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听过最荒唐的话，是在一个闷热的七月午后从李建国嘴里说出来的。
“我要结婚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正蹲在车间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抽烟。灰白的烟雾从他嘴角溢出来，混进车间里飘出的机油味里，那样子实在不像个要当新郎的人。
我端着不锈钢饭盒愣在原地，筷子上夹着的半块红烧肉差点掉在地上。“和谁？什么时候的事儿？”
“老挝姑娘，十七岁。”李建国把烟头扔地上，用磨得发白的工鞋底碾了碾，“下个月领证。”
车间里的机器声轰隆隆地响，可我听见自己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嗡”的一声炸开了。十七岁——那姑娘比他小整整十四岁，比他的工龄还短五年。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看见李建国已经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转身又钻回车间去了。背影瘦得像根竹竿，工作服空荡荡地挂着。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耳边反复响着李建国那句话。我想起六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夏天，他红着眼睛来找我借钱的样子。
“田颖姐，能不能……借我三千？”李建国当时站在我家门口，手指死死抠着门框，指甲盖都白了，“素梅说，要是彩礼拿不出八万八，这事就算了。”
素梅。周素梅。我们厂隔壁纺织厂的女工，离过一次婚，带着个五岁的女儿。李建国追了她整整两年，每天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接送她上下班，给她女儿买棒棒糖，冬天把自己手套摘下来硬塞给她。全车间的人都看得出来，李建国是真心实意想和她过日子。
可周素梅最后还是没答应。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个下雨天。李建国把攒了三年的积蓄——六万八千块，用红布包得好好的，送到周素梅租的房子里。周素梅数完钱，叹了口气。
“建国，不是我不愿意。”她把钱推回去，手指上的银戒指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你人好，我知道。可你看看你这点工资，看看你住的那间出租屋——我离过一次了，不能再冒一次险。我女儿要上学，将来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李建国当时是怎么回应的？他就那么站着，站了足足十分钟，然后抱起那包钱，转身走了。没哭没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
第二天他就办了离职手续。一个月后，跟着劳务输出的队伍去了非洲。听说是在什么建筑工地当钢筋工，一年能挣十来万。车间主任老张提起这事就摇头：“这傻小子，非要去那鬼地方，命不要了？”
六年。整整六年，李建国只在过年时往家里打过几次电话。他母亲眼睛都快哭瞎了，逢人就说：“我家建国是不是死在外头了？”
结果他没死。他活着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十七岁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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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一夜之间飞遍了整个厂区。第二天我去食堂打饭，听见前头排队的几个女工叽叽喳喳。
“听说了没？李建国要娶个未成年！”
“啧啧，老牛吃嫩草，也不嫌害臊。”
“人家小姑娘图什么呀？图他年纪大？图他不洗澡？”
我端着餐盘的手紧了紧，想说点什么，最终却只是闷头打了份茄子烧肉。走到角落里坐下，刚扒拉两口，对面就坐了个人。
是周素梅。
她看起来比六年前老了些，眼角的细纹用粉也盖不住，但依然打扮得利利索索的，碎花衬衫的领子熨得板正。我们俩对视了一眼，谁都没先开口。
最后还是她打破了沉默：“田颖，你也听说了吧？”
“嗯。”我夹了块茄子，嚼在嘴里却没什么味道。
“你说他是不是故意气我？”周素梅的声音压得很低，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无名指上的戒指——已经不是当年那枚银的了，换成了金的，“找个那么小的，传出去像什么话。”
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像是后悔，又像是嫉妒，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慌张。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笑。六年前她嫌弃李建国穷的时候，可没想过会有今天。
“人家乐意，关你什么事。”我说完就后悔了，这话说得太冲。
周素梅的脸色白了白，端着餐盘起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六年前李建国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的样子，突然觉得胸口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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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的婚礼定在八月初八。他说这是老挝那边的吉利日子。车间里的工友凑份子，一人两百，我多给了五百。老张主任把钱收齐了，皱着眉头问我：“田颖，你说咱们这礼金……合适吗？那姑娘合法吗？”
“李建国说手续都办齐了。”我把钱塞进红包里，写上自己的名字，“他说姑娘家里同意了，使馆也开了证明。”
“才十七啊……”老张叹了口气，“跟我闺女一样大。这李建国也是，怎么下得去手。”
婚礼是在李建国老家办的。他老家在城南三十里的李家庄，我从没去过。那天我搭车间小王的车一起去，一路上小王都在絮叨。
“颖姐，你说这李建国是不是在非洲被骗了？那地方乱得很，万一那姑娘是冲着户口来的呢？”
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玉米地，没接话。其实我心里也有同样的疑问。一个十七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会愿意嫁给一个三十多岁、其貌不扬、家境贫寒的农民工？这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
