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他早年从事青年宣传工作和领导中国青年军人运动，卓着功劳；他与贺龙同志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和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与贺龙同志亲密合作，共同努力，创建和领导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创建和领导了洪湖赤卫队。1931年5月，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保卫洪湖苏区的英勇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青少年时代的进步思想
周逸群，学名立凤，贵州省铜仁县城关镇人，1898年7月23日诞生在铜仁城关大公馆路（现共同路十三号）一个“小康之家”。因父母早逝，从小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少年时代的逸群，从小聪慧，族叔周自炳先生很喜欢他，教他识字、读书。1905年，进入周自炳先生等人创办的城南小学学习。他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从不打闹，经常独立一旁，抄着双手，思考和消化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每期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逸群不仅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而且关心时局，爱憎分明。当时，铜仁有个外号叫“铁算盘”的财主郭铁珊，残酷地剥削帮工，激起了他心中的忿忿不平。于是他邀约同学编出顺口溜，讽刺郭铁珊的丑恶嘴脸。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日益加深，在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在思想上利用信仰和侵华作为侵华工具，腐蚀中国人民。辛亥革命后不久，美帝国主义在铜仁设立了“福音堂”，他们披着教士的外衣，扯起慈善事业的招牌，进行侵略活动。逸群目睹洋人在自己家园横行霸道，蹂躏祖国大好河山，激起了他无比的愤怒。一次，他带领几个同学来到中南门“福音堂”门前，用石头砸烂了福音堂的玻璃窗。表现了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无畏精神。
1914年，逸群进入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第十期学习。在四年中学学习期间，他认真攻读，特别刻苦钻研中国历史。入学的第一学期，他写的一篇作文《诸葛亮辅汉于蜀论》被选为全校优秀文章，登于校刊《南明杂志》第一期上。发表在校刊上的还有《明太祖以布衣起兵论》等文，都受到师生们的好评。他关心时局的发展，向民众宣传反袁（世凯）斗争的胜利，对贵州政情有充分的了解。
逸群中学毕业后，于1918年春天回到故乡铜仁。这时正值铜仁教育会成立，周自炳先生为教育会长，逸群充任教育会会计。他忠于职守，办事认真，待人非常诚挚；遇事又敢作敢为，受到同事们的爱护和尊敬。这期间，他经常参加从事教育多年的族叔周自炳、周自谦先生对时局的家庭讨论。例如怎样拯救中国的问题，逸群在族叔的启发和教育下，大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次，他跋涉到离城三十多里的大溪沟，与佃耕老农促膝谈心，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情他们的处境，批判吃人的封建土地制度，决心把家里的田产无偿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1919年3月，逸群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
当时，由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成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日本，逸群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告诉了人类出现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喜讯，并且谈到：要想达到我国人民向往的大同世界，即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体系，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体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苏俄之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逸群加入了留日学生会，积极带领中国留学生为保障学习和基本生活条件而斗争。一次，国内由于军阀混战，中止了留日学生生活费达数月之久，使同学们陷于困境。学生会选出逸群等十几个代表，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解决生活问题。经过说理斗争，迫使公使胡维德接受条件，答应借款解决，斗争取得胜利。
1922年2月，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帝国主义勾结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九国公约”。宣称：“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政策，以实现瓜分中国的目的。“九国公约”一出笼，就遭到了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留日学生立即召开大会，声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反对华盛顿会议。逸群废寝忘食，积极投入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会后，他被选为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代表团的成员，受留日学生的委托，回到祖国，在上海、北京等地进行了广泛宣传。不久，他又回到日本。
这时，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周逸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立志投身中国革命的愿望非常迫切。于是他同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的贵州籍青年毛景周商量，决定回国从事革命的武装斗争。
1923年春，当毛景周在士官学校毕业时，逸群断然放弃了学习，两人一起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在上海，又进一步研究了到湘黔边一带去拉队伍的行动方针。这里“天高皇帝远”，都是地方军阀把持，如湖南凤凰的陈渠珍，就是赫赫有名的“湘西王”，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军阀之间互相火并，家乡铜仁连年发生战争，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逸群等来到湘黔边进行一系列兵运的联络工作，经过大半年的尝试，最后终于没有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党的直接领导，加之当时湘黔边地区党和群众的基础非常薄弱，没有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条件极不成熟。逸群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宣传革命以唤起民众，才能实现武装斗争的目的。从此，他着书立说，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
