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在县招待所二部,窗户朝北,一盏一百瓦的灯泡吊在桌子正上方。
灯泡,是新的。
周鸿渐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为一台审讯换新灯泡,说明这场审讯不是临时起意,是排过期的。
排期的人,级别不低。
桌对面坐着两个人。陈科长,和一个他没见过的中年人。中年人五十上下,穿便衣,手边放着那只黑皮包。
“周鸿渐。”中年人开口,声音不高,“你写的材料,我们初步看过了。有几处数字,我们认为是编造的。你只要承认是道听途说,写个检讨,今天就还能回去。”
来了。
周鸿渐心里冷笑。抓人、抄账、换灯泡、好话说尽——绕了一大圈,就为了这一个“检讨”。
他只问了一句:“哪几处?”
“三处。”中年人翻开一个本子,“第一,磺厂一九九六年下半年产量;第二,煤矿一九九七年皮带秤过磅数;第三,化肥厂二车间领料单的编号区间。”
周鸿渐看着他,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你念的这三个数,是从第几本、第几页念的?”
中年人一愣。
“你手里的本子,是抄本。”周鸿渐说,“原件,在我脑子里。”
审讯室里的空气,肉眼可见地变了。
“你要核对哪一处,报年份、报厂名、报月份,我一页一页背给你。背错一个数,我签字画押,认一个‘编造’。”
中年人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半晌,他报出六个字:“九六年,磺厂,八月。”
周鸿渐闭了闭眼。
再睁开,他开口了。语速不快,像在念一张摊开在眼前的纸:
“磺厂一九九六年八月份生产报表,月产四千一百二十吨,报表报的是两千六百吨。差额一千五百二十吨,对应出库单三十七张,编号从九六——〇八一四起,到〇八一五〇止。”
“三十七张出库单的经手人签章,有两张是同一枚私章,印泥颜色不一样——一张是红的,一张发紫。红的那张盖在先,紫的那张是后来补的。补的那天是九月二号,因为八月三十一号那天,那枚章摔过一角。”
他顿了顿。
“摔在哪儿,摔成什么样,第几本、第几页——要我继续背吗?”
中年人的喉结,动了一下。
灯泡在头顶嗡嗡地响。陈科长的烟烧到了指头,他没觉出来。
一九九六年,那枚章摔碎的现场,一共四个人在场。
这个三十二岁的宣传干事,怎么会知道?
屋里没有人说话。
周鸿渐干脆把话往下说。
“你们把我带走,是想让我写‘道听途说’四个字。可这四个字,我写不了。因为我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听来的。”
“每一样,我都亲眼见过两回。第一回,是在原始单据上。第二回,是抄下来以后,拿去跟另一份不相干的文件对——对了,才算数。”
“对不上,我不写。”
陈科长把烟按灭在桌沿的搪瓷碟里。
“这么写材料,图什么?”
“图它两年以后还能拿出来。”周鸿渐答,“一份材料,交上去,人家一句‘不实’就压住了。压不住的是什么?是它前后对得上。”
“你查的不是账。”陈科长说,“你查的是账跟账之间的缝。”
周鸿渐看了他一眼。
“陈科长,这句话,是您自己想的?”
陈科长没答。可周鸿渐心里落下一块石头:对面有明白人。明白人比糊涂人难对付,可明白人也知道自己站在哪儿。
“皮带秤。”中年人换了个姿势,声音比刚才低了半度,“九七年。”
“九七年煤矿皮带秤,全年在册过磅数四万一千三百吨,实际装车数五万八千吨。差的这一万七千吨去哪儿了,我的材料里写了——第九本,第四十一页。那一页我抄了三张过磅单的存根号,存根号连起来是个等差数列,公差是七。凡是编号尾数逢七的过磅单,存根,都不在了。”
周鸿渐往前坐了坐,一字一句:
“现在,拿你手里那本抄本来对。对上一处错,我认罪。”
“对不上呢?”
中年人没有答。
他把抄本翻回第一页,从头开始看。
看得很慢。周鸿渐知道他在看什么——他在核页码,看这本抄本有没有被抽掉页。
“小周。”他开口,语气变了,“你这十七本,抄了几份?”
“一份也没有。原本就一份。”
“原本呢?”
