音很轻，“我刚跑长途不久，人生地不熟，又累又怕。她那碗面……真的，就是一碗清汤面，加了个鸡蛋，可我吃着，比什么都香。”
后来，周大川每次跑那条线，都会在她那儿停一停。买包烟，买瓶水，有时候就是歇歇脚。陈凤霞话不多，但总是给他倒杯热水，天冷了提醒他加衣，天热了给他切块西瓜。
“我女儿晓蕊小时候生病，我跑车在外赶不回来，是月梅一个人抱着孩子去医院，守了三天三夜。”周大川掐灭了烟，“我知道月梅苦，我知道。可我在外头……小颖，你没跑过长途，你不知道那种滋味。一天开十几个小时，腰都快断了，夜里停在服务站，四周黑漆漆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收音机里的歌翻来覆去地放，听得人心里发慌。”
“然后你就给陈凤霞打电话？”
“开始就是普通的聊。”周大川说，“说说路况，说说天气。后来……后来就什么都说了。说月梅跟我吵架了，说晓蕊成绩不好了，说我这趟货可能赔钱了。她听着，从来不嫌烦。有时候我心情不好，她就说：‘大川，别想那么多，日子总要过的。’”
“再后来呢？”
周大川沉默了。风吹过来，带着深秋的凉意。
“再后来……就有了别的心思。”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知道我不该，我知道我对不起月梅，对不起这个家。可人有时候……就像鬼迷心窍。她说她儿子要结婚，缺钱买房，我就转了点。她说她小卖部要进货，手头紧，我又转了点。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我也没算过，怎么就成了一百多万。”
“你没想过小姨会发现？”
“想过。”周大川苦笑，“天天想，夜夜怕。可就像吸毒似的，停不下来。每次转完钱，我都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可下次她开口，我又……我又心软了。她说：‘大川，我这辈子就指望你了。’”
我听得心里发冷。
“那保证书呢？写了保证书，为什么还联系？”
“断了。”周大川急急地说，“真断了！自从月梅发现，我就再没联系过她。那保证书是我跪着写的——我真想改，真想回归家庭。可月梅……月梅她不信了。”
他转过头看我，眼睛里全是血丝：“小颖，你帮姨父劝劝你小姨，行吗？别打官司。那一百多万，我挣，我慢慢还给她。打官司……丢人啊，真的丢人。晓蕊在学校怎么抬得起头？月梅以后在亲戚面前怎么做人？”
我说：“那小姨这口气，就这么咽了？”
周大川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周大川还坐在长椅上，佝偻着背，像个被遗弃的旧麻袋。
案子很快立了。因为涉案金额大，证据又齐全，法院排期排得很快。
开庭前一天，我陪小姨去律师那里做最后的准备。赵月梅瘦了很多，但眼睛很亮，是一种近乎决绝的光。她穿了一身深蓝色的套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甚至还涂了点口红。
律师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干练利落。她把材料一份份摊开：“赵女士，明天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陈凤霞返还125万8600元的不当得利。这些转账记录，加上保证书和录音，足以证明周先生与她存在不正当关系，这些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他无权单独处分。”
赵月梅点点头，手指抚过那些转账记录的单据。她的手指很细，因为常年做家务，关节有些粗大。
“另外，”律师顿了顿，“考虑到对方可能会主张部分款项是借款或赠与，我们准备了周先生这些年所有的收入证明——证明他的收入绝大部分都转给了陈凤霞，而您和家庭的开支极为节俭。这一点，法庭会考虑的。”
“她能还得了这么多钱吗？”我问。
律师推了推眼镜：“陈凤霞名下有一处房产，就是她开小卖部的那栋自建房。虽然位置偏，但评估下来也值个七八十万。剩下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她的其他财产和收入。”
赵月梅突然开口：“我要她当面道歉。”
律师愣了一下。
“我要她站在法庭上，亲口承认，她花了我丈夫一百二十五万——花了我女儿上大学的钱，花了我妈治病的钱，花了我们这个家二十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每一分钱。”赵月梅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结冰的湖面，“我要她看着我的眼睛，说一句‘对不起’。”
