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黄庭坚出宫之后即去寻那苏轼，告知入宫的点点时事。
黄庭坚说道“苏翁，今日入得宫中，与官家高论时事，并与赵煦私议天下。”
苏轼急忙问道“结果如何？”
黄庭坚答曰“官家之意尚不明了，只是官家惧怕人臣结党，又复新旧之争，但是赵煦却意在早日亲政，希望我等协助之。”
苏轼道“我早料到赵煦会如此心急，已经等了七八年了，何至于再等上一两年。官家所言结党乃是古今官者都在意之举。吾等皆不为钱财所困，未必会成奸佞之徒。”
黄庭坚回道“纵观前志，诸如王公，身正也未必能撑起一道江山。”
苏轼对曰“是啊，自古变革皆耗费人心，甚至殒身折命。这未来之势未必真如我等所料。”
黄庭坚说“赵煦深宫寂寥，且无人诉说，因此心急，目前赵煦最多见的是赵挺之和蔡卞，此二人如有悖逆，恐会乱其心志，赵挺之寂寂无名，不知其心所向，蔡卞有大才学，但也并非能入吾等之列，或会与吾等为敌。王公新政，得神宗皇帝全力支持，尚且不了了之，我害怕将来赵煦之力未必能比得上先皇帝。”
苏轼道“吾等既然选择了为朝尽忠，当不惧此难，且尽人事听天命。官家可有言关于出兵之事？”
黄庭坚回道“官家所言出兵皆无关痛痒，这些深宫居久之人，哪里懂得国之存续不仅毁在于内，更毁于外。其所言与前番并无出入，可依前例而行。”
苏轼则道“闻当今出兵在即，官家心却不顾。汴京繁务只缠于老臣一身，鲁直可有通知李格非速速归来，以入官道，速解我等燃眉之急。”
黄庭坚对曰“我数日前以苏翁笔锋书信于李格非，如若与我所料，李格非现今已在路途，不日便可赶到汴京。”
苏轼道“如此甚好。”
话说李格非与唐国昌此刻也确实正在路途，接到苏翁急招，不敢怠慢，星夜兼程，日行几十里。历城与汴京相距数百里，李格非更是来来回回数次，轻车熟路的，而对于唐国昌虽然未有来往，但是跟随李格非，亦无所惧哉，正是第四日午后时分，李格非的马车入得陈桥门（汴京东北方向的城门）。一入此门，便入得锦绣之城，此时正值夏初时节，林荫大道上郁郁葱葱，街上行人来来往往，对于李格非来说见多不怪，而对于唐国昌来说却是格外清切，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离开汴京十几年了，又见此番情景更是感慨良多，岁月总是如此扰人心魂，那唐国昌曾今也是功名在身之人，内心的思绪更是与凡人有异，经不住之间就吟诵起欧阳文忠的祝春词“把酒祝东风”：聚散苦匆匆，此别离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李格非闻听此言语，知是唐国昌又念往事，情义翩至，遂言“国昌贤弟感怀，非与你同，今晚且同祝东风共把酒，话斯年感遇问苍穹。”
唐国昌笑道“文叔兄莫要在乎唐某之感悟，吾等还是尽快与苏翁相见为好。”
李格非说，“见苏翁自然要紧，但是苏翁之宅离此尚不近也，更何况吾等长途跋涉，衣衫褴褛，更需停息休正，沐浴更衣为上。”
唐国昌遂赞同之。二人择一客栈住下，且饮餐饭，更酌美酒。
第二日，李格非引唐国昌去拜会苏轼。
见得苏轼，唐国昌遂感激情兴奋。
苏轼先说“李文叔归来，且把老夫盼的长久。目前汴京之事更需人手，李文叔归来，可解老夫千愁。”
李格非笑道“苏翁莫急，且看我于历城给你带谁同来？”说完即领唐国昌拜会苏轼。
苏轼见唐国昌，一眼莫名，不知其为何人，遂满脸疑问。
唐国昌遂解释道“唐某曾是王公府上执笔，因曾有误入流民作乱经历，被朝廷关押欲除我性命，幸亏苏翁及王公等一众志气豪臣搭救，吾才得一性命，今知苏翁欲招纳天下之士，吾愿入汴京，听候苏翁差遣，但有所命，无有不从！”
苏轼突然想起来唐国昌的来历，兴奋的说道“哦!原来是故人，怪不得如此熟识。苏某交际天下，相逢而不识之人也多，今未能一眼认得，莫怪也。”
李格非笑道“真是时光匆匆，岁月撩痕，数十年各人已经不是从前的面容，慨叹之！”
唐国昌急忙谦说“苏翁乃天下大家，昌何敢怪之。只是昌为罪臣，不知这汴京城是否还容的下我。”说完此句唐国昌略带伤感且心虚。
