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与蓬勃开展的群众工作分不开的。各种群众团体的建立以至建政、建军工作的成效，也是深入发动群众的结果。
首先，提高干部思想政治觉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群众纪律是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能不能始终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是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关键。1934年初，红三军一进入黔东，就大量张贴告示，散发传单，阐明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宣传红军十大纪律：不拉夫，不扣船，请人带路，雇船请，均重给工资；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不要民众办招待；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粮食财产发给群众和供给军用外，红军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坚决反对敌军和土匪焚烧房屋抢劫民众财物的办法；借了门板、稻草、锅碗要还原处，损失了要赔偿；不进百姓的内房，坚决反对敌军中调戏和强奸妇女的现象；保护商人营业，保护商船航行商，买卖按照时价；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不乱杀人，除了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官吏豪绅外，绝对不逮捕和杀戮工农群众；解除武装的敌军官兵，发给路费回家，并保护军阀军队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家属、财产。经过培训后的红军宣传队，以讲演、出布告等方式宣传不交租、不纳税的政策，把部队粮食直接送到群众家，打收缴获的布匹、衣服等送给穷苦之人，还帮助百姓种田、修缮房屋、喂猪等，亲近群众的同时，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老根据地群众斗争成果，使群众感受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阀部队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开始不了解红军的“群众还跑兵”转变为拥护红军，自发起来成立组织，开展斗争。由于执行了群众纪律，苏区所需的物资、粮食等尽量不向群众征收，而是外出打给养，规定专打豪绅，不准拿穷人的东西，不准出售所获物，不准牵走耕牛。这些纪律看似简单，实则深入人心，连反动政权人员也不得不惊叹，红军“内部组织异常完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是以“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其次，照顾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休养民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长时期的军阀盘踞，黔东广大群众最迫切需要的是经济利益即土地问题。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为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热情。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根据地施行《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等，废除了原国民党政权的一切苛捐杂税和旧的社会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大大减轻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压力。革命是工农群众自己的事业，战争和建设都需要付出和牺牲。尽管根据地困难重重，但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除了规定的负担外，绝不随意征收粮食、油盐、稻草，不轻易要求农民为苏维埃背粮、砍柴、守哨卡，向农民摊派所需经费。虽然“在部队当中最感困难的，是给养问题”，但“给养的搬运，完全由战士负担，由每连派差事出去搬给养，甚至出去搬给养由部队掩护，差事达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搬。”对规定的负担考虑群众的承受力，力求合理。例如，在颁发土地登记证时不准收取任何手续费。农民协会会员缴纳会费时，无力支付者可不出，规定苦力负载重量，日行路程。为服从战争大局，颁布了《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发动苏区群众组织代耕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生病时募捐救济等，解除了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积极创建苏区。由于比较公平合理，有效地调动了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
第三，发扬根据地军民主人翁精神，加强民主监督。土地革命后，根据地军民直接获得了经济利益，政治热情高涨，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与各项建设工作，根据地党内、军队内、政府内形成了一种民主团结、相互监督的氛围。打给养是红军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为防止对群众利益的侵犯，规定了打给养的“三不准”：不准拿穷人的东西，错拿了要坚决退还并赔礼道歉；不准私自出售打给养所得财物，所得分给穷人或部队自用；不准牵耕牛，以考虑被打户生产所需。苏维埃政策法令规定，对侵吞财物、滥用公款的腐化行为，一经发现严厉制裁。印江红花园乡、风谷岭乡的游击中队长吴德高、杨秀章等，因贪污被撤职，德江文化乡杨秀凯因私自出卖打给养时所获的几床被盖，隐藏大洋1块，受到严厉制裁。政策透明度高，强调“公议执行”、“公议处罚”，财务收支和预算都要定期向农民公布，作出报告，听取群众的意见，使政府和干部的行为规范，防止违规违纪。
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成为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一环，其取得卓越成效的原因：一是坚持了代表广大革命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各级干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党的群众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苏维埃各项工作，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真正代表和维护了群众利益。在正确的群众观的指导下，相信和依靠包括“神兵”在内的各族群众，党的阶级基础发展了，党的群众基础扩大了，适应了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有力地调动了军民奋勇创建根据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各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运用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注重宣传和调查研究，注重公平合理，注重政策透明度，一旦发现有不切实际甚至损害群众利益、挫伤群众积极性的地方，及时迅速纠正，尤其是在财政经济建设上有完备的制度和规章，在廉政肃贪上有十分强硬的措施；三是树立了党和红军的形象和威信。群众往往是从具体问题的解决上来认识和评价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名干部的，黔东人民深受苛捐杂税和军阀混战之苦，红军所制定的纪律和特区颁布的政策法令，针对性强，执行也严格，通过不断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逐步树立了党和红军革命为民的形象和威信。
