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间，苏轼又给二堂哥苏不疑去了信。
信上除了介绍自己的情况外，还给二哥说了大堂哥苏不欺已被朝廷任命为蓬州宜陇（今四川南充市仪陇县）县令。
关于这个仪陇县，首先他是共和国三军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故乡。
在历史上，仪陇县这个县名那真是命运多舛。
它原本名为仪隆县，因为避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所以改成仪陇县。谁知公元一九零九年，辛亥革命前夕，因避末代皇帝溥仪之名讳，又改仪陇县为“宜陇”。
到了一九一二年，再被中华民国复名为仪陇县。
苏轼还在信中说，十六郎的遗眷，还有两个孩子苏彭、苏寿也都接到自己的身边了。弟弟苏辙也将于明年过了腊祭就去赴任。
那么，什么是“腊祭”呢？
“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祭祀仪式，“腊祭”早在先秦以前便已存在。
那时的人们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去野外猎取各种野兽，用于祭祀祖先与五位家神：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家人平安、吉祥，称之为“腊祭”。
由于“腊祭”常在十二月举行，故秦汉以后这个月被称为腊月。
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正是苏轼还未与家乡断绝联系的仕途早期，到了后期，故乡在苏轼心中已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了。
处理好家事，苏轼听说吕希彦（字行甫）要到河阳去出任二把手，于是写诗送行。
河阳（今河南孟县）中的“河”，古代专指黄河。
“阳”，指水的北面或山的南面，河阳正在黄河北岸，太行、王屋两座山的南面，故得此名。
我起初感到有点好奇，为什么苏轼结识的朋友都是官二代？
比如这位吕希彦，还是一位官三代。爷爷是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叔叔吕公着和爷爷一样也是北宋名相，家族数代中封公封侯的不计其数。
后来，又查了资料后始知：
太尉吕夷简的父亲为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后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祖父吕龟祥，官至寿州知州。后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兼尚书令、祁国公。曾祖父（吕希彦爷爷的爷爷的父亲）吕梦奇，后唐时兵部侍郎、北京副留守，后赠太师、齐国公。
这么算下来，苏轼的这位朋友吕希彦可以算得上是“官六代”了！
俗话说，朝中无人难做官。
古时候的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现象更为明显，升官加爵全凭皇上的喜好就能搞定，这还不算上世袭和荫进的子弟。所以说，在官场中混的人，大都有点背景的。
因此，我们不用逐一去扒苏轼朋友的家族史，真正贫苦农民出身的官员那是少之又少。
不过这位吕希彦虽为相门之后，但一点俗举都没有。
待人行侠仗义也就算了，平时还和苏轼一样爱好一些雅事（不雅估计与苏轼也做不成朋友，物以类聚嘛）。
此人阳寿虽短，但生平酷爱藏墨，被当世的士大夫戏之为“墨颠”。
在苏轼眼里，吕希彦是一位贵公子，在没有被授官之前就深受王安石的信任。因此，以前对于这样的公子哥还是有点瞧不上眼的。
不过，后来从苏轼所写的题跋中，我们还知道了苏轼曾得到过吕公子所送的藏墨，既然接受了吕公子的赠墨，想必苏轼从心底已经接受了此人。
苏轼还在一幅画作后面的题跋中，记述过关于吕希彦的一个笑话：
吕公子曾说过，茶叶泡的茶水都是怕他变黑，而墨水却是怕他发白。然而，墨块研开后隔夜颜色就变得灰暗，茶叶泡好后已隔夜就会香味减少。所以说，茶叶是以新鲜为贵，而墨却是以古旧为好。茶水是用嘴品尝的，墨是用眼来观赏的。
大书法家蔡君谟（蔡襄）爱茶，但由于年老体衰（年长苏轼二十六岁）不能大量饮茶，就时常烹茶赏玩。