李格非向苏轼进言道“国昌贤弟曾有功名在身，现在为历城衙门县蔚，官门之事不在话下，而且生的魁梧健硕，力更异于常人，这种人才可谓是无所不能，若要弃之实在可惜。”
苏轼说道“国昌之事，吾等都了解，国昌之为人，也是天地可鉴，必无忧也，今事已过去多年，多少人已经淡忘，多少人也莫名后悔陷之。现在乃是用人之计，不会拘泥于小节。”
唐国昌拜谢苏轼“既然如此，昌官不谓小，俸禄不谓少，只求为苏翁所用。”
苏轼道“唉！吾岂能让宋士干如此粗重之事。既然你曾为王公府上执笔，且从旧职，正巧苏迈被户部抽调征粮，府上无一人可用，吾乃任你为苏门执笔，书记官家银钱税务军策粮道之往来，且先领此职，待日后更谋高位。”苏轼又对李格非唐国昌两人说道“目前汴京城军事，八十万禁军都皆集结，军民来来往往，更有乘机来汴京售卖兵器甲革的商旅，可谓是人多事务繁杂，苏迈今此出征担运粮草，我府上人手不足，幸得唐国昌来之，李文叔入得衙门与少游尽快交办，务必使汴京城人流井然有序。”
李格非应声道“诺！”
苏轼又说道“最近急务繁忙，你且不要回东城王府居住，路途遥远，费此时光，你可与唐国昌于吾府上寻一间客舍暂居，方便商议交流歇息。”
李格非与唐国昌纷纷拜谢苏轼。
却说此下的汴京城，可谓是人满为患，出征大军皆集结于顺天门左右，而汴京城内更是出入很多军装甲士，游弋于各大教坊茶楼，有的人只是一辈子未来汴京的乡野农民，想一窥汴京繁华，若非此军事，他们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来汴京一次，有的则本身就是纨绔子弟，来汴京城各处挥洒金银，享受一下汴京人的乐趣，亦有众多曾读书却未有功名的士人，纯粹是想来汴京吟诗作对，做一回人间高雅之士，或能博高官眼目，荐而为官。大军所需物资，粮草等由江南道运来，经东水门入得汴京，要经过繁华的朱雀大街至顺天门，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刀剑矛戟由大名府运造，经陈桥门再通过朱雀大街才能至顺天门。行走之间，各种安保，人力，牲力都皆要一一登记造册，以供日后所计。而那一应的人儿，苏迈在督运粮草，苏辙每日清点从水路运来的棉纱布匹，秦观与黄庭坚则于枢密院接待来汴京各类大小官员，晁补之张耒每日在顺天门登记府兵，苏轼府上无人可用，正巧唐国昌今日补上。枢密院黄庭坚与秦观也需要人员接替，李格非之去，必解秦黄之困，至于其他人也有相应职责，只是不便赘述。就这样大宋远征西夏的准备在汴京城有序的进行，若要知道曾经的汴京城皆安逸，而今却如此周章的劳费军事。
这种忙碌的时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息，或许就在出征的那一天，朝廷要为出征的将士举行盛大的出征仪式。这一日百官威服，日出辰际，众大臣已经出现在宣德殿中，太后依然高高在上，精神矍铄，而皇帝赵煦却显得精神萎靡，或许还不适应如此时间的早朝，是的，因为要举行出征仪式，官家要出殿会见众将领，所以今日朝会显得格外的早。高太后在殿中危坐，众班文武分列两列。
高太后先说话，“诸位卿家，我大宋向来礼仪之邦，久未起兵，不知近日诸官觉得我朝军力如何？”
两浙路经略副使章淳进言，“官家，我于钱塘地带招募两千精兵，从余杭出发，经水路抵达汴京，现在驻扎于顺天门北大营，此两千精兵大多为年轻精壮之士，所穿铠甲为重金打造，所持利剑亦为天下无双的利器。此次西征必然勇猛往前，收复失地，无甚忧也。”
众人听了章淳的话，窃窃私语，有人甚至讥笑。
高太后道“钱塘繁华，那章经略使为何不多招募些勇健男儿？”
章淳委屈道“淳虽为两浙经略，但是并无实权，只是官中闲散人员，这两千精兵都是我自出饷银招募的。”
高太后道“既然如此，章经略使真是有心了，所出钱财，待日后朝廷必然馈之。”
章淳又似十分惋惜道“钱塘路远，千里迢迢，西夏兵锋不到，不伤及三吴之人，且黎民富庶，皆不愿参与兵事，臣虽有心，也无力，只两千而已，不过都是金甲之士。”
太后诺道“好，那江南路可有精兵？”
