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贾东旭揣着那张纸条去了抗大教务处。
教务处设在半山腰的一排窑洞里，门口排着队。贾东旭站在队尾，前后扫了一眼——前面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看着二十出头，穿着学生装，手里攥着一封介绍信，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背什么。后面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脸晒得黑红，手上全是老茧，一看就是工农干部。再往后，一个梳短发的女学生，背着铺盖卷，一脸倦色但眼睛亮得很。
贾东旭站在队伍里，个头只到前面那个眼镜青年的肩膀。旁边几个排队的学员时不时看他一眼，有人嘀咕了一句：“这么小？”贾东旭没回头，蹲下来把草棍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嚼了两下。
轮到他的时候，教务处的干事接过他的介绍信看了一眼，又看了看他，愣了一下：“你就是贾东旭？”
“嗯。”
干事翻出花名册，找到他的名字，勾了一下，从身后的架子上拿了一摞东西递过来——两本油印的小册子，一本是《抗日游击战争》，一本是《论持久战》的单行本，纸页泛黄，字迹有些模糊。另外还有一支铅笔，一小沓裁得整整齐齐的油光纸，和一个搪瓷缸子。
“笔和纸先领这些，不够用了再来换。课本就这两本，上课的时候教员讲什么记什么，别指望有多余的。”干事看了他一眼，“你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有单独的窑洞，是上面交代的。别人都是七八个人挤一间，你条件好。”
贾东旭点了点头，把东西收好。他没有多问。这间单独窑洞是邱明的介绍信和周卫国的推荐信换来的，上面看了他的战功和经历，才给的待遇。他心里有数。
从教务处出来，他抱着那摞东西往窑洞走。路上碰见几个刚报到的学员，三五成群地往大灶方向去。他听见有人在议论——一个说“我本来是学化学的，在燕京大学念了两年”，另一个说“我是山西来的，在阎锡山那边干过文书”，还有一个说“我是从新加坡回来的，坐船坐了一个多月”。贾东旭从他们旁边走过去，几个人看了他一眼，没人搭话。
回到窑洞，他把两本小册子搁在矮桌上，翻开《论持久战》扫了一遍。油印的字迹有些模糊，但内容他上辈子就读过，不需要逐字看。他把书合上，搁在枕边，坐下来喝了口水。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去了大灶。大灶在坡底，一口大锅架在露天，旁边摆着几个木桶，桶里是小米饭和炖土豆。每人端一个搪瓷缸子，排队打饭。贾东旭排在队伍里，前后的人都在看他，但没人说话。轮到他，炊事员舀了一勺小米饭扣进缸子里，又舀了一勺炖土豆。他端到旁边，蹲在墙根底下吃。小米饭一粒一粒的，硬，嚼着费劲，但他没嫌弃，几口就扒完了，又去添了一勺。
下午是开课第一天。教室在露天，学员们搬着小木凳坐在坡上的空地里。教员是个三十来岁的瘦高个，戴着眼镜，讲课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楚。他讲的是《论持久战》的第一部分——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贾东旭蹲在最后一排，听着听着觉得没意思了——这些东西他上辈子就翻烂了。教员讲到“敌强我弱”的时候，他随口接了一句：“但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持久战打的就是这三点。”
教员顿了一下，推了推眼镜，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一眼。最后一排蹲着一个半大孩子，手里连笔记本都没摊开，就那么蹲着，嘴里叼着根草棍。教员没有批评他，也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往下讲。坐在前排的几个学员回头看了他一眼。旁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往他这边挪了挪，压低声音问：“小同志，你以前读过《论持久战》？”
“翻过。”贾东旭说。
那人没有再问，但眼神里多了一点东西。
下午的课讲完，学员们散开，有的三五成群讨论，有的回窑洞自习。贾东旭没有回窑洞，抱着那两本小册子去了图书馆。图书馆在另一排窑洞的最里头，不大，几个木头架子上摆着几百本书，大多是油印本和政治读物，也有几本翻得卷了边的理论书。他在架子前面蹲下来翻了翻，没什么他感兴趣的。但他在角落里找到了一本《弹道学概论》，封皮破了，内页还算完整。他把书抽出来，蹲在窗边翻了半个时辰，把书里几个关键公式记在脑子里，又把书放回去了。
傍晚的时候，他回到窑洞，把门一关，闪身进了空间。
他在空间里待了一个多时辰，天快黑的时候，他从空间里出来，坐在窑洞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远处宝塔山的轮廓。
延安的夜很安静，只有风吹过黄土坡的声音和远处大灶方向偶尔传来的说话声。他把草棍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嚼了两下。明天还有课。日子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