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
1924年初，逸群重返上海。当时，我国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好形势，对于从事革命宣传，唤起民众，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事业极为有利。逸群开始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其中刊于第一卷第五期的《革命与统一》一文，以充分的史实，论证了“革命”与“统一”的辨证关系，指出：“军阀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物”，“中国若不用革命的手段，把反革命派的势力根本铲除，中国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而且为要防制反革命派，革命以后，必要有相当的时间，由革命派专政”，这样，“民主国家，才能实现，才能有真正的统一可言”。此文与发表在同一期上的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肖楚女《教育与革命》等文章紧密配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接着，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启发下，他联合了在上海的贵州进步青年李侠公等，组织“贵州青年社”，并创办《贵州青年》旬刊。5月，正式发表创刊宣言。《宣言》说：
我们对于政治，主张：1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实现；2唤起民众底阶级的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3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在解决贵州问题时，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社会方面，主张：1打破一切的不平等的制度；2唤醒青年向上精神，使之自拔于黑暗社会；3促进“互助”、“团结”的美德，以训练团结生活。文化方面，主张：1积极灌输新思想，以唤起青年底知识欲；2改造因袭的人生观，使一般人得着“人的生活”；3铲除一切占据思想界底旧权威的黑暗势力；4促醒教育根本的注意点……。
逸群主办《贵州青年》，精力旺盛，特别具有埋头苦干精神。从采访、搜集素材到拟稿、编排、校对等工作，他都亲自动手。由于发行量有限，经费比较困难，除少量捐助外，大都靠逸群从家里寄钱来解决。而他自己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尤其对西南的政局，逸群有深刻的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创刊号上，他以“黔铁”笔名撰写的《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肯定了贵州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贵州人切不可以因为恨唐继尧滇军而走错路，去欢迎直系势力袁祖铭回黔驱滇。因为贵州“实在是屹立西南，始终和北洋军阀对抗，为着民国奋斗的”，“今天西南尚在继续护法事业联合努力革命的程期中，贵州既和西南各省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贵州人今日是不能让“任何反势力侵入，将它原有的个性摧残，使它的地位和精神，从此与它的环境永陷于矛盾和冲突的悲境”。
在《贵州青年》第六期上，逸群发表的《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论文，影响很大。文章以铁的事实，精辟地分析，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阐述了刘湘、赵恒惕代表精神附北派和刘存厚、袁祖铭代表实质附北派的具体表现。指出：“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该一律加以攻击。”文章结论写道：“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由种种地方证明，实在是绝望。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但是在他们未驱逐附北的袁祖铭，与西南民主派合作移师声讨曹、吴及服从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命令之前，我们仍然是毫无疑义地攻击他们的附北行为。”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西南军阀的极度恐慌。他们为压制革命舆论，指使贵州的爪牙给《贵州青年》投匿名信，信中画了一枝手枪，进行无耻的威胁和恫吓。逸群面对敌人的卑劣行径，仍坚定不移地继续战斗。
逸群发表在《贵州青年》上的还有《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军人的头脑》等，这些文章像利剑般地刺向封建军阀，对西南的政局以深刻的影响，促使黔军进步官兵后来倒袁北伐。同时，也启发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政治觉悟。《贵州青年》成为当时唤醒贵州青年，向着黑暗势力冲锋陷阵的革命号角！
《贵州青年》一问世，就得到了《中国青年》主办人之一的肖楚女的重视和支持。他在《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新刊批评”栏内，向全国广大青年介绍和推荐《贵州青年》，指出“是贵州人为了要求贵州前途底光明而办的”，并撰文对逸群《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说：“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
逸群在与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接触和交往中，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进一步靠拢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逸群到广州黄埔军校后不久，经鲁易和吴明（陈公培）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将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黄埔军校的革命活动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党“一大”，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于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从全国各地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团员和先进农工青年到该校工作和学习。
这年秋天，周逸群怀着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的信念，投笔从戎，立即奔赴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他从上海来到广州，见到了先期到达黄埔军校的李侠公，旧友重逢，畅叙情谊，逸群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七绝诗，表达他坚强的革命决心：
废书学剑走羊城，
