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剑腋下夹着那个磨得有些发亮的黑色人造革皮包，脚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反手把门带严实了，这才压低声音道：“李书记，线报来了，王秀兰昨天晚上确实回家了。”
听到王秀兰还活着，我的内心里是颇为激动的，王秀兰就是王铁军之后，所有秘密的唯一知情者，只要她还在，王铁军案就有全面突破的可能性。
虽然心里万分激动，我面上却波澜不惊，身为县委书记，必须时刻保持冷静与克制。不能让下面的干部，觉得沉不住气。
我在办公桌后抬起头，手里的钢笔停在文件上：“哦？哪里来的线索，具体说说吧。”
“是王家庄的村干部提供的消息，”魏剑走到桌前，眉目间有些激动“昨天晚上六点多，天刚擦黑，有人看见王秀兰在村口了，然后进了家门。我们的人今天一早赶到，她早就不在了。”
我倒是有些担心魏剑打草惊蛇了，这个王秀兰敢回家，就说明她是放松了警惕的，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就是不能让她感受到危险：“没惊动吧？”
“不会，”魏剑摇头，脸上露出些公安干警特有的那种谨慎又带着点得意的神色，“我们的人伪装成了县供电所的职工，把村里变压器的电断了，然后说是年底检查线路，排查安全隐患。村里嘛，都是熟人社会，生面孔一进去就扎眼。供电所的电工下乡，这个理由最合适不过，断了电，不会起疑心。”
我点点头。魏剑这一点考虑得确实周到。我在临平干过公安局长，太清楚这里头的门道了。
而在外潜逃人员，每逢过年的时候就是个坎儿，心里那根弦绷得再紧，也架不住想回家看看爹娘、看看孩子。多少逃犯，都是过年期间落网的，就栽在这份念想上。
“现在来看，是要过年了，”我沉吟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王秀兰这是想回家看看孩子。她丈夫吴成魁已经放了是吧？”
“放了，”魏剑这才拉开了凳子坐下说，“拘留期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参与了高利贷案，按程序放了。不过我们一直派人盯着，没发现什么异常。吴成魁这些天就在家待着，偶尔去镇上大集买点东西，没跟外人接触。”
我想着王秀兰这个时候来的时机，倒是离过年还有几天，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点回来，就一般不会再走远了，一个女同志，孤身在外，到过年的时候那种孤苦感会格外强烈。这么看来她很可能就藏在王家庄周边十里八村的亲戚家里。
我结合着自己的分析，与魏剑具体讨论起了案情，推断王秀兰可能离家里的地方并不远：“现在离过年还有几天时间，王秀兰这个时候回来，很有可能是要过完年就走。”
魏剑点头：“我也琢磨这个事。线人老陈说，王秀兰在家里的时间，应该是不长。”
“线人可靠吗？”我问。
“可靠，”魏剑语气肯定，“老陈是王家庄的村干部，在村里干了二十多年了。王家的人在村里霸道，老陈他们这一支是被他们欺负的，以前家族里打过死架，这个老陈早就看不惯他们王家了，这次他主动找我们反映情况，应该可信。而且……”他略显神秘的道，“老陈的儿子在派出所上班，一直考虑让儿子转正。”
这个细节很重要——线人有动机，提供的线索可信度就高。
“好吧，”我把钢笔往桌上一放，“这个时间节点回来机会很难得。一定要争取掌握她的行踪，看看到底是谁藏了她。这个人，是关键。”
魏剑挺直腰板：“明白。我已经安排便衣在王家庄周边布控，只要她再露面，一定拿下。”
“注意方式方法，不一定非得拿下，要想着放长线钓大鱼，这个人的背后，我估计有人在和县委政府打擂台赛，最好一网打尽！”
“李书记放心，我有数。”魏剑把烟盒纸收进皮包，拉上拉链，“那我现在就去安排，加强布控。”
九点钟，我们三人准时出发，前往方信的老家。
车子驶出县委大院，拐上主干道。
县委大院这条主街从县城东头延伸到西头，柏油路面两侧积着前几天没化完的雪，被来往的自行车和三轮车碾成了黑褐色的冰碴子。
路两旁的杨树早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枝头上挂着几缕被风吹来的红绸子，那是前几天谁家办喜事剩下的。
谢白山汽车开的很慢，路过县里的菜市场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卖猪肉的案板上摆着半扇猪，油光锃亮，屠夫手里的砍刀上下翻飞，咚咚咚 的剁肉声震得案板直响。
卖鱼的摊位前围满了人，大盆里的鲤鱼在冰冷的水里活蹦乱跳，溅起的水花落在地上，惹得买鱼的人连连后退，倒是几个小孩好奇的踮着脚往里张望，冻得通红的小手还不住往嘴里呵气。
腊月的曹河一派生机，身为县委书记看着这人间烟火，心头涌起一股暖流。
张修田坐在我的旁边侧过头说：“李书记，云英主席那边已经联系好了，说在家等着。”
我目光仍然看向窗外。方信是曹河县走出去的级别最高的领导之一，为曹河的发展是做过突出贡献的。
这次走访，既是礼节，也是工作。
李亚男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钢笔，随时翻看着工作安排。
