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东世族：乱局中的少年孤臣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辽东沈阳卫的范文儒家，一声婴儿啼哭划破了秋日的宁静。家主范楠看着襁褓中眉眼清亮的幼子，想起先祖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训，为他取名“文程”，字“宪斗”。这便是后来辅佐清初三代君主、被康熙帝称为“元辅高风”的范文程。
范文程的祖上是北宋名相范仲淹，明朝初年，其一支迁居辽东，世代为官。父亲范楠曾任明朝沈阳卫指挥同知，母亲陈氏是当地儒学教官之女，知书达理。作为家中次子，范文程自幼饱读诗书，四岁入私塾，十岁便能背诵《论语》，十三岁考中秀才，是辽东有名的“神童”。
然而，安逸的日子在他十六岁那年戛然而止。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攻陷抚顺，次年在萨尔浒大败明军，辽东局势岌岌可危。沈阳卫人心惶惶，范楠带着家人逃往抚顺，却在途中遭遇溃兵劫掠，父亲中箭身亡，母亲陈氏为护他周全，撞向敌军马刀，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莫忘家国，活下去。”
一夜之间，世家子弟沦为孤儿。范文程背着父母的灵牌，在乱葬岗草草安葬了亲人，望着后金铁骑扬起的烟尘，眼中没有泪水，只有刻骨的冷静。他知道，此时的哭泣毫无用处，要活下去，要弄明白这乱世的走向，唯有看清大势。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占沈阳，范文程与兄长范文寀被编入汉军旗。彼时的他，穿着粗布甲胄，在八旗兵中做着抄抄写写的杂役，却从未放弃读书。夜里，他就着篝火研读《孙子兵法》，将辽东地形、明军布防默记于心。有人嘲笑他“酸儒不知兵”，他只是淡淡一笑：“刀枪能夺城，笔墨可安邦。”
二、龙潜识主：投效后金的智囊初啼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名“盛京”。范文程抓住机会，在宫门外拦驾献策。侍卫见他是汉军小卒，挥鞭驱赶，他却高声喊道：“我乃范仲淹之后，有安邦之策献于大汗！”
努尔哈赤听闻“范仲淹之后”，命人将他带到御前。彼时的范文程虽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面对这位女真枭雄，不卑不亢地分析辽东局势：“明军虽败，根基未失；蒙古各部，首鼠两端；大汗若想立足辽东，当‘抚民、联蒙、以汉制汉’。”
努尔哈赤眯起眼睛：“你一个汉人，为何助我？”
范文程朗声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明廷腐败，百姓困苦，大汗若能轻徭薄赋，善待汉人，何愁天下不归？”
这番话让努尔哈赤刮目相看，当即任命他为“书房官”，随侍左右。此时的皇太极也在场，看着这个比自己小四岁的汉人书生，暗暗记下了他的名字。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即位。这位雄心勃勃的贝勒深知，要想超越父亲，必须打破“女真至上”的局限，重用汉人谋士。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范文程，将其升为“佐理旗务”，允许他参与军政要务。
范文程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首次伐明，范文程献上“迂回突袭”之计，避开袁崇焕镇守的山海关，绕道蒙古，直逼北京。大军行至遵化，守城明军顽强抵抗，皇太极久攻不下，焦躁不已。范文程主动请缨，单人独骑来到城下，对着城头喊话：“我乃范文程，知尔等皆是忠勇之士，然明廷奸臣当道，忠良难存。若降，可保城中百姓无虞；若战，城破之后，玉石俱焚。”
守城将领本就对朝廷不满，听了范文程的话，犹豫再三，最终开城投降。这是范文程为后金立下的第一大功，皇太极拍着他的肩说：“宪斗，你一席言，胜过千军万马。”
此役后，范文程又建议皇太极“善待降将，录用汉官”，为后金吸纳了大批明朝人才。他亲自起草《安抚汉人令》，规定“凡归降州县，免赋税三年，百姓各安其业”，让动荡的辽东渐渐安定下来。
三、定鼎辅政：从后金到大清的建制功臣
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定都盛京。范文程因功被封为“二等甲喇章京”，兼任“内秘书院大学士”，负责起草诏令、编纂史书、参与机务，成了皇太极最倚重的谋士之一。