二、各种群众团体的建立
群众团体是区、乡革命政权建立前发动、组织群众的一个重要方式，在革命政权建立后，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助手。黔东革命根据地非常重视群众团体的建设和发挥它们的作用。组织群众的方式有两种：“（1）是组织游击队同着红军行动；（2）是组织农民协会（斗争纲领是抗租抗税抗债与反对国民党政权，发动土地革命，会员是雇农贫农中农。这是苏维埃政权没有建立之前白区组织农民群众的一个方式。）、雇农工会。在这一个地方群众斗争发动以后，就组织革命委员会和建立苏维埃。……已经建立特区党工作委员会、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群众组织，各乡大部分建立有雇农工会、贫农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的工作亦已开始。”
1934年6月18日，红三军政治部印发的《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对农民协会的性质、斗争纲领、纪律、与其他革命团体的关系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第一条 我们务农为生的农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反对地主及豪绅官吏军阀国民党政权的压迫，要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农民协会。
第二条 农民协会，是雇农（专门做长工的人）、苦力贫农（种田不够吃，还要帮人做工的人）、中农（不请长工不收租稞，年成好还有余钱剩米的农民）的一个大联合。不要地主富农（请长工或兼收稞的人）参加。
第三条 农民协会，是保护我们雇农、贫农、中农利益的一个团体，我们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同反动政府军队豪绅地主妥协。
第四条 农民协会，保护我们农民雇工的日常利益；一直到得到土地和政权为目的。
第五条 我们农民协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要同地主豪绅作斗争，我们斗争的纲领如下：1. 不还地主租稞；2. 不借富人的债，取消高利借贷；3. 反抗一切苛捐杂税（门牌捐、月捐、阿片捐、屠宰税、枪捐等），取消收税机关；4. 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财产衣物，分给贫苦的农民；5. 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减少工作时间；6. 释放被官所捕去的农民；7. 逮捕和惩办一切官吏豪绅区长（保董）及收税人员；8. 组织农民自卫队，武装自己，保护身家。
第六条 农民协会的会员，并不是个个农民都要加入。加入农民协会，要有下列几个条件，并且要是志愿的。
……
第十三条 农民自卫队，在夜晚或暇时须学习军事技术及遵守纪律。
第十四条 农民协会，为了要使大家齐心合意，坚持到底，规定纪律五条，大家遵守，如有违犯，任凭大众公意处罚。1. 不准反心，泄漏秘密，投降敌人；2. 下级服从上级；3. 打土豪，要平分。并不准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4. 不准仇杀工人农民；5. 不准奸淫放火。
……
第十七条 因为农民协会是一个革命的团体，凡是反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之革命的团体，我们都与联合。
第十八条 因为国民党已经叛变群众，我们完全拥护苏维埃政府和红军。
第十九条 雇农工会，可以整个加入农民协会，在村协会之下，组织雇农小组。
第二十条 士兵是武装了的农民，应该欢迎他们加入，并且组织士兵小组。
第二十一条 我们主张信教自由，凡是信神的、不信神的、信教的、不信教的农民，均可加入协会。”
随着农民协会的建立，各乡苏维埃大部分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和农妇代表会（9月初开始筹建工作）等群众组织。其中贫农团是农民协会的中坚力量，雇农小组在贫农团中起领导作用，主要帮助乡苏维埃政府执行苏维埃一切法令和政策，如土地法、劳动保护法、经济政策等，并团结中农，保护雇农、贫农、中农的利益，与地主、富农作斗争。
除以上群众团体外，根据地还建立了以下重要群众团体（部分）：
共青团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1934年7月，在建立中共黔东特区工委的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首先在特区革委机关、区乡干部中发展团员20名，并以此为骨干，积极筹建团的基层组织。有青年团员196名。是年9月，为适应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需要，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猛烈的发展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的教育”等要求，黔东青年不仅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奔赴前线作战，而且他们又以实际行动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师。由于之后红二、六军团东进湘西，未能实施10月召开黔东特区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建立健全特区各级团组织的工作计划。
中华少年先锋队黔东特区总队。1934年8月组建，由黔东特区革委会经济部长李芝兰负责领导开展工作。总队长何邦祥，副总队长王国平。从7月开始，在根据地中心的部分区、乡又建立了少先队的基层组织。其中7月建立了枫香溪区、谯家区少先队，卢绍安、杨光昌分别任队长。8月建立的区少先队，其队长分别是：铅厂区胡昌进（副队长文呈相）；旧寨坝区吴国仕；白石溪区黎邦和；淇滩区杨胜广；上坝区杨胜奎；茶园头区廖承生。同年7月，建立了谯家乡少先队，队长陈立瑜。8月建立的乡少先队，队长分别是：白石溪乡倪加齐；里户乡杨胜平；芭蕉乡何应贵；天宫井乡杨胜宣。
湘鄂西中央分局对群众团体建设和群众工作十分重视，把党的全部群众工作视为党最大的主要依靠，发展黔东各种革命团体。在是年9月部署反“围剿”战争时，提出进一步扩大少先队的编制、“发展雇农、苦力、手艺工人的经济斗争”、“猛烈的发展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加强党在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建立白区的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发动他们分粮、秋收斗争、抗税斗争，以至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组织城市中的工人的阶级斗争与红军的胜利相配合，主要的是乌江的船夫与思南、印江、松桃、铜仁、江口、沿河、酉秀、龚滩、彭水、涪州各市镇”等要求。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苏维埃运动中，各群众团体在教育和团结各界各族革命群众，动员革命青年参加红军，组织群众支援红军作战，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工作等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比如，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在土地革命中负责组织查田、评产、分配土地和财物；少先队负责递送情报，盘查坏人等；农妇会动员妇女照顾和安置伤病员及后勤服务工作，枫香溪、白石溪等地的农妇会还组织妇女到临时的红军医院当护士，为红军伤病员做一些简单的护理工作，包扎伤口、换药、洗绷带、洗衣裳和被褥，给重病员喂饭、服药等等。不少红军伤病员在她们的精心护理下，很快得到康复。黔东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体现了红军与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