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万华区的西宁南路，路北是霓虹闪烁的西门町，年轻人举着珍珠奶茶晃过玻璃幕墙。
路南却立着一栋格格不入的老建筑，西宁国宅。
这栋16层的住商混合型红砖墙大楼，在1976年底破土动工，1981年竣工，1982年首批住户入住。
和老城区的那些低矮骑楼相比，16层的西宁国宅在当年算得上是，高大上的高层建筑。
它在当时是市政府推动的国宅计划重点项目。钢筋混凝土的骨架、磨得发亮的大理石电梯间、能俯瞰西门町的天台，
更诡异的是它的格局，整栋楼呈字形。
一到三层是商铺，曾开过杂货店、理发店、唱片行等。四层以上是住宅，每层八户。
这栋楼中间的天井深不见底，站在高层往下看时，感觉像是有只眼睛在下面盯着你。
两部电梯总在凌晨三点左右自动停在七楼，电梯门还不时自动开合，每次门自动打开时，还能听见电梯里传来嘀嗒嘀嗒的滴水声，可看里面却没有滴水，也没有任何人。
楼梯间的窗户正好对着隔壁的殡仪馆，有人说导致这栋楼的煞气太重，也有人说这是故意用来挡煞的。
无论如何，当时第一批搬进来的住户都觉得住进了好日子。
当时谁也想不到它会在未来几十年里，被冠上台北第一凶宅猛鬼大楼的名号，更想不到关于它的37起命案传闻，会比楼里的住户还出名。
只因从它建成那天起，死亡的阴影就没离开过这栋楼。
最早的意外发生在1981年11月，距离首批住户入住刚满一个月。
住在7楼的王姓老兵，是个寡言的老头，据说在大陆时当过兵，孤身来台后一直住在眷村，好不容易分到国宅的房子。
11月17号那晚，寒流突然袭击台北。老兵走进了西门町那家开了二十多年的老地方酒馆。
酒馆老板是他的老熟人，见他进来就笑着招呼：王伯，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整齐？
老兵指了指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难得露出点笑意：刚缝了袖口，见个老朋友。
老板后来回忆，那晚的老兵确实不对劲。平时沉默寡言的人，那天喝到第三盅就红了眼眶，说老家的麦子该割了，又说阳台落了只白鸽子，爪子上绑着红绳。
当时老兵还忽然指着窗外的西宁国宅，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你看，16楼亮着灯呢，她在等我。
老板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16楼漆黑一片，只有风吹得广告牌作响，老板当时只当是老人喝多了产生的幻觉。
半夜十一点，老兵揣着没喝完的米酒，摇摇晃晃走出酒馆。
路过巷口的杂货店时，老板娘看见他站在路灯下，对着空气作揖，嘴里念叨着等我拿钥匙。
可后来警察在7楼703室门口的脚垫下，找到了他的钥匙串。
黄铜钥匙串上挂着个他亲手雕的木头菩萨，菩萨的脸被摩挲得发亮，显然是常年带在身上的物件。
也就是说，他家门口的脚垫底下就有钥匙，他却像被什么东西引着，转身走向了楼道的窗户。
凌晨两点，住在5楼502室的张太太被一声闷响惊醒。
那声音穿透雨幕，一声砸在楼下的花坛里，像是西瓜摔在水泥地上。
她丈夫是长途货车司机，那晚刚好出车，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挂钟的滴答声陪着她。
张太太裹着棉被走到窗边，手指抖着拉开窗帘一角。月光透过雨雾，在花坛里投下一团模糊的黑影，旁边的排水管从7楼断裂，扭曲的铁皮垂在半空，像条断了的蛇。
她哆哆嗦嗦回屋用座机打给小区保安。保安老李提着电筒赶来时，电筒光扫过花坛，看到了老兵圆睁的眼睛。
老兵趴在冰冷的泥土里，蓝布衫被雨水浸透，后背的骨头硌得分明，右手还死死攥着块外墙的红砖，砖缝里卡着几缕灰黑色的棉线，正是他蓝布衫上的线。
老李后来跟人说，那姿势不像失足坠落，倒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想抓什么又没抓住。
法医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穿着白大褂的法医蹲在花坛边翻检，在老兵口袋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盒，里面没有烟，只有张折叠的黄纸，纸上用毛笔字写着16楼，三缺一。
警察问遍了楼里的住户，没人知道这纸条是谁写的，也没人在16楼见过打麻将的人。那层楼当时只住了两户人家，都是独居的老太太，根本不会打麻将。
同住7楼的刘老太在警局录口供时，突然哭了起来。
她说当晚十一点半左右，她起夜时听见楼道里有脚步声，开门一看，老兵正对着紧闭的电梯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再等等，我这就上去......
刘老太问他：王伯，你跟谁说话呢？
老兵缓缓转过头，眼睛里没有焦点，嘴角却咧开个诡异的笑：16楼的她，还有......
话没说完，电梯门突然地一声开了，里面漆黑一片，老兵抬脚就走了进去。
刘老太说她当时吓得赶紧关了门，后来听见电梯在7楼和16楼之间往返了三次，每次停下，都能听见模糊的说话声，像有人在吵架。
最终，经过好些天的调查，警察在卷宗上写下意外失足，醉酒导致判断失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