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
唐武宗李炎执政的会昌年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宦官势力、强化相权的重要政策。当时，宦官的权力已经膨胀到威胁朝廷正常运作的程度，特别是在“甘露之变”之后，宦官几乎掌握了国家的主要权力，而宰相的角色则被边缘化为仅仅是执行命令的工具人。为了扭转这一不利的局面，武宗任命了贤能的宰相李德裕，并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改革措施来改变现状：
一、削弱宦官势力
首先，针对宦官首领仇士良的专横跋扈，唐武宗运用智慧的政治策略，表面上晋升仇士良为观军容使，实际上却逐步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最终，武宗迫使仇士良自动提出退隐，并在他去世之后以贪污受贿等罪名没收了其全部家产，从而对宦官集团形成了有效的打击。
二、加强宰相的权利
其次，在武宗与李德裕的共同努力下，恢复了宰相在政治决策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务应归中书省管理，确保宰相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进行治国理政。为了避免历史上由于宰相长期独揽大权而导致的问题——例如李林甫长时间把持朝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德裕还建议定期更换宰相，限制任期长度，以此维护了政治环境的清廉和公正。同时重新赋予了中书舍人参与日常政务的权利，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运作效率，也提升了决策的质量。从而更加有效地控制了宦官势力的增长，强化了宰相及中央官员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作用，对于维持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清理入仕门径
在唐末时期，翰林学士刘允章与范祖禹曾上言，陈述官僚体系腐败和入仕途径过于宽松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对国家的危害程度几乎可以与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相提并论。针对这些弊病，在会昌年间（840-846年），武宗宰相李德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严格控制官员选拔程序，并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为了提升铨选的质量，他们强化了进士科的考试制度，确保只有真正有学识的人才可以通过考试。具体来说采取了以下措施：
1.限制录取人数：规定每年通过进士科考试的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此提高人才选拔的竞争性。
2.引入覆试制度：在原有考试的基础上增加了覆试环节，以进一步筛选出最优秀的候选人。例如，在会昌四年（844年）和五年（845年）的覆试中，许多初选合格的考生未能通过更为严格的覆试，这体现了朝廷对于选拔标准的严格把控以及对浮华风气的抑制。
其次，对于新科进士的职位分配也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根据会昌二年（842年）的一道敕令，所有新科进士必须先从基层职务做起，如州府参军或紧县尉等，并且需要经过两次考核后，才能被正式任命为更高层级的官员。这一政策旨在让年轻官员积累实际工作经验，避免因缺乏实践经验而导致的工作失误。
此外，朝廷还规范了地方道府推荐官员的行为，限制了各道奏请官员的数量，从而防止“幸门”的开启——即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官职的现象。此举不仅有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减少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性，进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控制力。
最后，针对门荫特权的滥用问题，朝廷发布了新的敕令，要求严格执行用荫的标准，打击假冒特权的行为，确保只有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够享受门荫带来的利益。这不仅提高了官僚队伍的专业性和廉洁度，同时也促进了吏治的清廉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四、严刑峻法
唐武宗继位后，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整顿吏治，特别是以严刑峻法为核心，对贪腐行为进行严厉惩处。这些改革措施显着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为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和廉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精简政府机构
会昌四年（844年），武宗采纳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议，裁汰了两千多名冗官，精简了政府机构。这一举措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还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政府运作更加灵活高效。