律师沉默了。我握住小姨的手，她的手冰凉。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天已经黑了。赵月梅站在街边，看着车来车往，忽然说：“小颖，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恨吗？”
我摇头。
“不是发现他出轨的时候。”她说，“是发现那些转账记录的时候。我一笔笔地对，一笔笔地看——2015年3月12日，转五万。那天是我妈做手术，我在医院走廊里给他打电话，他说手头只有三万，让我先垫上。我求爷爷告奶奶借了两万。”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2018年9月7日，转八万。那天晓蕊考上大学，我们请亲戚吃饭。他说跑车行情不好，这学期学费先贷款吧。我背着他，去做了两个月的家政，把手都做糙了。”
“还有去年——”她深吸一口气，“去年我生日，他说给我买个金镯子。去了金店，我看中一个三十多克的，他嫌贵，最后买了个十八克的。可同一个月，他给陈凤霞转了十万——十万啊小颖！他说是她儿子买房急用。”
眼泪终于掉下来，但她没有擦，任由它们流：“我不傻，小颖。我知道他跑车辛苦，我知道男人在外头有时候需要排解。我甚至……我甚至想过，如果他就是一时糊涂，跟哪个年轻女人有点什么，我可能也就忍了。过日子嘛，哪有十全十美的？”
“可他偏偏找了个比我大八岁的，偏偏一搞就是十几年，偏偏把钱——把我们这个家的血汗钱，一万一万地往外送。”她转过头看我，满脸是泪，眼神却狠得像刀子，“他这不是背叛，小颖。他这是把我的真心，把这个家二十年的日子，都扔在地上踩——踩碎了，还要吐口唾沫。”
我抱住她。她在我怀里，瘦削的肩膀抖得像风中的叶子，却没有哭出声。
第二天开庭，我和我妈都去了。
法院门口，我们遇见了陈凤霞。她比我想象中要老，花白的头发随便扎着，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红棉袄，脸上皱纹很深。她一个人来的，身边没有律师，也没有家人。
看见我们，她愣了一下，然后迅速低下头，快步走了进去。
周大川没有来。小姨不让他来。
庭审比我想象中要平静。赵月梅的律师条理清晰地陈述事实，出示证据。那些转账记录被一页页投影在屏幕上，时间跨度从2009年到2023年，整整十四年。
陈凤霞一直低着头。当法官问她是否承认这些转账时，她小声说：“承认。”
“你和周大川是什么关系？”法官问。
陈凤霞沉默了很久，久到法庭里只剩下呼吸声。然后她抬起头，第一次看向了赵月梅。
“我……”她的声音哑了，“我对不起周家嫂子。”
赵月梅坐得笔直，面无表情。
“我和大川……是我不对。”陈凤霞的眼泪掉下来，“我一个人拉扯孩子，太难了。大川他心善，帮我……帮过头了。这些钱，有些是借的，有些是他自愿给的。我……我会还，我一定还。”
“自愿给的？”赵月梅的律师站起来，“陈女士，周大川先生与我的当事人是合法夫妻，他的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未征得配偶同意的情况下，将巨额财产赠与婚外异性，这违反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赠与。这不是借不借、还不还的问题——是这些钱，你根本不该拿。”
陈凤霞的脸色白了。
庭审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走出法庭时，陈凤霞追了上来。她拦住赵月梅，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所有人都愣住了。
“周家嫂子，我求求你……”陈凤霞哭得满脸是泪，“那房子是我唯一的东西，要是没了，我和儿子就没地方住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给我点时间，我慢慢还，行吗？我儿子刚结婚，媳妇怀孕了……你不能把我们赶出去啊！”
赵月梅低头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慢慢蹲下身，平视着陈凤霞。
“陈凤霞。”她叫她的名字，声音很轻，“你儿子要结婚，要买房，要生孩子——所以你需要钱，我理解。”
陈凤霞的眼里燃起一丝希望。
