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郭实腊，本名玛丽·万斯塔尔（mary wanstall），今年三十四岁，是卡尔·费迪南德·奥古斯特·郭实腊的第三任妻子。
她出身于带嘤肯特郡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代理人，与带嘤海军部交往密切。
1849年，玛丽与郭实腊结婚，随后定居香港。
她接手了丈夫创办的教会教育网络，展现出非凡的管理才能。
她担任伦敦传教会东亚妇女教育促进会秘书，负责协调华夏、东南亚的教会学校，直接向带嘤总部汇报。
同时，她还是带嘤皇家亚洲学会名誉会员，曾因推动中西教育交流获而获得教会嘉奖。
1853年6月，郭实腊从华夏腹地带回一群孩子，并把和萧云骧交易的事告诉了玛丽。
之后，夫妇俩带着孩子们，历经数月颠簸回到伦敦。
他们以“带嘤帝国远东航海技术培训计划”为名，宣称要培养华夏沿海灯塔维护员及海图测绘员。
还请伦敦教会做担保，顺利把孩子送进普利茅斯机械学院，和朴次茅斯海军学校预科班。
当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带嘤海军技术人员短缺，院校扩招外籍学员，孩子们入学，倒没遇到太大阻碍。
然而，郭实腊身体一直没调养好，孩子们开学不久，便一病不起。
玛丽日夜守在丈夫身旁悉心照料，但郭实腊还是在病榻上缠绵数月，于1854年6月离世。
玛丽悲痛万分，料理完丈夫后事后，留在伦敦教会工作，顺便照顾那群华夏孩子。
时光飞逝，到了今年6月，郭实腊从西王府带来的费用，支付完孩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后，便所剩无几。
这群孩子来伦敦留学，本是郭实腊个人与西王府交易的结果。
教会能帮忙让孩子们入学，已仁至义尽，再让教会出钱就为难了。
玛丽只能动用郭实腊留下的遗产继续支付费用。但孩子多，花费高，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
玛丽正犹豫，是否去趟远东，要求西王府兑现承诺。
这一天，在伦敦教会总部——那座位于圣保罗大教堂南侧、卢德门山（Ludgate hill）4号的三层乔治亚风格红砖楼里。
正在上班的玛丽收到门卫汇报，说外面有从远东华夏来的客人。
困境中的玛丽心中一喜，赶忙出门查看。
只见大门外，两个戴礼帽的男子静静等候。
前面的年轻人看到她出来，立刻走上前，脱帽弯腰行礼，用流利英语问道：
“女士，您是卡尔·费迪南德·奥古斯特·郭实腊的妻子玛丽·郭实腊吗？”
玛丽看着高大英俊、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好奇地回道：“我就是，你是哪位？”
年轻人笑着招呼后面的人：“顾，我们找到正主了。”
接着向玛丽介绍自己：“郭实腊夫人，我叫克里斯蒂安·彼得森·拉斯穆森，是华夏西王府特派武官，职衔中校。”
“我们此次前来，是为了履行与郭实腊牧师生前的约定。”
这时，后面的年轻人也走上前。
玛丽看清，这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华夏人，中等身材，举止从容。
他脱帽向玛丽鞠躬，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西王府特派使者顾闻舟，见过夫人。”
玛丽起初见克里斯时，还有些怀疑，但看到顾闻舟的模样和口音，已确定真是西王府派人来了。
即便她从事教会工作多年，此时也颇为激动，连声说道：“太好了，我正犹豫是否要去远东找你们，你们就来了。”
克里斯解释：“我们到伦敦几天了，经过打听，才知道郭实腊先生已去世。”
说罢，他再次脱帽深鞠躬，表情庄重，右手轻按胸前十字架挂链。
“夫人，请允许我以主的名义向您致哀。”
“郭实腊牧师的离世，是我们在世者的损失，却是天国的荣光。‘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约翰福音14:2），他与主同在了。”
“郭实腊牧师毕生践行基督之爱，他在华夏播撒教育的种子，为那些孩子点燃明灯。”
“西王府的孩子们如今在学院勤学不辍，这灯台必不熄灭，正是对他最大的纪念。”
“我们此行不仅为履行合约，更为继承郭牧师的遗志。夫人若有所需，我以基督的名义起誓，必竭力相助——正如他当年为这些孩子奔波一般。”
郭实腊夫人见克里斯这般充满宗教仪式感的动作和言语，想起去世的丈夫，眼中泛起泪花。
她右手在胸前缓慢划十字，低声念“阿们”，感激地说：“谢谢远东的朋友，你们一直记着他，即使他在主身边，看到这一幕也会欣慰。”
克里斯又问：“夫人，西王府与郭实腊先生签订的合同，您还留着吗？明天我们想去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看望孩子，方便吗？”
玛丽思索片刻：“合同就在家里。你们可以先去德文郡的普利茅斯，先坐火车，再搭邮政马车，这样安全些。”
“火车每日7:00、12:00两班，从伦敦帕丁顿站上车，到埃克塞特圣戴维兹站下，行程约四个小时。尽量选早班，下火车后还有段路，太晚不安全。”
“我也该去看看孩子们了，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
克里斯回应：“谢谢夫人，明天早上，帕丁顿火车站见。”
“明天见。”
玛丽说罢，转身返回红砖楼，估计是去和同事交待事情。
克里斯拉着顾闻舟往大街走去。
顾闻舟笑道：“克里斯，这地方你很熟啊。”
克里斯夸张地摊开双手，抽抽鼻子：“当然熟悉，我在这鬼地方上了四年学，现在闻到这该死的带烟煤味的空气，都觉得亲切。”
顾闻舟继续笑问：“克里斯，我从没发现你这么虔诚，你对郭实腊的评价也太高了。”
克里斯嘻嘻一笑：“顾，华夏有句谚语，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对她好一些，对我们的孩子没坏处。你啊，还得学着点。”
与此同时，在伦敦城霍区迪恩街28号，顶层的一间简陋出租屋内，三十七岁的卡尔收到一封邮差送来的信。
他是从德议志过来的流亡学者、政治评论家，靠为米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欧洲时政文章，以及好友弗里特里希的资助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颇为艰难。
而且他已成家，有两女一儿，今年四月，儿子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
卡尔将信打开，发现里面是以他名义，在伦敦巴林银行（barings bank）办好的一份基金及相关凭证。
有了这些凭证，他每年可在巴林银行领取五百英镑，为期四十年。
有了这笔钱，只要不过度挥霍，全家能在伦敦过上普通中产生活，他再不用为生计发愁。
然而，当他看到信最后的落款，只有一行字：“一个远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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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乌鸦想了好久，最后一段，只能这么写了，懂得都懂，不懂的乌鸦也没办法了。保住狗命要紧，大佬们请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