三辆车组成的车队挤出县城，到了通往方信老家的公路上，如同脱缰野马，车速骤然提升起来。
路两旁是冬日的田野，麦苗刚出不久，在寒风中泛着青绿，远远看去像铺了一层薄薄的绿毯。虽然是临近春节，庄稼地里偶尔能看到农人在田里忙活，弯腰收拾着地头的野草。
方信家离县城二十多里路。车子开进村子时，不少村民站在路边看热闹。村里出了副省级的干部，小轿车在村里已经不算是稀罕物了。似乎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村里总会有小轿车进进出出，这已经是每年县委政府的必答题目。
汽车刚刚停稳，几个门口的顽童就慌忙跑回家里去应该是报信去了，刚刚下车，方信和方云英已经站在院门口等候了。
方信穿着件半旧的卡其色羽绒服，戴一顶深蓝色棉帽子，虽然接近六十五，但腰板挺得笔直，站在那里自有一股气势。看到我下来，他往前迎了两步，已经伸出手来：“朝阳书记，辛苦了，大老远跑一趟。”
我紧走两步握住他的手：“方主任，给您拜个早年。天冷，您怎么不在屋里等？”
“朝阳书记亲自到家里来，我肯定要出门迎接，顺便活动活动，不碍事。”方信笑容满面，手很有力，握得实实在在的。
方云英从后面那辆车上下来，快步走过来：“哥，李书记一直惦记着你，都问了好几次你回来没有。”
方信笑道：“感谢县委和朝阳书记的挂念。家乡的变化大啊，我每次回来都能看到新气象。”
工作人员从面包车上抬下来米面油，还有两箱水果。方信连连摆手：“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应该的，应该的。”我笑着搀扶他往院里走。
方信家的小院不大，三间红砖瓦房，但收拾得格外整洁。地上铺着红砖，扫得干干净净，连片落叶都没有。院角种着几棵冬青，绿油油的，在这萧瑟的冬日里显得格外精神。
进了堂屋，房间里烧了火炉，暖气扑面而来。茶几上摆着苹果、橘子、瓜子，还有一碟花生。方信忙招呼我们坐下，他老伴端来茶水，是那种印着红双喜字的搪瓷缸子，冒着热气。
“方主任身体还好吧？”我接过茶缸，暖着手。
“好，好，”方信在对面坐下，“就是年纪大了，腿脚不如从前。不过每天还能在院里走几公里，活动活动筋骨。”
寒暄几句，我开始汇报县里的工作。重点讲了“放弃所有权，享受使用权”的改革思路，又讲了和侨商王建广合作的服装厂，已经投产，农机批发市场，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开春就能投入使用。
方信听得很认真，双手放在扶手上，身他偶尔点点头，偶尔问一两个细节问题，并不多话。
“方主任对县里工作有什么指示？”汇报完后，我问道。
方信摆摆手，很是坦然的道：“指示不敢当啊。我退休了，就是个普通群众，看到家乡发展得很好，心里高兴啊。县委班子年轻有为，敢闯敢干，这是曹河的福气啊。我就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辛苦付出，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把曹河建设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话说得很含蓄，既肯定了工作，又提出了期望，还不越位。电视台的记者在一旁拍摄，方信很配合，对着镜头又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姿态从容，话语得体，镜头感很好。
从方信家出来，我们又去了苗国中家。
苗国中的家在县城城关镇西街村，是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比起方信家的简朴，这里显得阔绰许多，院子里还停着一辆半新的桑塔纳轿车。
苗东方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见我们下车，苗东方快步迎上来：“李书记，辛苦了。我叔在屋里等着呢。”
苗国中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腿上盖着毛毯，额头上搭着一条毛巾。他理了光头，整个头油光锃亮，倒是颇有电影少林寺老和尚一般的感觉。
“苗老书记，身体还好吧？”我上前握手。
“好，好，”苗国中握着我的手摇了摇，“就是腿脚不太利索，天一冷就不爱出门。你们年轻人忙，还专门跑一趟。”
客套一番之后，这个时候，一位穿着打扮颇为时尚的中年女子走了过来添茶倒水。
张修田和苗国中本就是一个班子里出来的，说话就十分随意，看到了这人就好奇的道：“这是你家老大吧！还和小时候一样，我印象中是在省城工作是吧？”
这女子微微一愣，脸色一红扭头也就走了。苗国中颇为淡然也没有解释。苗东方看这女子关上了里面的房门才道：“张部长，这个是我婶子！”
张修田脑子一时没反应过来，人正喝着水，想喷又硬生生的憋回去。
涨的脸通红，片刻后就很不解的道：“婶子？这个是婶子？这个？那个哪？”
“离了！”
张修田一脸羡慕的看着苗国中，半开玩笑的道：“国中主任啊，升官发财换老婆，我算是知道你为啥头发也没了，这人腿脚也不行了！你这身体那扛得住嘛！”
苗国中颇为幽怨的看了张修田一眼。我抓着自己的大腿上的嫩肉，好在没笑出声来。
