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1062）初秋，苏轼游览了杭州灵隐寺后山的高峰塔。
站在高峰塔下远远望去，只见云海茫茫，飞鸟下翔，耳边的钟磬之声忽远忽近，在破败的高峰塔下仅见到一位耳聋的老道人，如今已是贫病交加，口粮不继。
反观自己，苏轼心里明明知道自己也许此生不会再来这里了，但真正要离开此地，此刻心里却更加地彷徨。只好让随从给老道留下一匹布，因为据说今年的初冬时节天将早霜。
杭州的营妓已经动身前往苏州去迎讶新来的知州大人，而苏轼作为临时的负责人，也顺手赋了一首《菩萨蛮》寄给了苏州知州，还赋了一首《诉衷情》送别陈襄，同时迎接新知州杨绘。
八月十三，陈襄要离开杭州去往南都（宋时南京的别称）了，苏轼与杭州府签判孙奕（字景山）等僚属与陈襄作别于佛日净慈寺，苏轼知道，这次陈述古是真的要走了。
送别陈襄之时，苏轼又用心赋了几首词作，这还不算，又一直将这位志同道合的老上司送到杭州城北的临平县，再赋一首《南乡子》作为留念才算了事。
八月十七，与陈述古两易其任的杨绘杨大人顺利到任。
此际，正值杭州城丹桂飘香的时节，苏轼收到了上天竺寺僧人特意送来的桂花，他不忍独享，郑重地分赠给他的新上司兼老朋友杨元素。
那时候，天竺的桂花还是一种稀罕物，只不过今天的杭州已经是遍植桂树，桂花已正式成了杭州的“市花”，每逢金秋时节，金桂、银桂、丹桂相继盛放，满城桂花飘香，今天的杭州老百姓在每一个桂花季，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到金秋桂香带来的清新与欣喜。
在苏轼倅杭的职业生涯中，离任前还有最后一件公事要办，那就是深入到属地去组织灭蝗。
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上曾经蝗灾迭起，《诗经》中就已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蝗虫极喜温暖干燥，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蝗灾发生后，大量的蝗虫吞食庄稼，使得农作物完全遭到破坏，人们常会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饥荒。
苏轼灭蝗的第一站是临安县，在临安重过海会寺时，苏轼作了清心堂诗，并观看了蔡君谟所书《海会寺记》手迹。
此时，蔡君谟已经辞世六年了，而海会寺的明禅师也已经七十四岁高龄了，好在明禅师如今耳不聋眼不花的，把寺院整修的更加壮观了。
苏轼扑蝗至於潜县南二十五里的浮云岭时，在山行疲倦之际，突然怀念起自己在齐州任职的弟弟苏辙，就在这浮云岭上写了两首诗。
也许是由于亲情的关系，苏轼在诗中除了给弟弟简单介绍一下此刻对蝗灾的忧心外，还毫无掩饰地写下“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这样的诗句。
后来《乌台诗案》爆发，当反对者提到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也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
总的说来，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本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已经给农民们带来了不利。
当时，杭州境内，蝗虫上盖日月，下掩草木，虫声与钱塘江潮声此起彼伏，农民们用草蔓裹捆的蝗虫尸体埋于路边，一堆一堆相连的，竟堆了二百余里。捕杀的蝗虫数量，据官方统计是“近三万斛”。
然而，那些无良小吏却向朝廷报告蝗虫并没有构成灾害，甚至说蝗虫还能为民除草！
苏轼因捕蝗至於潜，看到蝗灾已经够让人忧心了，可朝中官员却为了推行所谓的新法，不惜编造谎言以蒙蔽圣上，面对这种情景，只好作此二诗寄给弟弟苏辙，以纾解自己心中的抑郁与沉重之情。
八月二十五，苏轼一行到了新城县（今富阳新登镇）西七十里南新乡的青牛岭，青牛岭原名宝福山，山上有青牛岭和多福寺，此地人迹罕至，白云常覆其顶。
在青牛岭的高绝处，多福寺这座不知名的破败小寺孤零零地隐于山间，好像在静候着苏轼的到来，苏轼到此便给此寺的壁上题了诗，诗尾用洒脱的口气作结，“明朝且复城中去，白云却在题诗处。”（《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到》）
后世的纪晓岚读到此诗赞叹不已，说苏轼的这首诗句句脱洒，虽在咫尺却有万里之势，尤其是结尾的两句结得极为飘渺，中间似有寓托，不同于那些“窃窃冥冥”之语。说白了，纪晓岚先生就是觉得这样的结尾不虚伪、不做作，足够真诚直白之意。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首“不事做作”的小诗，青牛岭上的这座小寺才得以为今天的我们所知晓。
及次日，苏轼已到了新城县，新城县令晁端友在自己地盘上的陈氏园里接待了苏轼一行。
