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李向东起了床。
院子里静悄悄的，母亲却早已在灶台前烧火，一边煮粥一边咳嗽。父亲靠着门槛抽烟，没说话，眼神扫他一眼，依旧是那种既不热情、也不疏远的样子。妹妹揉着眼睛跑出来，把一个布袋塞进他手里：“哥，路上吃。”
李向东接过一看，是几块压缩饼干，还有她偷偷留的半包枣糕。他摸了摸她的脑袋，“你留着吃。”
“我吃腻了。”
“骗人。”
一家人围着吃了顿简单的早饭，临出门时，李向东从兜里掏出十章张皱巴巴的十元大钞，放在桌角：“这钱你们留着，妈以后要吃药就别省。”
母亲一惊，“你也没挣几个钱，留着自己用——”
李向东摇头：“我手头宽着呢，再说，深圳我还有朋友，真不行还能继续去卖货。”
说完这话，他背上那只熟悉的帆布包，拎起出门的热水壶，像是以前在镇上出门干活一样，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中午时分，他坐上了开往深圳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拥挤嘈杂，有孩子在哭，也有商贩在兜售零食。李向东靠着车窗，盯着外头飞驰而过的田野，脑子却没闲着。
“回去，先辞职。二叔那边不能不讲情面，以后还得继续拿货。”
也没觉得辞职是什么大事——只要路走得通，该换方向就得换。
到了深圳，是傍晚。
他没着急去新住处，而是先回了原来的小宿舍。老地方还是那股熟悉的潮湿味，隔壁的小胖还在煮面，见他回来眼睛一亮：
“哟？发财啦？这回带了啥回来？”
“命。”李向东把包往床上一丢，笑了笑，“还没赚够搬家的钱呢，先住一晚。”
他只待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去找了二叔。
门口还挂着那块老招牌，“飞翔小电铺”，灰扑扑的。
二叔正坐在柜台后清点电池，一见他进门，挑了挑眉：“哟，你回了？卖的如何？”
李向东走到柜台前，没急着说话，先从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递过去：“今天是来给你说声，谢谢你这一段时间照应。”
二叔接过烟，语气没什么波澜：“咋？不干了？”
“是不打工了。”李向东笑了笑，“我想专心做倒卖，南边拿货，北边出货。这边店里我就不在这儿耽搁你时间了。”
二叔点点头，没说赞成也没说反对，只是盯着他看了几秒。
“货呢？”
“还想从你这拿。”李向东语气坦然，“以后不在这儿打工，还是想跟你拿货，只是改了方式。你供，我销，钱清不欠。”
二叔点了点烟灰，半晌才开口：“你有这想法，那我就不拦你。不过话放这儿，江湖水深，你得知道自己在走哪条路。”
李向东笑：“我知道，但只要脚下的这条路，能通往我想过的日子，那我就走下去。”
二叔没再说什么，把烟叼上，回头吆喝一声：“你以后拿货照旧，记账或者现金都行，别耽误我出货就行。”
李向东点头，“那咱就说定了。”
回了城中村的老宿舍。
屋里还是那股熟悉的霉味儿，墙角的电风扇吱嘎作响，一张床、一张桌、一盏灯，这就是他刚来深圳时落脚的地方。
“回来啦？”对门的王哥正坐在门口搓脚，抬眼看他一眼，笑着招了招手，“这一趟回老家看得咋样？”
李向东笑笑，拎着包走过去：“见了爸妈，带了点土特产回来，一会儿给你分点。”
王哥咧嘴一笑：“那敢情好，我那口子正馋花生米呢。”
李向东心里一热——刚来深圳那会儿，身上白来块，就是王哥带着他找房。如今虽然还没发大财，但也算站稳了脚跟，该说声谢。
他坐了没几分钟，就拎着一袋花生、一包真空肉干去了王哥屋里，还顺口问：“中午有空不？我想请你吃顿饭，就咱俩，老地方。”
王哥一愣，随后笑骂了一句：“行啊小子，挣钱了知道请哥了，没白带你！”
两人简单吃了顿饭，菜不多，一荤一素一汤，但王哥喝着啤酒，话比平时多了一倍。
“你这段时间真不赖啊，听说你现在都自己跑货去了？”
李向东笑笑，不否认也不多说：“想试试，能不能把摊子做大点。”
饭后，他回了宿舍，趁天还没黑，去了之前房东家。那位头发花白的阿姨开门一见他就认出来：“哎哟，小李回来了？有什么事吗？”
“嗯。”李向东点点头，“阿姨，这地方真挺好，但我那进货多，晚上还得摆摊，这屋太挤了，有点放不下了。”
阿姨也爽快：“好说，你住得也干净，人也实在。押金我这儿给你留着呢，等我回去拿。”
没多一会儿，押金退了出来，整整三十块。李向东收好，再三道谢，转身离开。
他在附近几个城中村转悠了一圈，最后选了一处靠近主干道、交通方便的新住处——两室一厅，月租九十五块，贵是贵了点，但光线好，屋里也通风，关键是空间够大，能堆货、能分拣、还能拿来临时包装。
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本地男人，戴眼镜，说话温和：
“你做个体的我不拦你，只一点，别让人天天敲门讨账就行。”
李向东点头：“我不是做灰的，是正规倒点货。”
“那就好。”房东顿了顿，“这里住的都是奔头的人，好好做事，租金别拖就行。”
第二天下午，李向东背着帆布包、扛着两个破箱子正式搬家。
他站在新屋门口，看着那张旧床、空柜子和还没安上的灯泡，忽然觉得这屋虽简陋，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像个“落脚点”。
不是歇脚，是落脚。
晚上，他躺在新房间的木床上，望着天花板，听窗外传来路口修车摊的铁锤声、对面小卖部的收音机声，还有城中村夜晚特有的嘈杂和热闹。
他脑子却前所未有地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