我马上岔开话题，装作没听懂开始汇报县里的情况。苗国中听得很专注，不时插话问几句。当听到清风行动已经搞了五期，干部吃喝风基本刹住时，他点点头：“这个事办得好。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央媒体都报道了。朝阳啊，曹河县的改革有三个可圈可点的地方。”
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木材产业园那个‘不谈产权’的改革，思路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又盘活了资源；第二 啊，清风行动，树立了正气，老百姓拍手叫好；第三，招商引资，王建广那个服装厂引进了外资！这就对了，发展经济，最终是要让老百姓得实惠。”
苗国中不愧是老县委书记，一下就把县里工作的亮点概括出来了。我点头道：“苗老书记总结得很到位。这些都是县委班子集体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老领导们打下的基础。”
“基础是基础，关键还得看你们怎么干。”
闲谈了半个小时之后，也就准备出门，这个时候苗国中送我到门口，然后拉我到了旁边，忽然压低声音，“朝阳啊，有句话我得提醒你。”
我身子往前倾了倾：“您说。”
“县里搞清缴高利贷这个事，我们苗家是全力支持县委的。”苗国中看着我的眼睛，“但是最近也有不少老朋友、老部下来看我，这个事牵扯的人很多，他们对县委是有意见的，而且有些人意见不小。”
我知道王铁军死后留下的账本上没有苗家的人，苗国中这话是出于关心，也是提醒。我带着感激道：“苗老书记，我明白。改革嘛，总是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高利贷这事，危害太大，不整治不行。县委的态度是明确的，一定会一抓到底。”
“坚持是对的，”苗国中说，“但要注意方法。快过年了，稳定压倒一切。有些事，可以缓一缓，等过了年再说。硬碰硬，容易出问题。出了问题，到时候上面可不管这些！”
“谢谢老书记提醒，我会把握分寸。”
从苗国中家出来，在返回县委的路上，我问张修田：“树德回来没有？”
“回来了，在县医院住院。恢复得还可以，就是身体还虚，医生说还得养一阵子。”
彭树德是为了县里工作才被人下毒，现在既然已经回了县里，理应该去看一看，我想了想：“我去看看树德同志。”
县委书记做出的决定，没有人会反对。车子调头，便往县医院开去。
县医院住院部三楼，单间病房。暖气开得足，房间里温暖如春。彭树德躺在病床上，脸色比一个月前好了许多，但依然有些苍白，眼窝深陷。彭小友和媳妇正在床边伺候，一个削苹果，一个倒水。
“李书记来了。”彭小友赶紧站起来。
我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走到床边：“树德，过年了，我来看望你。”
彭树德挣扎着要坐起来，我按住他的肩膀：“别动，躺着就好。身体怎么样？”
“李书记，您怎么来了？我差点……差点就见不上您了……”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眼圈有些发红。我握着他的手，能感觉到那双手在微微颤抖。
“树德啊，你受委屈了，”我用力握了握他的手，“县委都记在心里。你为工作负的伤，组织上不会忘记。”
“书记，”彭树德看着我，眼神里有些急切，“给我下毒的那个王秀兰……抓到没有？”
我看病房里人不少——除了彭小友两口子，还有两个亲戚模样的人，加上我们这一行人，有七八个。人多口杂，就不敢说王秀兰被侦查员发现回来的事，只是摇摇头：“还没有消息。不过你放心，县委还在找她，公安机关还在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彭树德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只是握着我的手又紧了紧。
谈了些宽慰的话，说了要对砖窑总厂实施改革之后，就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
从医院出来，已经是中午。
接连几天，都是这样连轴转——看望困难群众，参加县一中的在外工作人员招待会，在外企业家招待会，拜访市里领导。
每天回到住处，都是深夜。
晓阳作为市财政局长，比我还忙，1994年的财政预算要汇总把关，各种数据、报表堆满了她的办公桌。
腊月二十八的上午，我总算抽出空回到县里办公室，纪委书记粟林坤就拿着厚厚一沓材料来了。
“李书记，孙红印的事，来龙去脉都查清楚了。”粟林坤把材料放在桌上，最上面是一份几十页的调查报告。
我翻开报告，粟林坤在一旁汇报：“从调查来看，孙红印那五万块钱，三万是从曹河宾馆财务科借的，两万是自己的积蓄。我们查了他的记录、家庭收支，还找宾馆财务科的人谈了话，基本对得上。他那两万积蓄，是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媳妇没工作，两个孩子上学，不容易。”
我翻看着报告里的借款借条、证人证言，一页一页看得很仔细。报告写得很扎实，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清清楚楚。
“意思是没有涉及到贪污受贿？”我问。