此时的范文程，已不再是当年的落魄书生。他娶了汉军旗人陈氏为妻，陈氏是明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族女，聪慧过人，常为他分析朝局。两人育有长子范承荫、次子范承谟，一家四口住在盛京的汉人官员聚居区，虽不奢华，却安稳和睦。
作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的首要任务是为大清建立完善的行政体系。他参照明制，结合满族习俗，制定了“六部官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建议设立“都察院”，负责监察百官；推行“科举取士”，从汉人中选拔人才。皇太极对他言听计从，常说：“范大学士的奏疏，朕必亲览；范大学士的建议，朕必采纳。”
崇德元年（1636年），清军攻打朝鲜，范文程留守盛京，辅佐太子监国。他一面处理政务，一面调度粮草，确保前线供应，还不忘编纂《太祖实录》，为大清梳理历史脉络。皇太极班师回朝后，见盛京井然有序，实录初稿已成，高兴地将自己穿的黄马褂赏赐给他：“宪斗，你虽未随军出征，功却在全军之上。”
崇德六年（1641年），松锦大战爆发，这是明清之间的决定性战役。范文程随皇太极亲征，在前线出谋划策。他建议“围点打援”，先围困锦州，引诱洪承畴的明军主力救援，再设伏歼灭。战事胶着时，他发现明军粮草不足，又献上“攻心之计”，让士兵在阵前喊话，告知明军“若降，待遇从优；若顽抗，粮草断绝，必死无疑”。
最终，清军大获全胜，俘获洪承畴等大批明将。洪承畴起初坚决不降，辱骂皇太极，范文程主动前去劝降。两人见面时，房梁上落下一缕灰尘，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他下意识地拂去。范文程见状，回去对皇太极说：“洪承畴惜衣如命，必惜其命，可降。”后来，皇太极亲自劝降，洪承畴果然归顺，这其中，范文程的观察起到了关键作用。
松锦大战后，清朝入主中原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范文程开始为一统天下做准备，他秘密联络明朝官员，收集关内情报，还起草了《入关告示》，承诺“除暴安良，复明苛政，录用贤才”，为清军入关赢得了民心。
四、入关定鼎：辅佐顺治的开国元勋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突然病逝，清廷内部爆发皇位之争。多尔衮与豪格剑拔弩张，眼看就要引发内乱。范文程冒着杀头之险，找到多尔衮说：“王爷若争位，八旗必乱，明朝可趁机反扑；若立幼主，王爷辅政，既可安天下，又可全名节。”
多尔衮被说动，最终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自己与济尔哈朗共同摄政。范文程因定策之功，被升为“一等阿达哈哈番”（一等轻车都尉），继续担任大学士，深受多尔衮信任。
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消息传到盛京，范文程连夜上书多尔衮，力主立即入关：“李自成虽占北京，却暴虐无道，百姓怨声载道。我军若入关，打出‘为明复仇’的旗号，必能得到百姓拥护。”
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率大军西进。范文程随军而行，在途中起草了《安抚京畿令》，宣布“凡投诚官吏，各复原职；百姓免赋税一年；有能擒杀李自成者，重赏”。这些政策迅速稳定了人心，清军几乎兵不血刃地进入北京。
进入北京后，范文程又提出三大建议：一是为崇祯帝发丧，以争取明朝遗老的支持；二是保护故宫和坛庙，彰显清朝的正统地位；三是严禁清军烧杀抢掠，规定“士兵不得擅入民宅，违者斩”。多尔衮一一照办，北京的秩序很快恢复，为清朝定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定都北京，范文程被任命为“太子太保”，兼管吏部事务。他主持修订《大清律》，废除了明朝的一些苛政，如“株连九族”“廷杖”等；推行“摊丁入亩”的雏形，将人头税摊入土地税，减轻了农民负担；还建议开科取士，首次科举便录取了傅以渐等四百名进士，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清朝的重臣。