江南路将军韩青道“此番江南路出兵两万，拱卫大宋疆土。”
未及韩青再言语，京东路将军种师极即出班言道“京东东路及两淮之地共出兵五万。”
众人一阵唏嘘，慨叹，都惊觉种师极乃能人也。
种师极又言“非臣等为能人，乃是京东路军民皆仁义志气之士，听闻陕北道陷，皆同仇敌忾，跃跃欲试。郓军城，历城，青州府，广济府，密州府以全军参与，无一人愿意留地自保，微臣亦是叹服。”
苏轼对着种师极大赞道“不愧为老种将军之后，人气果然不同凡响。”苏轼又转向高太后道“种师极虽然年纪尚轻，其为人豪爽，府下将领更是仁义之人，此番西行，必以老种将军（老种将军是种师极的爹，这里借指种师极）为帅。”
吕惠卿夺过苏子话锋，急道“不可，虽然种家此番出力甚多，本应大位相赠，但是主帅已定，何可敢违前言。”说完吕惠卿即向苏轼使了眼色。原来此前所议乃是让赵氏皇族出人坐镇军中，岂奈赵氏皇族无人能帅之，故而引高公纪之少子高骠为帅，此前已经议定，苏轼居然给忘记了，想来也是这高骠之名声不巨，不令苏子记忆。
高骠随即出言抢道“骠年纪尚轻，恐不足以服众，请老种相公为帅，吾只为先锋营一甲士。”
高太后面露土色道“骠不为主帅，亦不能为前锋营甲士！”
吕惠卿不依不饶道的要拉高家（高骠）下水，毕竟行军打仗，官家都不出力，还有谁能出力，遂苦叫道“老种将军不可为帅，骠将军乃是代君出征，威武英气岂是凡人可比拟的。臣觉得以骠将军为帅，更能体现官家与夏人作战的决心。”吕惠卿句句灼言，直烫人心，这种话敢直接在朝上说的绝非等闲之人，不愧是曾经过宰之人，此番言语真是豁出性命了。
高太后略微迷着双眼道，“吕惠卿言之有理，只是骠儿年纪尚轻，作战经验不足，若为先锋，恐顷刻即死，此去当居帅帐。”
吕惠卿急忙拜服道“官家明鉴，臣等必常伴骠将军左右，此番大军前行，若是官家认为老臣得力，老臣亦可为先锋。”
高太后一时脸色难看，愤恨之，心知吕惠卿这厮宁愿豁出性命也要拉官家下水啊。
苏轼急忙出言劝慰“吕吉甫（吕惠卿，字吉甫）年事已高，上阵杀敌恐为不妥，大宋以仁孝治天下，岂能让一耄耄老者持枪弄棒，若让西夏兵看到吕将军，定会以为大宋无人，还是作一帅营参议比较妥当。至于骠将军，吾意觉得为帅不妥，毕竟三军之事，非同儿戏。”
种师极见此情形，自己显然也躲闪不开，遂说道“臣虽然早年执文，现已握刀，若是让我的兵器在帅府里躺盈，臣亦是不愿意，这帅位吾等并不稀罕。”
高太后道“大军出征在即，帅位却争执不下，你等各方推辞，难道让哀家去领帅位不成？”
众人莫敢言也，沉寂片刻后。
苏轼打破这一平静，说道“既然各人心中早有主意，还是以骠将军为主帅吧，种师极为副帅，吕惠卿等为参议。”此议定后高太后及高公纪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下地来，因为高骠为主帅，不仅可以仪奉三军，而且高家门楣有光，更重要的是安全，主帅之议就定如此。
接下来是大名府将军王逢贵报“大名府地处辽国与大宋边陲，虽然两国世代友好（宋向辽称臣，并纳岁币，因此得安），但是偶有摩擦，且不能率大军西去支援，只能帅五千甲兵驰往，不过官家放心，此五千甲兵皆是骁勇之辈，久在沙场，可以一抵百。”
高太后微微笑之，心中十分中意王逢贵之言语。
又有开封府将军报之，再有陕南道将军报之等等，各种言语军报自不在话下。
众人稍微停息片刻后，又有人出言，“吾愿随骠将军出征，为大宋建功立业，斩贼兵于关西（大散关）。”此人正是朝中寂籍无名的晏秋，晏秋不愿做只靠父荫的京城纨绔子弟，且看他将要若何？
这时站在晏秋前面的高骠回头一望，心中暗喜，此人正是前番在客栈引他入军之人，让他独立于高家那帮纨绔子弟之外，高骠内心还是十分感激的，遂与晏秋相视一笑。
又有一人出言“吾亦愿随将军出征，乃复父辈之荣光，”这人却是另一位名门之后狄少云（狄青之后），现如今名门之后皆无门路可寻，或可因前人之才德已盖天下，后人欲复则难，就像王拱辰（前辈）和王苑之（后辈）这对落差极大的父子。
后面又有一人，“臣亦愿随大军西征，可为将军效犬马之劳，”众人回头望之，却众人皆不识，唯有蔡卞识得。原来此人乃是新科进士宗泽，而此年的主考官正是翰林院主事蔡卞，亦为赵煦的老师。