“你们抱走了。”
“抱走的是十七本。”中年人说,“可你刚才背的那些东西,比十七本多。你背了经手人摔章的日子,背了过磅单存根的公差,背了出库单的起止编号。这些不是账上的字。”
“这些是我在旁边看着记的。”
“在旁边看着,记在哪儿?”
周鸿渐没有答。
中年人把身子往前倾了一点。
“你记在脑子里。可一个人脑子里,装不下十七本账加三年的事。你记在别处了。”
“陈科长。”周鸿渐转头看他,“你们抄账的时候,有没有抄到我床板底下第三块砖?”
陈科长的脸没有动。
“第三块砖底下,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七个日期。”周鸿渐说,“那七个日期,是我七次把材料寄出去的日子。你们抄家抄得太急,把那张纸漏了。”
“那张纸现在在哪儿?”
“在我脑子里。”周鸿渐说,“我今天才说,是因为我想看看——你们抄家的时候,是照着单子抄的,还是一页一页翻的。”
屋里安静下来。
如果是照单子抄的,那抄家之前,就有人给过一张单子,写明了床板底下有什么。
如果有人给过单子,那给单子的人,就在厂里。
“陈科长,这一句话,值多少?”
陈科长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看了很久,才说:
“值一条命。”
“谁的命?”
“你的。”
中年人合上抄本,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外面是招待所的后院,一盏路灯,雪地上有一串脚印,从后门一直走到墙根,然后消失了。
他看了很久,才把窗帘放下。
“小周,你今天说的这些,我一个字也不会往上报。”
“为什么?”
“因为报上去,就是我失职。”他说,“我带了六个人来,抄了十七本账,一个人也审不下来。报上去,我明天就得回原单位。”
“那您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跟你做一个约定。”中年人转过身,“你把材料里最要紧的那三样,告诉我编号,我去核。核对了,我照实报;核对不上,你写检讨。就这两条路。”
“第三条路呢?”
“没有第三条。”
“有。”周鸿渐道,“第三条路是——您先告诉我,您叫什么,从哪儿来。我到现在,连您姓什么都不知道。”
中年人沉默了两秒。
“我姓储。”他说,“从地区来的。”
“储同志,第三条路是——我不认错,您也不上报。您把这本抄本还我,我跟您一起再核一遍。”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核?”
“因为您也想弄清,这本抄本是谁动过的。”周鸿渐答,“您带了六个人,抄了十七本账,回去交一份‘材料不实’,您这一趟也白来。”
储同志看着他,看了很久。
“明天上午九点。”他说,“我带抄本来。你带脑子。”
两个人出去了。门锁咔哒一声。
周鸿渐靠回椅背,后背全是冷汗。
翻到第九本第四十一页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
只有一秒。
可周鸿渐看见了。
那一页底下,有一个很淡的印子。
不是字。是一道折痕,从纸角斜斜地压到纸心,折得很实。这说明这一页原本在别处,被折过,又被摊平了。
有人动过这本抄本。
在它送进这间屋子之前。
周鸿渐在心里把这件事记下了:抄本被动过,说明抄本不止一份。有人留了一份更“干净”的给上面,又把一份动过手脚的,送到这间屋子里来,让他看见。
送给他看,是为什么?
是提醒他:这盘棋里,不止一方。
不是怕。是刚才那十几分钟,他把自己脑子里十七本账中最锋利的三页,一次性亮给了对面。
藏着的刀,亮一次,就钝一次。他清楚。
可他更清楚另一件事:对面来的不是审他的人——
是来“验货”的人。
验他脑子里这十七本账,到底值不值一条命。
验完了,对面会去回话。回话的结果,决定他是“写检讨放人”,还是“写遗书收场”。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陈科长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可老式招待所的木门不隔音:
“……验过了,是真货……对,一个字都没差……那半本没画完的‘六’字的底册,连夜处理掉……什么?来不及?!”
周鸿渐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又一点点亮起来。
沉的是:他们要毁的底册,正是他没能抄全的最后半本。
亮的是:他们急了。
急了的人,才会露出脖颈。
而那半个没画完的“六”字是什么,全澜川,只有三个人知道。
现在,一个被关在这间屋里,一个刚打完电话。
第三个——
周鸿渐闭上眼,把那个名字,在脑子里一笔一画写了一遍。
九个钟头以后,天亮。
桌上那张带期限的纸还压在搪瓷碟底下,背面朝上,“上午九时前”五个字,被灯照得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