2. 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武宗在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发布的即位赦文中，明确表示除了犯有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及官员贪赃枉法等罪行的人不予赦免外，其余所有罪犯不论罪行轻重均予以释放。现了他对严重犯罪尤其是腐败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3. 加强廉政建设
为了进一步强化廉政建设，唐武宗在会昌元年（841年）正月下诏强调，对于任何官吏的贪污行为，无论职位高低，都应受到同等严厉的惩罚。特别指出，当贪污金额达到丝绢三十匹或金钱满千钱时，将会被判处决。此规定显示了朝廷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空前加大。
4. 持续不断的肃贪行动
此后几年里，尽管有过几次大赦，但“官典犯赃”始终被列入不可赦免的重罪之中。例如，在会昌二年四月的大赦令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点；而在会昌五年（845年）正月的大赦中，武宗自豪地宣称，通过清除恶人、提拔贤才，以及坚决惩治贪污行为，廉政建设已经取得了显着成效。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武宗时期对官吏贪污的打击从未松懈，而且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公正透明的政治环境。一系列做法不仅有效遏制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持续的反腐行动，武宗成功地提升了官僚队伍的廉洁度，增强了中央朝政的权威性。
五、吏治建设
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还推行了一系列净化官场、改善吏治的重要改革，这些措施不仅展现了君臣二人的远见卓识，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廉政建设中一些值得称道举措：
1.整肃政风
针对当时官员借大办丧事收受礼金或贿赂的现象，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朝廷采纳御史台建议，出台了关于京城文武百官和平民丧葬事宜的新规。此举意在遏制因丧葬活动引发的腐败行为，维护中央朝廷的清廉形象，并为社会树立了节俭的风尚。
2.确保薪俸按时发放
鉴于唐代官俸较低且发放不及时的问题，开成五年（840年）三月，唐武宗即位之初便颁布诏书调整官员俸禄。次年，即会昌元年（841年），朝廷进一步采纳中书门下的提议，确保官员薪水按时足额发放。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官僚队伍，也减少了官员因经济压力而产生的贪腐动机，对加强官僚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3.解决京债问题
认识到赴京赶考士人及新任官员常背负沉重债务，这成为他们上任后可能贪污受贿的一个诱因，武宗君臣采取了增加薪俸和提供国家借款的方式帮助官员偿还债务。例如，“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这种做法虽然不能根治贪污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的实际困难，减少了其贪污的可能性。
4.禁止无节制游宴
为了整肃政风，提升工作效率，会昌时期严格禁止官员参与无节制的游宴活动，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等奢侈娱乐活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下诏规定：“州县官员不得沉溺于饮酒作乐，在处理公务时应保持专业态度；从今以后，县令每月休息日不得随意邀请宾客进行游宴；刺史除休息日外若有需要举办宴会，必须简化流程并提前申报费用。”各道观察使作为地方表率，被要求自我约束，树立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
总之，会昌时期的吏治改革体现了唐武宗和李德裕对于治理国家的深刻理解和实践智慧。他们的举措不仅改善了当时的吏治状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这些改革不仅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于吏治清明的追求，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会昌年间有效地遏制了官场上的不良风气，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增强了中央朝政的权威性。尽管这些努力未能完全阻止唐朝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唐朝中后期仍相对景气，其间取得的军事胜利如对回鹘战争和平定泽潞镇乱等成就，亦与此期间吏治的改善密切相关。
军事成果
1.卢龙军乱的平定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镇爆发了军事叛乱。牙将陈行泰谋害了节度使史元忠，并自立为留后，随后以军中大将的身份派遣监军向朝廷上表，请求授予象征正式权力的旌节斧钺。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宰相李德裕展现出了他对河朔地区事务的深刻理解。
李德裕向唐武宗皇帝进言道：“对于河朔地区的局势，臣非常熟悉。近年来，朝廷派遣使者赐诏的速度过快，这反而使得军队内部的情绪更加稳固。如果能够暂时搁置此事数月不予回应，那么军心必会发生变化。因此，我建议扣留监军随员，暂不派遣使者前往观察情况。”
李德裕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不出所料，卢龙军内部果然发生了新的变故——士兵们转而除掉了陈行泰，并推举张绛为首领，再次请求朝廷授予其节钺。然而，朝廷依然采取拖延策略，未立即做出回应。