其时，晁县令之子晁补之也在场，正是这一次相聚，使得小晁得以在钱塘地界上因谒见了苏轼为世人所知。
当时苏轼看了小晁呈上来的文字后，甚为喜欢，看到小晁尚且年幼，就用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吻为小晁作下了一首五律。“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这种不恃才放旷的语气，可见在陈氏园中苏轼与晁氏父子的无间亲密、无限欢乐之状，作为时常引经据典的饱学之士，苏轼这首被称为“王孟清音”之作，亦是一种清丽的手法。
“我才不及古，叹息襟泪满”，当然了，作为回应，小晁也是挑灯夜战，诚惶诚恐地唱和了两首。
在新城县与晁氏父子相晤之后，苏轼一行一路西北来到了於潜县（今浙江临安市於潜镇），在县令与县尉方君武的陪同下，游览了於潜县西十八里波亭乡境内西菩山的西菩寺明智院，拜访了杭州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祖韶的两个弟子之一的元净禅师（辩才），夜宿西菩山。
因在苏轼西菩寺的诗中有“路转山腰足未移”句，寺前半里许的亭子，还被后人命名为“转山亭”。
当时的於潜知县是毛国华，此人字君实，衢州（今属浙江）江山石门镇人。本来毛县令实属寂寂无名之士，但源于在於潜令上得遇苏轼，其声名借苏诗却重于一时。
毛国华本是皇佑元年进士，与苏轼表兄文同同榜登科,历官州县吏，累迁婺州观察推官。
父亲名士廉，北宋初任大理评事，因此毛国华也属于一名“官二代”，其父之高祖即是清漾毛氏八尚书之一的毛延邺，在吴越国官至司徒（礼部尚书），所以子孙亦多在吴越国为官。
清漾毛氏祖居，位于今浙江省江山市石门镇清漾村江南毛氏的发祥地，中华毛姓从周朝开始，“毛遂自荐”的主人公就是毛氏第二十二世后裔，现在河南原阳、山东腾州都有毛氏后人。居住长江以北者，称为“北毛”。 后因战乱南渡，迁居江南者，称为“南毛”。
“南毛”中的“清漾毛氏”传到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近代国学大师毛子水、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都是清漾毛氏后裔，另有国民党高级将领毛人凤、毛森的家乡也在这里。
还有清漾毛氏第二十七世孙毛恺，字达和，号介川，先后四十余年历官廿四任，其一生廉洁自律，刚正不阿，人称“毛尚书”。
据说当年他家人为造一座府堂，因地界问题与邻里发生纠纷，便写信给在京做刑部尚书的毛恺，毛恺回信说：“千里修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此后四百多年来，人们还在被毛尚书的高尚情操所感动着。
为什么苏轼专门提到自己恩公梅圣俞的诗集中有毛国华呢？
原来，大约在天圣年间，梅圣俞任桐城主簿时期，当时毛国华宣城令秩满入京述职俟考，被转授福清知县，期间有诗赠梅，故梅圣俞以诗回赠。
毛国华为令於潜时，其实已近年迈。苏轼曾称毛国华为“诗翁、老官”，可知毛国华年长于苏轼多矣。宋人致仕大致在七十岁，考虑到老毛於潜任后还有过婺州观察推官任期，故推测在熙宁七年任职於潜令时，毛老先生大约已六十多岁了。
苏轼在杭州期间，多次赴临安“视察工作”，期间就有於潜县令刁璹、继任毛国华等人的陪同，在一起交往甚频，友情颇深，期间赠诗多首，其中《戏於潜令毛长官二首》、《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等诗当时就在士林中广泛流传，致使毛县令本人声名远播。但毛国华的仕途生涯却异常艰难，除了当时新旧党争频发政治环境恶劣的影响外，估计还有很大一方面亦与老毛的性格有关，不善钻营，性情耿介，勿求于人，故交游不广，所交者亦皆性情中人。
所幸在於潜令上与苏轼、刁璹、晁补之、参廖、辩才等有诗文之交，毛国华能知名于当时和后世，很大程度上与这梅圣俞、苏轼二人有关。梅圣俞可谓是毛国华的早年知己，而苏轼则为毛国华的晚年知交和扬其名者。
“归来羞涩对妻子，自比鲇鱼缘竹竿。”（《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今于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这是苏轼在於潜县时戏毛县令所做的诗，其中的“鲇鱼缘竹竿”，鲇鱼，鱼纲鲇科，身体表面多黏液，让湿滑的它来攀爬竹竿，自是十分艰难。
这里本来是说毛县令性情耿介、仕途惟艰，但出处却来自毛县令的知己梅圣俞的家信中。
殊不知，老梅这位一生以诗知名的宋诗“开山祖师”，仕宦三十多年，“终不得一馆职”。
因此说，“鲇鱼缘竹竿”既是毛县令仕途生涯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梅圣俞老先生为官一生的光辉历程，也难怪，性情相投的“物以类聚”才使得二人能够有了这样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