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运抵那天，七星岗像过节。
两台海德堡印刷机用防水油布裹得严严实实，从三辆卡车上吊装下来。机器是铸铁的，通体漆黑，只在关键部位露出锃亮的钢件，在二月的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每台机器需要十二个壮汉用粗木杠抬，喊号子的声音传出去半条街。
工人们把机器抬进新租的厂房——原本是家倒闭的纺织厂，厂房高大，屋顶有玻璃天窗，阳光能直射进来。公司出钱修了地面，装了电灯，拉了专线。机器落地时，整个厂房的地面都在震动，灰尘从梁上簌簌落下。
“开箱！”贾玉振喊道。
油布被一层层揭开。黑色的机身完全露出来，德文铭牌“heidelberg”下方是出厂编号：1943-0876。肖恩带来的美国工程师——一个叫汤姆的中年人，脸上有雀斑，说话很快——带着两个中国学徒开始检查。
“齿轮完好。”
“电机绝缘正常。”
“滚筒平行度……完美。”
汤姆每报一项，就在检查单上打钩。他的动作麻利，但眼神专注，像是在对待一件艺术品。
通电试机时，整个厂房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开关按下。电机发出低沉的嗡鸣，起初很轻，然后渐渐变强，像一头巨兽从沉睡中苏醒。传动轴开始转动，齿轮咬合，滚筒缓缓滚动。汤姆把一张白纸放进进纸口，按下启动钮。
机器突然活了。
纸张被吸入，经过墨辊，经过压印滚筒，从出纸口吐出来时，上面已经有了清晰的文字。整个过程不到三秒，流畅得像流水。
第一张试印品出来了。
是《我有一个梦想》的第一段，用黑色油墨，字体是标准的宋体，笔画清晰，墨色均匀。纸张洁白挺括，比之前油印的粗糙版本，精致了不知多少倍。
贾玉振拿起那张纸，看了很久。
墨香钻进鼻腔，是新鲜的、工业化的味道，和他书房里松烟墨的清香完全不同。但他闻到了同样的东西：文字的力量。
他把纸递给苏婉清。
苏婉清接过，手指在字迹上轻轻抚过。她的眼圈突然红了，但没让眼泪掉下来。
“万财叔要是看到……”她轻声说。
“他会说：‘纸太贵，省着点用。’”贾玉振接话，嘴角有笑意，但眼睛是湿的。
厂房外，围观的街坊越来越多。很多人是希望食堂孩子的家长，有的是码头工人，有的是摆摊的小贩，有的是从防空洞里刚搬回来的难民。他们挤在门口，踮着脚往里看，看着那些闪着金属光泽的陌生机器，看着那些穿着工作服、忙碌穿梭的人。
“贾先生！”一个老妇人——是卖菜的孙大娘，何三姐的老邻居——颤巍巍地挤到前面，“这机器……真能印书？”
“能。”贾玉振走过去，“不仅能印书，还能印教材，印识字课本，印技术手册。”
“那……能印我孙子的名字吗？”孙大娘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孙小虎”三个字，“我孙子在难童学校，先生说他有天赋，就是没书读……”
贾玉振接过那张纸，看着那稚嫩的笔画，突然想起北平琉璃厂那个冬天，那个冻得发抖却还要听他念《讨降檄文》的报童。
“能。”他把纸小心折好，放进胸口口袋，“不但要印他的名字，还要印他写的字。以后公司开识字班，开技能培训班，只要想学的，都可以来。不收钱，学成了管找工作。”
人群中爆发出嗡嗡的议论声。
“真的不要钱？”
“贾先生说话，哪次不算数？”
“可这是美国人的钱……”
“美国人的钱用在中国人身上，就是好钱！”
议论声中，贾玉振转身走回厂房。机器的轰鸣声持续不断，像这个城市沉重的心跳，也像某种新生的脉搏。
税务局的人是三天后来的。
来了四个，都穿着中山装，为首的是个五十出头的胖子，姓刘，重庆税务局特别稽查科的副科长。他们没提前打招呼，直接闯进了公司办公室——那时贾玉振正在和肖恩讨论第一批培训班的课程设置。
“谁是负责人？”刘科长开口，声音很大，像是故意要压过机器的轰鸣。
苏婉清站起来：“我是公司副总经理。请问……”
“你们公司注册资金五十万美元，按战时特别税法，要缴纳‘外商投资特别捐’。”刘科长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拍在桌上，“这是缴款通知书，金额是八万法币，今天必须交清。”
八万法币。
苏婉清的心一沉。公司账上确实有流动资金，但那是采购第二批纸张和支付下月工资的专款。而且所谓“外商投资特别捐”，她查遍了国民政府颁布的所有税法，根本没有这个名目——这是典型的地方乱收费。
“刘科长，”苏婉清尽量保持平静，“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和行政院特批文件，我公司前三年免征一切地方性税费。这是相关文件……”
她递上工商部批文和行政院特批函。
刘科长看都没看，一把推开：“那是中央文件，我们这是地方执行！战时特殊时期，地方有地方的难处！八万法币，今天不交，明天就封账查税！”
气氛骤然紧张。办公室里的几个文员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厂房里的机器声也停了——工人们听见动静，都围了过来。
就在刘科长的手下要动手贴封条时，肖恩·米勒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