李家庄比我想象的还要破旧。土路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房子大多是红砖砌的，很多连外墙都没抹。李建国家的院子在村子最里头，三间瓦房，墙皮脱落了大半。院子里摆了十来张桌子，已经坐了不少人。
然后我看见了那个姑娘。
她穿着大红色的连衣裙，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又大又亮，头发扎成高高的马尾，露出一截纤细的脖子。看见我们进来，她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那笑容太干净，太灿烂，晃得我一时有些失神。
“这是阿月。”李建国走过来介绍，手很自然地搭在姑娘肩上。我注意到他今天穿了身崭新的西装，虽然不太合身，但整个人精神了不少。“阿月，这是田颖姐，我以前车间的同事。”
“田颖姐好。”阿月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说，还微微鞠了个躬。
我连忙把红包递过去：“恭喜你们。”
阿月接过红包，又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左边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姑娘看李建国的眼神，是真的。
那眼神我太熟悉了。许多年前，我也曾这样看过一个人。全心全意，毫无保留，仿佛全世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婚礼办得很简单。李建国的母亲——一个头发花白、背佝偻得厉害的老太太，拉着阿月的手一直在抹眼泪。司仪是村里小学的老师，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每一次鞠躬，阿月都做得特别认真，红色的裙摆像朵盛开的花。
敬酒轮到我们这桌时，李建国已经有些醉了。他搂着阿月的肩膀，说话舌头都打结：“田颖姐，谢谢你来……真的，谢谢……”
“少喝点。”我提醒他。
阿月在一旁小声说：“他高兴，让他喝点吧。”语气里的宠溺，让在座的人都愣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小王开着车，突然说：“颖姐，你说他们能过得好吗？”
我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没回答。能不能过得好，谁说得准呢？这世上那么多明媒正娶、门当户对的婚姻，最后不也支离破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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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不紧不慢地往前淌。李建国婚后没再出去打工，用这些年攒的钱在县城边上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铺。阿月跟着他，每天在铺子里帮忙递工具、打扫卫生。我偶尔路过会进去坐坐，每次去都看见阿月在忙活——不是擦零件，就是给李建国倒水，要么就是趴在柜台上学认字。
“田颖姐，这个字念什么？”有一次她指着报纸上的“憧憬”问我。
我教她念了，又解释了意思。阿月很认真地用铅笔在本子上记下来，一笔一划，写得特别慢。李建国在里间修车，满手油污，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她想学中文，以后还想考个文凭。”李建国有一次跟我说，“我说不用那么累，我能养活她。可她非要学。”
阿月听见了，从柜台后探出头来：“我要和你一样厉害。”
李建国笑了，那是我认识他十年来，第一次见他笑得那么开怀。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或许会是个不错的结局。穷小子历尽艰辛，最终觅得良缘，虽然年龄差距大了点，但两情相悦，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可生活从来不是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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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月怀孕是在他们结婚的第三年春天。李建国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声音都在抖：“田颖姐，我要当爸爸了！”
我在电话这头也笑了：“恭喜啊，几个月了？”
“刚查出来，两个月。”李建国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就是……阿月反应有点大，吃什么都吐。我在想，要不要让她回老挝养胎？那边气候她更适应。”
“她自己在那边能行吗？”
“我送她回去，待一个月再回来。”李建国说，“铺子不能关太久，最近生意正好。”
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这是正常的安排。直到两个月后，李建国疯了一样找到我家。
那是六月的一个深夜，雨下得很大。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李建国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口，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阿月不见了。”他说，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把他让进屋，递了条干毛巾。李建国没接，就那么站着，水顺着裤脚往下滴，很快在地上洇开一小片。
“什么叫不见了？”
“她没回老挝。”李建国机械地说，“我送她到口岸，看着她过关的。说好每天打电话，头一个星期还打，后来就打不通了。我跑去老挝找，她家里人说她根本没回去。”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报警了吗？”
“报了，两边都报了。”李建国终于撑不住，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没用……都说可能是自愿走的……她那么小，能去哪儿……”
那一晚，李建国在我家客厅坐到天亮。抽光了我家所有的烟，一句话也没再说。天快亮时雨停了，他站起身，摇摇晃晃地往外走。
“我去找她。”他说，“找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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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的摩托车修理铺关了门。他在门口贴了张纸：“店主有事外出，归期不定。”有人把纸撕了，有人在上面写“骗子”“还钱”。李建国不在乎，他背着个破背包，又一次离开了这个城市。
