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反对派最后游说时,姿态放得很低,话说得很软,算盘打得很响。
林凡回国第三天,就收到一场“闭门交流”的邀请。邀请函上写着“共商负责任创新的可持续路径”,翻译成人话,大概是:我们不想明着反对规则,但想把规则磨薄一点。张磊看完邀请函,评价:“这标题像一碗兑水的鸡汤,喝完还得自己洗碗。”
苏晓也收到了邀请。她看了一眼名单,里面有几家投资机构、平台代表、行业协会和几个曾经在监管听证会上反复强调“效率成本”的熟面孔。她说:“去。”
林凡问:“你不怕他们绕?”
苏晓说:“他们不绕才奇怪。听听绕到哪。”
交流会地点选在一家很安静的商务会所。地毯厚得像能把良心脚步声吸进去,茶点精致得让张磊看了照片后立刻问:“这点心是给人吃还是给估值吃?”林凡没有带他,主要怕他当场把闭门会开成吐槽开放麦。
资本代表开场很客气。他们先高度肯定全球论坛成果,再充分认可人类最终责任原则,最后委婉表示,规则落地需要考虑行业承受能力、创新活力和全球竞争。他们真正想推的是三件事:延长过渡期,缩小高影响决策定义,允许部分平台自行审计。
苏晓听完,翻开笔记:“自行审计不等于不能做,但不能替代外部审计。”
对方笑:“我们并非反对外部审计,只是担心频繁审计会占用企业资源。”
林凡说:“以前用户申诉占用自己的时间时,你们好像不太担心资源。”
会议室安静了半秒。有人低头喝茶。
另一位投资人更直接。他说,如果规则过紧,资本会撤离高风险公共技术领域,最终受损的是公共服务现代化。林凡听得很熟悉。三十年来,每当有人想约束扩张,就会有人说创新会死。创新像一种被反复拿出来做威胁的玻璃器官,碰一下就要碎给你看。
苏晓说:“公共服务现代化不等于把公共责任打包外包给平台。资本可以退出某些不该过度逐利的场景,这不是灾难。”
投资人说:“那成本由谁承担?”
苏晓说:“这是政策问题,可以讨论。但不能因为成本难,就把权利边界交给商业模型决定。”
资本反对派最擅长把原则谈成成本,把责任谈成障碍,把公众权利谈成“用户教育不足”。他们拿出厚厚一叠报告,证明过渡期太短会导致服务降速、投资下降、人才流失。报告图表很漂亮,颜色稳重,箭头顺滑,几乎让人忘了图表里没有一个被误判家庭的名字。
林凡翻到最后,问:“有没有测算不改规则的成本?”
对方说:“您指?”
“误拒、误伤、申诉、隐私泄露、信任损耗、公众戒断、旧案复核。你们把这些算进去了吗?”
报告作者说:“这些较难量化。”
林凡点头:“难量化,所以以前经常被算作零。”
这句话让会场里的空气更厚了。苏晓在笔记本上写下:不可量化不等于不存在。
游说并非完全无效。部分意见确实有现实意义。小企业需要公共合规模板,非核心低风险场景需要简化审计,地方部门需要预算和人员培训。苏晓把这些记下来。她不反对降低无谓成本,她反对借成本之名拆掉责任。
会议后半段,资本代表提议设立“创新豁免沙盒”,允许企业在有限范围内试点更高自动化。这个词听起来很新,林凡却听出旧味道。他问:“沙盒里的用户知情吗?能退出吗?出错谁负责?结果公开吗?”
对方说:“可以进一步研究。”
苏晓说:“没有这四这条件,就不是沙盒,是坑。”
林凡差点笑出声。张磊不在,苏晓自己也能稳定输出。
闭门会结束,几位代表还想私下寒暄。一人对林凡说:“林老师,您在论坛上的表达很有感染力,但治理不能只靠情绪。”
林凡说:“当然不能。所以我们要规则。”
对方笑容僵住。
回去路上,苏晓整理会议纪要。林凡问她:“你觉得他们会停吗?”
苏晓说:“不会。最后游说不是最后一次,只是最后一轮公开体面。”
林凡点头。真正的争夺会更细:一个定义少写几个字,一个例外多开一道口,一个审计周期往后拖三个月,一个责任主体写得模糊一点。资本不会总是高喊反对,它更常做的是慢慢打磨,让规则看起来还在,牙齿却变钝。
张磊听完复述,说:“这不就是给老虎做牙套?”
林桂兰说:“那得盯着它别咬人。”
苏晓把闭门会意见分成三类:可采纳、需防范、不可接受。不可接受第一条就是“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外部审计”。第二条是“以创新沙盒为名规避知情同意”。第三条是“缩小高影响决策定义至失去意义”。
林凡看着清单,说:“这就是最后的战场。”
苏晓说:“不是最后。只是这一轮。”
她语气平静,像已经准备好继续打很久。林凡忽然觉得,新的日常不是问题消失,而是社会终于学会不再被漂亮话轻易推着跑。
第二天,苏晓把游说会纪要发给各试点单位,特别标出“沙盒四问”:用户是否知情,能否退出,出错谁负责,结果是否公开。小孟看到后说:“这四问像照妖镜。”张磊补充:“也像相亲四问,问完还敢继续的,至少胆子大。”林桂兰说:“别乱比,相亲没这么危险。”玩笑归玩笑,四问很快被写进审查清单。资本反对派想把规则磨薄,基层就把问题问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