只为黎元苦匪兵。
斩伐相争廿四史，
岂无白刃可亡秦？！
10月，逸群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首先结识了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开始了革命的亲密合作。这时，党在黄埔军校的组织是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在第一期学生结业以后，党的特别支部进行了改选，组成新的特别支部。恩来与逸群俩同时担任了特别支部宣传干事。逸群一方面认真攻读革命理论，刻苦钻研军事技术；一方面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和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为了把黄埔军校的进步青年军人团结在党的周围，逸群与蒋先云、李劳工等共产党员于1924年底成立“火星社”。它是黄埔军校成立初期党的秘密革命团体，是效法列宁创办《火星报》而定名的。参加的成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逸群通过“火星社”，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进步力量，开展革命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在军校学生中影响很大。1925年初，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进行第二届选举，“火星社”发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竞选活动，结果逸群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日常工作。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因落选而狼狈不堪。
逸群来到黄埔军校，没有赶上开学典礼。听说孙中山先生主持了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讲到关于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实现民主革命而奋斗的主张。逸群深以不得见到和聆听中山先生的讲话为憾事，于是他和李侠公联名写信给中山先生，表达殷切求见的心情。几天后，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召见了他们。中山先生首先赞许逸群和侠公投奔广州参加革命的行动，特别是对逸群在日本庆应大学学习后又来当“武学生”给予很大的鼓励。接着，谈到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的道理，以及实行国民党改组的原由，痛斥了顽抗改组、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逸群平常沉默寡言，那天，他胸有成竹地向孙中山先生提出许多问题，其中提出：“中山先生决心北伐，目前北洋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势力大，革命军能够战胜吗？！”所先生不作答，反问逸群：“你说说？”逸群说：“光靠革命军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联合工农的力量，武装工农，才能取得胜利。”他滔滔不绝的讲话使中山先生连连点头，表示赞赏。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孙先生对他们说：“你们这些青年娃娃，不要以为我是大元帅，你们的前途是很远大的嘛！”“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身上！”
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为进一步加强党在革命青年军人中的团结，以“火星社”为基础，开始筹建更广泛的革命青年军人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1925年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逸群是负责人之一。“青军会”的任务是“领导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向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进攻；深入一切军人群众，告诉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他们所受的痛苦；努力同农工群众联合，结成农工的严密的联合战线。以建设一个统一的坚固的国民革命政府，和有革命纪律的革命军”，“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为宗旨。1925年9月，第二期结业后，党派逸群担任“青军会”主席，专职从事青年军人的组织领导工作。
以党团员为骨干的青军会，开始只是在军校内发展会员，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扩大到驻粤的湘军讲武堂、滇军干校教导团、粤军宪兵营、鄂军讲武堂和部分海军中，并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例如，在四川工作的旷继勋曾派钟克容前往广州“青军会”联络，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仅八个月的时间，会员就发展到二万多人。成为当时革命青年军人中唯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
青军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军阀和巩固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逸群等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先后创办了《青年军人》、《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兵友必读》等刊物及小册子。这些革命刊物，成为党在宣传革命的统一战线、团结革命青年军人、打击敌人的重要宣传阵地。逸群紧密配合形势和任务，撰写了一些重要文章，发表在这些刊物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第一次东征战役中，逸群及时组织青军会会员参加战斗。他针对革命军人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思想问题，在《青年军人》第五期上发表了《说牺牲》一文，阐述了东征的意义和如何正确理解牺牲精神。他说：“我们革命，是为要解放我们被压迫的民族，实现我们的主义，不是有意拿我们的头颅，去换什么‘烈士’的头衔的。”因此，“我们只看他是否恪守党的纪律，能否尽忠他的职务便可以知道他有无牺牲精神。”同时，青军会紧密配合军事进攻，组织政治宣传队，印发“青年军人联合会东征宣言”五万份，其他传单数十万份，宣传东征的意义和目的，鼓舞士兵英勇杀敌，动员各界群众支援东征，打倒军阀陈炯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在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中，逸群组织青军会向滇桂军士兵广泛散发《兵友必读》小册子，号召不为杨、刘利用，以免危害革命政府，并命令滇桂军中的青军会会员立即脱离叛军。这样，在青军会的强大政治宣传攻势配合下，叛军仅在一星期内就土崩瓦解。
