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菊的“第二把火”，是从一碗粥里烧起来的。
接管食堂的第一天，她没急着做饭，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把所有孩子叫到院子里，排队，一个一个看。
看脸色，看嘴唇，看眼睛，看指甲。看到三十七个孩子时，她的眉头皱起来。
第二件：把厨房里所有的存粮翻出来，称重，登记。
大米、杂粮、咸菜、干菜、油、盐。称到一半，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第三件：把近一个月的食谱翻出来，一餐一餐看。
看完，她放下食谱，去找王墨水。
“墨水哥，”她说，“借一下账本。”
王墨水把账本递给她。她翻到“采购”那一栏，对着食谱，一笔一笔看。
看了半个时辰，她合上账本，还回去。
然后她去找贾玉振。
“先生，”她说，“食堂要改。”
贾玉振正在写《山河血》第六章，听见这话，放下笔：“怎么改？”
“三十七个孩子营养不良。”林菊说，“十二个有胃病。”
贾玉振沉默了一会儿：“能改吗？”
“能。”林菊说，“但要时间，要人手，要钱。”
“要多少？”
林菊报了一串数字。
贾玉振听完，想了想，说：“去找墨水。只要账上有，就按你说的办。”
林菊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贾玉振叫住她。
林菊回头。
“你在延安，”贾玉振看着她，“学了多少？”
林菊愣了一下，然后说：“能学的，都学了。”
“做饭也是在那儿学的？”
“嗯。”林菊说，“反战同盟有个炊事班，我在那儿帮了半年忙。开始是打杂，后来是配菜，再后来——班长说，小林，你做一顿试试。我就做了一顿。”
“他们吃了没？”
林菊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忍住了：“吃了。没死人。”
贾玉振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笑声从书房里传出去，传到院子里。苏婉清正在教识字班，听见这笑声，抬起头，也笑了。
林菊站在书房门口，看着贾玉振笑。她想起一年前，在重庆的暗夜里，这个人把《昭和白菊》的手稿交给她，说：“你走吧，去延安。”
她走了，又回来了。
现在这个人坐在书房里，对着她笑。
她低下头，鞠了一躬——日本人的习惯动作，改了一年多，还是没改干净——然后转身走了。
第二天，食堂开始改。
第一改：食谱。
以前是一天三顿，顿顿大米饭，菜是咸菜，偶尔有点青菜。林菊把食谱改成：早饭杂粮粥，午饭大米饭，晚饭杂粮饭。每餐必有菜，一周至少两次肉。
石头问：“林姨，为啥不吃大米了？”
林菊说：“大米养人，但光吃大米不行。杂粮养胃，还顶饿。”
石头似懂非懂，但吃饭的时候，他把自己碗里的杂粮饭吃了个干净。
第二改：分餐。
以前是排队打饭，谁先到谁先打，打到后来，后面的孩子就只能吃剩的。林菊改成：按桌分餐。十个人一桌，饭菜分好，每人一份，不多不少。
二妮说：“林姨，这样公平。”
林菊点头：“对。公平。”
第三改：帮厨。
林菊从难民里挑了两个人。一个姓周的大嫂，四十多岁，丈夫死在轰炸里，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逃到重庆。一个姓刘的大姐，三十出头，家乡被鬼子占了，逃出来时什么都没带，只有一身衣服。
周大嫂做饭，刘大姐分餐。林菊站在旁边看着，哪里不对，就指出来。三天下来，两人上手了。
第四改：健康。
林菊把三十七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叫到一起，单独给他们加餐。不是大鱼大肉，是每天一个鸡蛋，或者一碗豆浆。十二个有胃病的，她单独熬粥，小米的，熬得烂烂的，一天三顿，准时准点。
豆芽是那三十七个之一。他瘦得皮包骨，脸色蜡黄，吃饭总是最后一个，怕自己抢不过别人。
林菊把他叫到厨房，单独给他盛了一碗小米粥。
“喝。”她说。
豆芽端着碗，看着碗里黄澄澄的粥，没动。
“咋了？”林菊问。
豆芽抬起头，眼眶红了：“林姨，这粥……是给俺的？”
“嗯。”
“就俺一个人？”
“嗯。”
豆芽低下头，看着那碗粥，看了很久。
然后他端起碗，小口小口地喝。喝一口，停一下，再喝一口。
林菊站在旁边看着。她看见豆芽喝粥的时候，眼泪掉进碗里，和粥混在一起，又被他喝进嘴里。
她没说话，只是转过身，去刷锅。
刷着刷着，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她还是千代子，在东京的家里，生病了，躺在床上，母亲端来一碗粥，小米的，熬得烂烂的。
“喝吧。”母亲说，“喝了就好了。”
她喝了。
后来母亲死了。东京大轰炸那年，死在家里，死在厨房里，手里还拿着锅铲。
林菊把脸埋进锅里，让热气扑在脸上。
热气是湿的，分不清是水汽还是别的什么。
第五天，冯四爷路过食堂，往里瞅了一眼。
他看见周大嫂在灶台前炒菜，刘大姐在案板上切菜，林菊站在中间，像个将军一样调度。孩子们坐在桌前，安安静静吃饭，没有人抢，没有人吵，没有人剩饭。
他看见豆芽的脸开始有血色了，石头的眼睛亮了，二妮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
他看见那口大锅冒着热气，热气升起来，飘出窗户，飘到院子里，和那棵梧桐树的嫩芽混在一起。
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往巷子口走。
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又看了一眼。
林菊正好抬头，看见他，点了点头。
冯四爷也点了点头。
他没说话，但心里想：
这日本丫头，比中国人还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