此时的范文程，已是位极人臣，却始终保持着谦逊。他把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救济辽东老乡和贫困士子，家里依旧住着普通的四合院，妻子陈氏亲自织布做饭，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有人劝他“该为家族谋些产业”，他却说：“我乃汉人，能得朝廷信任，已是天恩。若再贪财，何以面对天下？”
五、功成身退：辅佐三朝的智者抉择
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病逝，顺治帝亲政。此时的清廷内部，反对汉官的声音抬头，有人弹劾范文程“与多尔衮结党”，建议将其罢官。顺治帝却力排众议，说：“范文程乃开国元勋，忠心耿耿，朕所深知。”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升他为“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封“一等子”。
范文程却借此机会，多次上书请求退休。他对顺治帝说：“臣已老迈，精力不济，愿归乡养老，让位于年轻才俊。”顺治帝不舍，再三挽留，最终同意他“半退休”，只参与重大政务，不必每日上朝。
退居二线的范文程，依旧心系国事。顺治十年（1653年），南明永历政权在西南活跃，郑成功在东南抗清，清廷军费紧张。范文程献上“屯田之策”，建议在河北、山东等地开垦荒地，由军队和流民共同耕种，既解决了军粮问题，又安置了流民。顺治帝采纳后，效果显着，为后来平定南明奠定了物质基础。
顺治十四年（1657年），范文程正式退休，回到沈阳养老。临行前，顺治帝亲自为他饯行，赏赐金银绸缎无数，还说：“朕与卿，虽为君臣，实如兄弟。卿归乡后，若有国事疑难，朕必遣使请教。”
回到沈阳后，范文程闭门谢客，每日读书、写字、教导子孙。他常对儿子们说：“我这一生，辅佐三朝，虽有功名，却也如履薄冰。你们将来若入仕，当记住‘忠、廉、勤’三字——忠于国家，清廉自守，勤勉做事。”
长子范承荫继承了他的爵位，在朝中担任侍卫处统领，恪尽职守；次子范承谟更是青出于蓝，后来官至福建总督，在三藩之乱中坚守福州，宁死不降，被康熙帝追封为“忠贞公”，践行了父亲的教诲。
六、身后荣光：一代贤相的历史印记
康熙五年（1666年），范文程病逝，享年七十岁。康熙帝闻讯，亲自题写墓碑“元辅高风”，追赠“太傅”，谥号“文肃”，并特许他陪葬盛京昭陵（皇太极陵寝），这在汉臣中是绝无仅有的殊荣。
他的妻子陈氏早在顺治年间便已去世，此时与他合葬。两人育有四子一女：长子范承荫、次子范承谟、三子范承勋、四子范承斌，女儿嫁给了汉军旗人、后来的漕运总督施世纶之父施琅（此时施琅尚未降清）。
范文程的一生，是一部辽东汉人的乱世生存史，更是一部清朝开国的建制史。他以汉人之身，辅佐女真（满洲）政权，从后金到大清，从辽东到关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政治上，他推动清朝从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变，建立了完善的行政体系；在军事上，他运筹帷幄，为清军入关、平定天下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在经济上，他轻徭薄赋，安抚百姓，为清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民族关系上，他主张“满汉一家”，推动了满汉文化的融合。
有人骂他“汉奸”，说他背叛了明朝；也有人赞他“贤相”，说他顺应了历史潮流。范文程自己则在《范文程奏稿》中写道：“我非亡明之臣，乃救民之臣。明廷不恤百姓，我岂能坐视生灵涂炭？”
康熙帝在《御制范文程碑记》中评价他：“文程佐命三朝，定鼎中原，其功不在萧何之下。而其忠廉自守，不伐其功，尤为人所难。”这个评价，或许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
如今，沈阳的范文程故居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他的故事，却依旧在史书里流传。他的选择，他的智慧，他的坚守，都在提醒着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功过荣辱，往往需要放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去审视。而范文程，这位跨越明清的佐命元勋，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复杂也最耀眼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