这次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有人说在云南边境见过他，有人说在老挝的某个寨子里碰见过，还有人说看见他在泰国的建筑工地上干活。真真假假，谁也说不清。
周素梅来找过我一次。她女儿已经上初中了，成绩不错。她自己在纺织厂当上了小组长，日子过得比从前宽裕不少。
“田颖，你说阿月那姑娘……”周素梅斟酌着用词，“是不是本来就没打算跟李建国长久？”
我正在整理报表，头也没抬：“不知道。”
“我听说啊，现在有些跨国婚姻，就是骗彩礼的。”周素梅压低了声音，“姑娘嫁过来，待个一两年，等男方放松警惕了就跑。李建国给了她家多少彩礼，你知道吗？”
我停下手中的笔，抬头看她：“你知道李建国为什么非要去非洲打工吗？”
周素梅愣住了。
“因为他想娶你。”我一字一句地说，“他想攒够八万八的彩礼，想给你和你女儿一个安稳的家。可你觉得他穷，配不上你。”
周素梅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抓起包，匆匆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很累。这世上有些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有些失去，是再也回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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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天。厂区里的樱花开了又谢，车间换了一批新机器，老张主任退休了，小王当上了副主任。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不声不响，却把什么都带走了。
我升了职，从生产调度调到了行政部，工作清闲了不少，却也少了些烟火气。偶尔路过李建国那间已经转租给别人的修理铺，我会停下来站一会儿。招牌换了，改成了一家早餐店，卖豆浆油条。生意很好，每天早上都排着长队。
人们渐渐不再提起李建国。这个城市太大，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旧的故事很快就会被遗忘。只有我偶尔会想，他找到阿月了吗？他还好吗？
答案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突然揭晓。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档案，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后，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田颖姐，是我。”
我花了三秒钟才反应过来：“李建国？”
“嗯。”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透着一种如释重负，“我回来了。”
我请了假，直奔他说的地址。那是城西的一个老小区，房子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墙皮斑驳，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李建国住在三楼，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第一眼看见的是阿月。
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很小，看起来不到一岁，正趴在她肩上睡觉。阿月瘦了很多，脸颊凹陷下去，但眼睛还是那么亮。看见我，她笑了，那个熟悉的、灿烂的笑容。
“田颖姐。”她轻声说，怕吵醒孩子。
我转头看向李建国。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佝偻了。但眼神是平静的，那种经历过惊涛骇浪后的平静。
“坐。”他给我搬了把椅子。
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米，收拾得很干净。墙上贴着孩子的识字画，桌上摆着奶瓶和尿不湿。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楼下栀子花的香气。
“怎么回事？”我问。
李建国点了支烟——他又开始抽烟了，而且抽得很凶。阿月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她被人骗了。”李建国吐出一口烟圈，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是什么跨国婚姻诈骗，是更糟糕的事。”
阿月的眼眶红了。她把孩子抱紧了些，脸贴在孩子柔软的发顶上。
原来，阿月根本不是自愿离开的。她在回老挝的路上，被同乡的一个远房表哥骗了。那人说带她去泰国打工，一个月能挣三千人民币。阿月想着，能多挣点钱帮李建国减轻负担，就跟着去了。
结果到了泰国，护照被收走，人被关进了一家地下酒吧。整整一年，她被困在那里。每天被逼着接客，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逃跑过三次，三次都被抓回来，打得半死。
“那你是怎么找到她的？”我问李建国。
“找了一年半。”李建国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手指在微微发抖，“老挝、泰国、缅甸……我把这些年攒的钱全花光了，借了高利贷，差点死在边境的森林里。最后是一个华人商会的老板帮了我，他认识当地警察局的人。”
他顿了顿，看向阿月，眼神变得温柔：“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发着高烧，躺在酒吧后巷的垃圾堆旁边。那些人以为她快死了，就把她扔出来了。”
阿月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大颗大颗的，砸在孩子的小衣服上。孩子被惊醒了，睁开眼，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李建国，咧开没长牙的嘴笑了。
“她怀孕了。”李建国继续说，声音有点哽咽，“是那些畜生的。找到她的时候，已经五个月了。我问她要不要打掉，她说她想留着，这是条命。”