说起蔡襄，我们大多数人会把他与大奸臣蔡京混淆在一起，其实二人还是有一定渊源的。
北宋“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黄、米”分别指苏轼、黄庭坚、米芾，这毫无悬念，至于“蔡”，也有一些人认为原指蔡京，后世以其“人品奸恶”，遂改为蔡襄。
蔡京为“六贼”之首，而蔡襄以直言敢谏知名，是一个鲠直之臣。
蔡襄本是蔡京的族兄，字君谟，号莆阳居士，谥忠惠，福建仙游人。
他不仅是书法家、植物学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和改革思想的政治家。
《宋史》载：“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苏东坡、欧阳修等人一直对蔡襄的书法推崇备至。他的行书最佳，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其自成一家的“飞草书”体更是名高一时。
蔡京亦工书法，初与弟弟蔡卞学蔡襄书法，中进士后官授钱塘县尉，因神宗喜爱徐浩书法，当时士大夫纷纷学之，蔡京也与在钱塘任职的苏轼一同学习徐浩书法，后转习沈传师、欧阳询，又改学“二王”，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
古今中外，论蔡襄者必先提到他所建造的万安桥（洛阳桥），它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古万安渡，就在福建泉州与惠安县交界处，洛阳江与泉州湾在此汇流，南北两岸相隔五里。
同时，蔡襄又是我国第一个品茶专家（陈椽《茶业通史》）。他不仅精于评茶，也善于制茶，宋代贡品中的上品小龙团（龙凤团茶），据说就是他所创制的。
蔡襄着有《茶录》一书，分《茶论》和《器论》两篇，兼论烹茶之法，成了对陆羽《茶经》和丁渭《茶图》不可或缺的完美补充。
蔡襄还是着名的植物学家。他的《荔枝谱》、《茶录》是当时权威性的植物学和有关茶的专着，是他留给后人有价值的学术遗产。
而我们的吕希彦同志虽然酷爱藏墨但不善书法，就常常把精心研好的墨汁少喝一小口。蔡君谟是嘴上不行，代之以眼，而吕希彦却是眼力不行，代之以嘴。
这也许就是苏轼的朋友吕希彦被称为“墨颠”的最详尽的解读了！
苏轼的朋友吕希彦从京师去孟州当二把手前脚刚走，就又有一位进京当二把手的老朋友胡允文前来。
胡允文（字执中），前文中我们多次提及过，他是跟随过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下面的一个县令朋友。此次前来京师，是要到中书省担任掾属（二把手）的。
掾（音院）属，汉代自三公至郡县，都有掾属。人员由主官自选，不由朝廷任命。 隋统一以后，才改由吏部任免。
也就是说，“掾属”这一职务，在隋朝之前还是不在编人员，地位的尴尬程度可想而知。
杨济甫这个人，我们在前文也曾提及过。老杨是苏轼离开家乡前，嘱其为苏家看护祖坟的一位同乡好友，更是苏轼一生中较为重要的布衣之交。
此时，苏轼收到老杨自家乡寄来的两三封书信。从信中，苏轼知道了家乡的一些近况，同时也知道老杨的身体健康，全家平安，家乡的消息使得苏轼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些慰藉。
这时，苏辙被调到了贡院（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上班，苏轼当推官也是权宜之计，等一个月后正式的官员来赴任后，苏轼仍要回到翰林院报到。
如今，苏轼租住（看来，宋代都时兴租房住了）在宜秋门附近一个高柳古槐林立的偏僻居所。长期的客居京师，苏轼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时常囊中羞涩。
在给老乡杨济甫的回信中，苏轼对老杨吐槽说，我在京师如今极其无聊，能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只是你收到我的这封回信，可能要到两个月以后了，因为目前邮寄到乡间的书信，一般都得在路上走五六十天之久。
所以，你收到信时不要怪罪我，不是我有所怠慢。我目前生活困顿、精神疲惫，惟有天天盼着朝廷开恩，将我从京城外放到地方上去出任个一官半职。（历史总是很相似，这也类似于今天的管理人员从集团公司到下属企业任实职。）