“可我的女儿也要上学，我的母亲也要治病，我的家也要过日子。”赵月梅继续说，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难，我也难。你苦，我就不苦吗？”
“我……”
“你跪在这里求我，是因为你知道自己要失去东西了。”赵月梅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可我这十四年，每天都在失去——失去丈夫的忠诚，失去对婚姻的信任，失去对这个家未来的盼头。我跪过吗？我求过谁吗？”
陈凤霞瘫坐在地上，说不出话。
“房子要不要拍卖，法院判。”赵月梅转过身，“至于道歉——你现在说的每一句对不起，都不是因为觉得自己错了，是因为怕了。”
她拉着我和我妈，头也不回地走了。
宣判是在半个月后。法院支持了赵月梅的诉求，判决陈凤霞返还125万8600元。考虑到陈凤霞的经济状况，允许她分期偿还，但要以名下房产作为抵押。
走出法院时，下了今年第一场雪。细碎的雪花落在赵月梅的头发上、肩上，她仰起脸，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
“结束了。”她说。
真的结束了吗？我不知道。
那之后，周大川搬了回去。但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家了。他们分房睡，吃饭不说话，像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周晓蕊寒假回来，感觉到了不对劲，赵月梅只说：“爸妈吵架了，过段时间就好。”
可谁都看得出来，好不了了。
春节前，公司年会。我喝了两杯酒，微醺着打车回家。司机是个健谈的中年男人，听说我在企业做管理，笑着说：“你们坐办公室的好啊，不像我们，一天到晚憋在车里，跟坐牢似的。”
我看着他驾驶座旁边那个崭新的车载电话，忽然问：“师傅，你跑长途吗？”
“跑啊，专跑省际线。”
“一个人跑，不寂寞吗？”
司机笑了：“寂寞啊，怎么不寂寞。所以得找人聊天——老婆，孩子，朋友，实在不行就听广播。人啊，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待着，待久了，心里就长草了。”
心里长草。我想到周大川，想到陈凤霞，想到那十四年绵延不断的转账记录。
“那要是……聊过头了呢？”我轻声问。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妹子，我开二十年车了，见过太多这种事。跑长途的，十个里有八个，家里都闹过。为啥？因为人在路上，心就飘了。总觉得眼前的日子太苦，远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可那都是假的。等真出了事，能给你端茶送水、陪你熬过病痛的，还是家里那个。”
“可家里那个……也可能寒了心啊。”
“是啊。”司机叹气，“所以做人，得知道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有些线跨过去了，就回不了头了。”
车到了小区门口。我下车时，司机忽然说：“妹子，看你心事重重的——要是家里有人遇着这种事，劝一句：能回头就回头，回不了头，就往前走。日子总得过，是不是？”
我点点头，道了谢。
往家走的路上，雪又下起来了。手机震动，是我妈发来的微信：“你小姨说，陈凤霞的第一笔还款打过来了，五万块。她说要用这笔钱，带晓蕊去旅游。”
我停下脚步，站在路灯下，看着雪花一片片落在手机屏幕上，又慢慢融化。
五万块。十四年，一百二十五万，要还到什么时候？而有些东西，是永远也还不清的。
开春后，我因为工作调动，去南方分公司待了三个月。回来时已是初夏。
我妈来接我，在车上，她告诉我：“陈凤霞的小卖部关门了。房子被抵押，她搬去和儿子儿媳一起住。儿媳妇生了，是个男孩，但她和媳妇处不来，天天吵架。”
“周大川呢？”
“还是老样子。跑车，回家，不说话。不过上个月晓蕊生日，他买了蛋糕，一家人一起吃了顿饭——虽然还是没什么话，但总算坐在一张桌上了。”
“小姨怎么样？”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她报了个烘焙班，学做蛋糕。上周末还给我们送了一个，做得像模像样的。她说等学好了，想在社区开个小工作室，教孩子做饼干。”
我有些意外，又有些欣慰。
“她还说……”我妈的声音低了下去，“等陈凤霞的钱还清了，她就和周大川离婚。”
我愣住了。
“她说，官司赢了，气出了，但心里的疙瘩解不开。那一百二十五万就像一根刺，扎得太深，拔出来会死，不拔出来又疼。她试过了，试了半年，还是没办法和他像以前那样过日子。”