我看向那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像阿月，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长。他伸着小手去抓阿月的头发，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我给她取了名字，叫李望。”阿月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希望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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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在李建国家待到很晚。阿月做了几个简单的菜，我们三个人围着小桌子吃饭。孩子躺在旁边的婴儿车里，自己玩着手指。
“以后打算怎么办？”我问。
“重新把修理铺开起来。”李建国给阿月夹了块肉，“手艺还在，饿不死。就是……”他看了眼孩子，没再说下去。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这个孩子，这个带着屈辱和伤痛来到世上的孩子，将来要面对什么，谁也不知道。
临走时，阿月送我到门口。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黑暗中，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田颖姐，谢谢你。”她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还愿意来看我们。”阿月顿了顿，“村里很多人说，我不干净了，配不上建国。说这孩子是野种，不该留。”
“那你怎么想？”
阿月笑了，那个笑容在黑暗中格外明亮：“建国说，孩子是无辜的。他说，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什么坎都能过去。”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她又怀孕了，这次是李建国的孩子，“这个孩子，我们要好好养大。李望，我们也要好好养大。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
我下楼时，回头看了一眼。李建国站在门口，手搭在阿月肩上。昏黄的灯光从屋里透出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走在回家的路上，夜风很凉。我想起很多年前，李建国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的样子；想起周素梅把红包推回去时冷漠的眼神；想起阿月在婚礼上那身红裙子，像朵盛开的花。
这世上有些爱情，来得太迟，太曲折，太不合时宜。可它还是来了，像石缝里钻出的草，像废墟上开出的花，倔强地、不顾一切地生长着。也许它不够完美，不够体面，甚至带着伤痕和污点。可那又怎样呢？它真实地存在着，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在每一句“我回来了”和“吃饭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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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三年。厂区彻底搬迁了，老车间拆了，原地盖起了商业综合体。我从行政部调到了人力资源部，每天面试着形形色色的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眼里有光，说着梦想和未来。
李建国的修理铺重新开张了，换了地方，比从前大了一些。阿月在旁边开了个小卖部，卖烟酒饮料，兼收发快递。李望上了幼儿园，性格很活泼，见人就笑。阿月又生了个女儿，取名李希，希望的希。
我去看过他们几次。每次去，都能看见李建国满手油污地在修车，阿月在柜台后记账，两个孩子在一旁玩耍。日子普普通通，忙忙碌碌，却透着一种踏实的暖意。
有一天下午，我去给他们送些旧衣服——我家孩子穿小的。阿月正在教李望认字，李希趴在她背上睡着了。
“这个字念‘家’。”阿月指着识字卡说。
“家——”李望奶声奶气地跟读。
“家是什么意思呢？”
李望想了想，转头看向正在修摩托车的李建国，又回头看阿月，最后指了指自己和李希：“爸爸，妈妈，我，妹妹，在一起。”
阿月笑了，把他搂进怀里：“对，在一起就是家。”
我站在门口，突然觉得眼眶发热。那些曾经困扰我的问题——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什么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爱情，就像没有完美的人生。我们都是在残缺中寻找完整，在破碎中拼凑圆满。李建国和阿月是这样，周素梅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周素梅后来又结了一次婚，嫁了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婚礼办得很风光，她穿着定制的婚纱，笑得一脸幸福。可我知道，她经常一个人坐在纺织厂的老宿舍楼下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有些选择，一旦做了，就再也回不了头。有些路，一旦错过，就再也找不到出口。
但我很高兴，李建国和阿月找到了他们的路。那条路也许崎岖，也许狭窄，可他们手牵着手，走得那么稳，那么坚定。
离开时，李建国送我出来。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这个曾经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男人，如今站得笔直。
“田颖姐，谢谢你。”他说，“这些年，谢谢你。”
我摇摇头，想说点什么，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
走到巷子口，我回头看了一眼。阿月抱着李希站在店门口，李望拉着她的衣角。李建国走回去，很自然地接过孩子，另一只手搂住阿月的肩。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镀上一层金色的光。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李建国决定去非洲打工前的那个晚上。他来找我，说了很多话，最后一句是：“田颖姐，我就是想证明，穷人不配拥有爱情吗？”
现在我想告诉他：不，配的。那些在尘埃里开出的花，往往比温室里的更坚韧，更芬芳。
因为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完美的外表，而是千疮百孔后依然愿意拥抱的勇气，是在泥泞中依然紧握的双手，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选择相信爱的天真。
就像阿月常说的那句带着老挝口音的话：“在一起，就是家。”
而家，是所有的起点，也是所有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