蔡卞出列向众人介绍这位寂寂无名的宗泽，众人皆叹之，本是一书生，却在此时，弃笔从戎，让人赞之，众人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
众人议定晏秋，狄少云为帅府参议，宗泽则领左军统制。
高太后见一切军事皆已议定，遂又问道苏轼“苏子，此番军中人员也已议定，但军中物资可否专营妥当，我曾记得粮草由苏迈督办，棉纱被服等由苏辙清点，目前可有办妥。”
苏轼携同苏迈苏辙上前，苏辙苏迈对着高太后拱手作揖状，苏轼则回应高太后道“数十万人的物资非同小可，大部分都已准备妥当，只有少部分还在来汴京的路上，不过臣和子苏迈，弟苏辙皆已一一登记在册。册章之巨，可谓数卷不能完矣！”
说完即命人将册章送上殿来，这送册章之人正是目前苏府执笔唐国昌，众人皆惊叹这册章之巨，却也有人认得这唐国昌。
苏轼说道“此番大军前行，所需粮草，棉纱，布匹等一应在此，真是耗费所巨……”正当苏轼欲介绍册章之际，群臣中突然有人说道，“出兵之事，自然深重，苏子为国忧虑让人感慨，只是吾观这位执笔官似乎是熟人呀！”这说话的人是谁？正是当今太后之兄高公绘，别看他年事已高，却十分的眼明手快。
苏轼见有人询问唐国昌随即转过话锋“这位是我府上执笔郎官唐国昌也，其乃是熙宁四年进士，功名在身，可谓是才学兼备之人。”
未及苏轼说更多话语，高公绘即抢说，“吾恐怕他不仅是熙宁四年进士，更是熙宁二年的流民。”
众人听说朝中有流民皆慌张不已，大都退缩。
高公绘又对高太后说道“熙宁流民之祸，伤及汴京城人性命，尤其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大娘娘啊，吾之二子，也是您的侄子，皆殒命于流民之手，莫要忘记此等祸事呀。流民皆世之狂徒，见到官宦人家，皆咬牙恨之，欲抢劫财货不成，就伤及性命。现今此人流窜于京城，不可不防啊！”
唐国昌急忙解释“官家请莫要误解，熙宁二年，我刚刚十几岁，当时亦是随流民裹挟才来的汴京。吾知众多流民皆为朝廷新法执行所碍，致使食无所物，身无所居，所以才入汴京找官家讨要一说法，但是汴京高门子弟，纠集部分官众及衙门兵士，肆意抓捕拷问甚至残害流民，视人命如草芥，遂引起流民生变。”
高太后因为此事涉及到自己的两个侄子，遂十分袒护高公绘“此事今日必先弄清楚，否则无从给朝廷律令以交代。”
众人纷纷阻道“今日乃出征之急务，此事当日后再议，莫要耽误大军西行，只需着开封府提刑司将唐国昌先行关押，待日后查明再作定夺。”
李格非当然不能同意关押，今日若将唐国昌关押，日后必遭高氏等当权者报复，恐怕等不到下一次提审之日就会命丧歹人之手，李格非遂极力呼吁众人今日必须解决此事，以免夜长梦多，遂高呼道“官家！官家！”李格非故意拖长了尾音“此事早已查明，流民并非十恶不赦之徒，而是新法执行过程中，地方不得令官员故意倾轧伤害的我朝黎民，他们入京并非为了作乱，而是为了上告朝廷将地方不法官员绳之以法。但因为朝廷各方处置不当，才引发民乱的。”
苏轼补充道“后唐国昌为王府执笔郎官（就是秘书的意思），协助王公变法，此事王公及诸位同僚已有辩解，各事已平，何故今日又拿来说事，况且唐国昌于数十年前也因此下狱去职，革去功名，难道还不足以作为‘惩治’吗？”苏轼停顿一下，又说道“今日诸官还要拿此事做文章，岂非让天下士人寒心，唐国昌本人并无过错，只是受人裹挟而已，更何况高家子弟殒命实在咎由自取，何故错怪别人哉！”苏轼说此语时，略带气性。
高公绘当然不能让，其气氛的急道“数十年前唐国昌下狱，若非汝等劝慰神宗皇帝，唐国昌必被绳之以法，今日汝等又阻。这歹人入京，必生祸端，莫非是敌国派来的奸细。”
苏轼急辩道“我看高大人是过滤了，狂想也，汝也说数十年已经处置过此事，何意于今日还揪着不放？既然先皇帝释其罪过，更何况其并无罪过，只是不幸受人裹挟，吾等即应该以平常之人待之，还其功名，给其为国效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