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科之下是医科。
医科排名第三，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
因为圣明人口集中居住，瘟疫是常见灾难。
医师负责推行“种痘”、建立防疫隔离、改善饮用水源，挽救的生命数量远超任何一位将军或工部官员。
一个控制了瘟疫的医师，在百姓心中堪比“活神仙”。
而在战场上，一个武进士可以指挥一万士兵，但一个医科军医可以救回三千伤兵。
伤兵被救后，就是最忠诚的老兵。
军医的作用，是战争持续力的保障。
第四是农科。
没有粮食，一切归零。
农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的影响力排到第四，因为它对社会的改变不如武科、工科那么明显。
一个农科进士推广“高产稻”，从引种、试种、推广到全面丰收，需要三到五年。
而武科进士三个月就能打完一场大仗，工科进士一年就能修好一座大城。
农科进士的工作场所在田间地头，接触的是最底层的农民。
农民没有舆论话语权，不会写诗作传，也不会在朝堂上为农科进士“造势”。
他们只会默默地种出更多粮食，而这份功劳往往被归到“风调雨顺”或“皇恩浩荡”上。
此外，农科进士改良的种子、农具，往往被地方主官“拿走”去用，然后以他们自己的名义上报邀功。
真正的农科进士，常常是“埋头苦干，功劳归人”。
而文科会被排到最后，乃是由圣明的国情决定的。
在传统华夏，文科是唯一的通天之梯。
但在圣皇朱高燧改造后，工、农、武、医都可以直达庙堂。
文科失去了垄断地位，其“稀缺性”急剧下降。
传统文官的职能是行政、司法、教化，五科取士之后，文科被其他科目分流。
于是，文科进士的定位开始变得模糊，好像什么都能做，又好像什么都不专。
在传统上，文科进士是掌控话语权的阶层。
但当工、医、武科人才凭借实实在在的成果赢得声望之后，文科进士那种“坐而论道”的说服力就显得苍白了。
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民间印象里，文科进士变成了最容易被质疑的一群人。
嘉靖皇帝问颜松五科排序的问题，是想知道若在大明推行五科取士的新政，这五个科目该怎样排序才合理。
“回禀陛下，臣以为这个排序的差异，恰恰是理想与现实碰撞后发生的变化。”
颜松研究过圣明体制，对圣明五科排序的变化，可谓是感触颇深。
如今听到嘉靖皇帝这个问题，他回答起来那是游刃有余，而且说的头头是道。
“圣皇定下工、农、文、武、医的科序是从治国理政的设计出发的，毕竟圣明开国，需要先立基业，再固根本，然后建制，最后保民。眼下五科在圣明全国的影响力排序，却变成了武科第一，文科最后，这恰恰是圣明朝廷与民间现实需求的真实反映。”
“陛下，老臣认为，制度的设计逻辑与现实需求很难做到完全重合。圣皇当年定下五科位序，但他无法改变圣明百姓‘先求生存、再求发展’的需求本能。”
颜松沉声道：“所以，臣觉得，若朝廷要试行五科取士之制，可以不做排序，或者说不分先后。”
“文科、武科进士可以助朝廷维持稳定，工科进士可帮朝廷创造繁荣，医科进士可助朝廷赢得民心，农科进士可帮朝廷积累根基。”
“我大明已经有了武进士，陛下既已决定效仿圣明施行五科取士之制，开恩科时，可在传统儒学进士科之外，新增农、工二科。”
他说到这里，咽了一口唾沫，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继续道：“太祖重农，洪武年间设有劝农官；太宗重工，永乐开海，千帆竞发。陛下增加农工二恩科，乃顺应祖制。”
“善！大善！”
嘉靖皇帝听到这里，忍不住抚掌道：“颜卿懂朕！”
他顿了顿，朗声道：“传旨内阁，因朝廷获得银山一座，此乃祖宗遗泽，朕决定明年加开恩科。”
“臣领旨，陛下英明！”
颜松屈膝跪下，恭敬领旨。
大明皇帝开“恩科”，在时间上并非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举行，而是有严格规定的。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恩科的考试时间，必须遵循与“正科”即常规科举相同的时间框架。
恩科作为临时加开的考试，其乡试必须在农历八月举行，这个时间也被称为“秋闱”。
而其后的会试，则固定在乡试次年的农历二月举行，称为“春闱”。
这个时间框架非常固定。
因此，无论皇帝因何庆典如登极（新君继位）、万寿（过生日）等决定开恩科，考试都只能安排在当年或次年的这两个固定月份，不能随意更改。
嘉靖皇帝之所以说明年开恩科，是因为今年是大明科举的一个“正科”年。
大明的乡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
这些在固定年份举行的考试被称为“正科”，正科举行的年份有严格规定，乡试在子、卯、午、酉年举行，会试与殿试则在乡试的次年，即丑、辰、未、戌年举行。
嘉靖二十六年是丁未年。
按照上述规则，“未”年正是会试和殿试举行的正科年份。
朱厚熜没有照搬圣明每年一次的科举制度，乃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如今大明拥有了一座银山，虽然要与圣明五五分账，但每年数十万两的银子，足够他培养专业人才了。
他可以找各种理由加开恩科，来选拔各种专业人才，然后逐步稀释由传统科举出身的官员组成的官场，最终实现麾下一大堆能臣干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