五卅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革命力量。6月2日，青军会在广州与各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逸群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五卅”及省港大罢工，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工人阶级的英雄业绩。他说：“中国现时之民族革命运动，以‘五卅’事件而充分证明劳动者的特殊势力，其不妥协精神，实远在各阶级之上。”并且指出：“中国民族革命之成功，必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后，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惟有中国的劳动阶级，有此决心，有此力量。”中国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同时，在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时候，逸群发表文章，用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相勾结，妄图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唤醒全国民众，“我们若想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独立，以后永远消灭国耻，首先就要肃清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工具——军阀！”这就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一年中，青军会在党的统一战线正确方针指引下，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取得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逸群以精辟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这一历史功绩。他说：“中国青年军人运动，在总理逝世后的一年来的成绩，最重要的能使军人打破地方主义而从事全国军人的联合，进而谋工农兵的大联合。……现在青军会已能领导全中国的革命军人，无形中是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中心，我们要使革命势力发展到全国，则青年军人运动当与青年工农运动一样重视，因为他们三种群众，都是最受压迫而最能革命的。”当时称为“广州三杰”之一的张秋人也热情称赞青军会“开中国军人的新纪元”。恽代英对青军会也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希望全国热心于军事运动的青年以他们为榜样，“把党与主义公开的或是秘密地输入军队中间去”，那么全国的军队“都可以变成象广州一样的革命军”。
青军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敌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爪牙王柏龄、缪斌、杨引之等一伙，经过反革命的策划后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们以宣传孙中山学说为幌子，宣扬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与黄埔军校的“西山会议派”分子互相勾结，用种种卑劣手段打击共产党员，偷窃共产党人文件，肆意攻击青军会，蓄意挑起事端，迫害青军会领导人。逸群面对现实，坚定地领导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天，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潘佑强、杨引之等人在广东中山大学遇到青军会一位负责人，即辱骂不休，并施以毒打，结果他们自己亦遭到了回击。经青军会的揭露，潘、杨两人在广州臭不可闻。1926年1月的一天，在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下，周逸群于广州大佛寺主持召开“西南革命同志会”。会前，得知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组织暗杀队，要破坏这个大会。逸群立即向区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作了充分准备，参加大会的负责同志都带上短枪，大会按时召开。以假面目出现的国民党右派何应钦应邀出席了大会，在主席台就座。但不等会开完，他就借口有事溜走了。紧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开始捣乱会场，何应钦的走卒、流氓王惠生跳出来叫喊：“这个会是共产党操纵的，大家不能听他们指挥，清除共产党！”并趁混乱之际，向主席台上的逸群开枪射击。逸群沉着应战，指挥青军会保卫人员进行反击。这些反动分子见有准备，不得不逃之夭夭。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杀害青军会领导人周逸群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又利用反动文人，从政治上进行恶毒攻击，说什么“周逸群、张其雄实为周恩来手下最得力之……两将”，充分表现了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性。
在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枪击周逸群的时候，蒋介石却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对逸群等共产党员进行拉拢和收买。一天，他特别邀请逸群和蒋先云到他家作客。席间假心假意地询问逸群家庭情况，需要什么等等，并说有困难一定帮助解决，妄图用金钱、物资进行收买，当即被逸群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使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了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借口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了这两个组织。不久，蒋介石组织了一个直接在他卵翼之下的“黄埔同学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于1926年4月15日发表宣言，宣布解散。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之后，党派逸群参加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工作，担任中校宣传科长。他积极协助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出征北伐，做了大量的宣传准备工作。为此，国民党反共文人惊呼“张其雄、周逸群两人，把持政治训练部，……以致政治工作全部赤化。”
周逸群在广州时，经常把党中央主办的《向导》、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黄埔军校的《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以及介绍广东革命形势的信件，陆续寄给贵州铜仁等地亲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当时，贺龙率部驻扎在铜仁，读到了这些刊物和信件。后来贺龙回忆说：“这对于我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动。”1926年5月，贺龙率部由铜仁开始出征北伐，黔东、黔东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参加贺龙部队达两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