困顿无聊的日子里，苏轼又结交了几位新朋友 ，有后来曾提点梓州路刑狱和出任过越州知州的穆珣（字东美）。
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也就是说此人后来在苏轼的家乡蜀地做过官。所以，苏轼在日后的一首诗中夸赞他是“旧政犹传蜀父老，先声已振越溪山”（《送穆越州》），还夸他是“四朝耆旧”。
除了老穆，苏轼还与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成了同事。
阆州新井（今四川省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人小蒲，如今任馆阁校勘、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这一官职名字够长、够唬人的，但其实和苏轼一样，都是干一些与文字打交道的枯燥工作。
同样是在宫廷任集贤校理、编修观文殿御览、同知礼院的河北大名人李清臣（字邦直），也与苏轼时常交往。
有一天，这位小李就像现在的失意之人一样，竟对苏轼自嘲到：
三国时的周公瑾二十四岁就已是经略中原了，而老夫我今年已经都四十了，还只知道吃好喝好睡好，无所事事饱食终日。我就纳了闷了，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呀？（有点搞笑小品演员范伟的口气）。
闲暇时，苏轼还常与另一位同事——河北赵县人宋敏求（字次道）在一起论诗。
宋敏求（时为馆阁校勘官，加集贤校理，任编修官，后来成为了文学家、史地学家、藏书家，在学问上也是一位“有两把刷子”的人。
只是在苏轼的学问面前，这位敏求老哥（大苏轼十八岁）也只能是相形见绌。
比如，苏轼就能感知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是陶渊明在采菊之时，抬头间偶然看见了南山，这种不经意间的举动，达到了境界与情意交融的效果，所以就很奇妙。一旦像有些书中私自改为“望南山”了，就失去了这么好的意境。
有一次，当苏轼又在夸赞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的诗句之美时，敏求老哥接茬道，白鸥不会潜水，怎么能够出没于浩荡的烟波之间，所以说杜甫当初的诗句应为“白鸥波浩荡”（老宋所谓意思是，白鸥只能是浮在水面上随波荡漾）！
苏轼笑道，——我的哥呀！若是这样一改，整篇诗的神气就荡然无存了。（具体的意境，今天的小帅与小美们可亲自到海边去看一下白鸥的身影再作评论。）
在京师上班的枯燥的日子里，所幸有着这样的一帮文友和同事们的陪伴，偶尔还能谈诗论画，聊以打发一下枯燥无聊的时光。
这几天，表哥文与可想让苏轼给自己的居室“墨君堂”作一篇记文，苏轼对于这位大表哥常常是称颂不已，说他的为人“端静而文，明哲而忠”，最主要的是与可老兄独独对竹情有独钟，把竹称为“竹君”。
苏轼虽然是应人之请，在下班后（也许是在上班时间段）郑重其事地铺纸研墨，给表哥的居室写就了一篇《墨君堂记》。
当然，苏轼的生活中也有一些诤友：
比如，苏轼在工作中经常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宰相毕士安的曾孙、时任任集贤校理的郑州管城人毕仲游（字公叔）就对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还曾给苏轼写下了许多规劝的诤言。
小毕（小苏轼十岁）在给苏轼的书札上说，内什么，我们并非谏官，自古以来谈论君主是非的言论，就像孙膑用兵，扁鹊医疾一样，别说有，就是没有这回事，都会被人怀疑有这回事。
所以说，苏哥您没事不要老去谈论朝廷的是与非（主要是王安石等人的行径），如果非要以身试法，那么就好像是抱着一块大石头去救落水者一样危险。
从以上情形可以看出，苏轼这一时期的心情是苦闷的。
苏轼本人从一位被欧阳修等重臣视为“后生可畏”的青年才俊，到如今却沦落成了一名在衙门里打杂的小官员。
官场的清规戒律，处处的人心险恶与明枪暗箭，使得心直口快的苏轼有话不敢直说，有苦不得尽诉，浑身的劲没地方使，英雄竟无无用武之地！
好在有着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才使苏轼能够将工作中的失误降低到最小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