“那为什么还要等钱还清？”
“她说，这是她应得的。”我妈看着车窗外流动的街景，“二十年的青春，二十年的付出，总要有个交代。钱还清了，她和周大川之间，就彻底两清了。”
两清。这两个字听起来真决绝。
回到家，我收拾行李时，翻出了一张旧照片。是我十岁那年，小姨一家来我家过年拍的。照片上，周大川抱着三岁的晓蕊，赵月梅靠在他肩上，笑得眉眼弯弯。那时候他们多年轻啊，眼睛里都是光。
可现在呢？晓蕊长大了，他们却老了，中间隔着一百二十五万的鸿沟，隔着十四年的欺骗，隔着“臭老婆”那三个字。
我把照片放回相册，合上。
周末，我去看小姨。她果然在厨房里忙活，烤箱飘出甜香。桌上摆着几个做好的蛋糕，裱花精致，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尝尝。”她切了一块给我，“蓝莓慕斯，晓蕊最喜欢这个口味。”
我吃了一口，甜而不腻，口感绵密。
“好吃。”我说。
赵月梅笑了。这是这大半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真心实意地笑。她瘦了些，但气色好了很多，眼睛里的那种决绝的光，淡了些，换成了一种平静的、坚定的东西。
“小颖。”她坐下来，看着我，“你觉得小姨狠心吗？”
我想了想，摇头：“我只觉得，你做了你想做的，该做的。”
“是啊。”她望向窗外，阳光透过玻璃，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光影，“这大半年，我想了很多。以前我总觉得，女人这辈子，就是嫁人、生子、持家。丈夫好，我就好；家好，我就好。可周大川这件事让我明白——女人啊，首先得是自己，然后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
她转回头，眼神清亮：“我今年四十六了，不算年轻，但也不算老。我还有时间，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烘焙是第一步，以后……谁知道呢？”
“那姨父……”
“他啊。”赵月梅的语气很平淡，“我们就这么过着。他还他的债，我做我的事。等哪天债还清了，我们就去把手续办了。不吵不闹，好聚好散——毕竟夫妻一场，还有晓蕊。”
“你还恨他吗？”
她想了想，说：“不恨了。恨一个人太累，我已经累了十几年，不想再累了。但我也不会原谅——有些事，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过去的。”
我点点头，懂了。
离开时，赵月梅递给我一个纸袋，里面是刚烤好的饼干。“带回去吃。”她说，“下次来，我教你做。女孩子，总要会点手艺，不为讨好谁，就为自己高兴。”
走在小区里，阳光很好。几个孩子在草地上追逐玩耍，笑声清脆。老人们坐在长椅上聊天，慢悠悠地摇着扇子。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夏日午后。可我知道，在这平静的表象下，有多少家庭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着类似的故事——背叛与原谅，撕扯与愈合，破碎与重建。
就像我同事林薇昨天还在抱怨，说她老公又忘了结婚纪念日。就像楼下看车的老刘，最终还是离了婚，搬去了儿子家。就像我小姨赵月梅，花了二十年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这辈子，不能只活在别人的故事里。
手机响了，是周大川发来的短信：“小颖，你小姨在你那儿吗？她电话打不通。”
我回复：“刚走，可能在路上。”
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一条：“谢谢你陪她。她最近……心情好像好了些。”
我看着这条短信，忽然想起那个下雪的夜晚，司机说的话：“能回头就回头，回不了头，就往前走。”
周大川想回头，可赵月梅已经往前走了。他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一百二十五万，是十四年被辜负的时光，是被摔碎又勉强粘起的信任，是一个女人从依附到觉醒的整个历程。
而这条路，没有回头。
我抬起头，天空很蓝，云朵很白。远处传来隐约的车鸣声，像是那些永远在路上的重型卡车，载着货物，也载着人生，在望不到头的公路上，一直开，一直开。
而车载电话里的那句“臭老婆”，终究成了某个雨夜里，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