“目前看确实没有，”粟林坤说，“就算有，也是很少一部分的灰色收入，宾馆经理嘛，烟酒招待这些免不了，但大额的经济问题没发现。宾馆那三万借款，手续齐全，有借条，有领导签字，属于正常借款，只是他用来放高利贷了。”
报告最后附了孙红印的询问笔录。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何时通过王秀兰给王铁军钱，何时收到利息，何时开始收不到钱，以及他多次找王秀兰、王铁军讨要的经过。字里行间，能看出这个宾馆经理的懊悔和无奈。
“您看下一步怎么处理？”粟林坤问。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在寒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年味越来越浓了，县委大院里，已经有干部在贴春联、挂灯笼，红色的春联在灰扑扑的楼墙上格外醒目。
现在就是在过年。中国人讲究团圆，讲究人情。政治是冷的，但人心是热的。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走不远的。
我合上报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了敲，思索着。
孙红印的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从财务借钱放高利贷，是违规，但钱已经还了；自己那两万血本无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受害者——贪心固然有，但罪不至死。如果这时候把他关着过年，于情于理都不合适，也容易让人说县委不近人情。
“这样吧，”我抬起头，“让他写个深刻检查。把从财务借钱的过程、放高利贷的经过、认识到的错误，都写清楚，要触及灵魂。写完检查，让他回家过年。年后视态度再处理。”
粟林坤点头：“好。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等等，”我叫住他，“检查不能敷衍了事。你亲自把关，不过关就重写。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给他机会。如果态度不好，年后严肃处理。”
“明白。”
粟林坤离开后，连续几天的奔波，确实有些累了，又处理了些许积累的文件。
中午，我和文静约了高粱红酒厂的厂长孙向东在县委招待所小餐厅吃饭。
孙向东如今已经发福，身材看起来更加魁梧，脸色也颇为红润，一看就是能喝酒的人。他进门就笑呵呵的：“朝阳书记，文静县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孙厂长，坐。”我招呼他坐下，“今年酒厂效益怎么样？”
“好得很啊！”孙向东嗓门洪亮，带着酒厂人特有的豪爽，“咱们高粱红在国家台打了广告，知名度上去了，现在供不应求！仓库里都没存货，生产出来就拉走。”
闲谈几句之后，孙向东如今也是越来越社会了，说起话来不再像是乡镇干部一样没有水平，反倒是多了几分市侩。
孙向东端起酒杯：“来，朝阳书记、文静县长啊，我敬两位父母官一杯！感谢县委县政府对酒厂的支持！”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碰，喝了一小口。孙向东却是一饮而尽，抹了抹嘴：“痛快！朝阳啊，你这可是保留了！不带这么喝酒的。”
喝酒，我自然是甘拜下风，也就推脱了几句。
“曹河酒厂是和平安县高粱红酒厂联合办厂，今年的税收贡献不小，县财政都感受到了。向东啊，我是代表曹河的父老乡亲感谢你啊，为曹河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静马上补充道：“向东啊，这次书记专门说了，县里的十大明星企业家要拿给你！”
“应该的，应该的。客气了不是！我这多少有些不敢当啊！”
孙向东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忽然带着推心置腹，“朝阳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我放下筷子。
“你们这个酒厂的管委会主任钟建，可是人品不行啊。”孙向东脸上露出愤慨的神色，“我这次来了解到，你让他去精简人员，他王八蛋搞竞争上岗，这家伙明码标价——一个普通工人的岗位，要交五千；班组长，要交一万；车间主任，要交两万！这不是胡闹吗？”
我脸色沉了下来：“有这种事？”
“千真万确！”孙向东说得激动，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不少老工人，技术好，干活踏实，但没钱，就被裁了。上来的都是些关系户，技术不行，管理更不行。再这样下去，酒厂的生产质量都要受影响！朝阳啊，咱们高粱红这个牌子，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口碑，不能毁在这些人手里！”
我放下了酒杯，带着怒气道：“看来，他们是不想让大家好好过年了，文静你给粟林坤打电话，下午让他到我办公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