在此期间，雄武军使张仲武主动请缨，请求朝廷授权他发兵讨伐张绛。唐武宗采纳了这个提议，任命张仲武为卢龙留后，负责处理当地的局势。最终，在李德裕正确战略指导下，通过巧妙利用时间差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卢龙军乱得以迅速平息。这次事件不仅展现了宰相李德裕在应对复杂军事政治问题上的卓越才能，也证明了他对地方军事动态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运用智慧和耐心解决危机的能力，从而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2. 昭义镇之乱的平定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后，其侄刘稹企图效仿河朔三镇惯例，要求继承节度使之职。此时正值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朝廷内部对于是否讨伐泽、潞两地存在分歧。大多数宰相和谏官担心国家实力难以支撑新的军事行动，主张妥协接受刘稹的要求。然而，宰相李德裕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并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理由。
李德裕指出，泽潞地区不同于河朔三镇，它位于帝国的心脏地带，历史上一直以忠义着称，曾参与平定朱滔叛乱并擒获卢从史。若允许刘稹擅自继任，将为其他藩镇树立不良先例，削弱中央权威。他进一步分析说，刘稹依赖的是河朔三镇的支持，但只要确保成德（镇州）和魏博两镇不与其同流合污，则刘稹将孤立无援。唐武宗认同了李德裕的观点，决定对昭义镇采取军事行动。
为了确保战役成功，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讨伐叛乱的经验教训，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首先派遣使者向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传达命令，二人均表示愿意配合朝廷行动。随后，朝廷任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并联合河阳、河东及河中等节度使共同出兵。
李德裕特别强调了军队指挥的重要性，规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决策，只保留少量自卫兵力，赏罚与前线将领相同。此举简化了指挥体系，增强了将领的自主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针对某些将领行动迟缓的问题，如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李德裕果断将其替换为了骁勇善战的石雄，后者迅速取得显着战绩，鼓舞了士气。
在战争期间，李德裕密切关注前线动态，及时调整策略。当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时，尽管有人怀疑其诚意，李德裕仍建议厚赏以示鼓励，这有助于分化敌方力量。面对叛军初期取得的一些胜利，李德裕稳定了皇帝的情绪，坚定了讨伐决心，并迅速补充了河阳军的装备，巩固了防线。
最终，在会昌三年（843年）八月，邢、洺、磁三州相继投降，刘稹部下的郭谊、王协见局势不利，除掉了刘稹并向唐军投降。李德裕认为郭谊等人是此次叛乱的主要责任人，建议将其押送京城严惩，得到了武宗皇帝的认可。
战略意义与影响
昭义镇之乱的平定标志着唐王朝最后一次成功的干涉地方藩镇割据，极大地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增强了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这次胜利不仅恢复了唐朝形式上的统一，也为后续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李德裕在这场战役中的卓越领导和精准判断，展现了他在处理复杂政治军事问题上的非凡才能。通过这次事件，李德裕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还展示了他对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深刻理解。他的成功经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尤其是在如何有效利用盟友、优化指挥体系以及灵活应对战场变化方面。昭义镇之乱的成功平定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巩固，对唐朝后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平定河东乱
在官军全力讨伐昭义镇之际，会昌三年（843年）十二月，太原横水戍卒因不满朝廷赏赐不足而哗变，推举都将杨弁为首领，攻占了太原。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部分官员建议暂停对昭义镇和太原两地的同时军事行动，以避免战线过长、资源分散。
面对这一危机，唐武宗李炎派遣中使马元实前往太原探查实情。然而，因马元实收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后夸大其词，描述杨弁兵力如何强大、装备如何精良、物资充足，并极力劝阻朝廷不要轻易讨伐。他的这些言辞引起了朝野一片恐慌，似乎形势对朝廷极为不利。
关键时刻，宰相李德裕展现了其明察秋毫的能力。他对马元实的报告当场提出了质疑，并严厉诘问，使得后者哑口无言，无法自圆其说。李德裕随后向武宗皇帝上奏，明确指出：“杨弁出身微贱，其叛乱绝不可饶恕。即便国力不足以同时应对两处战事，也宁愿放弃对刘稹的讨伐。” 李德裕认为，平定河东之乱更为紧迫，因为一旦杨弁坐大，将严重威胁到整个北方的安全与稳定。
基于李德裕的判断，武宗迅速下达诏书，调兵进击杨弁。最终，在河东监军吕义忠的指挥之下，成功擒获了杨弁，并将其槛送京师处斩，就此迅速平息了这场兵变。杨弁的失败不仅消除了河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还坚定了朝廷继续讨伐昭义镇的信心，确保了整体战略部署不受影响。
此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李德裕在处理紧急事务时的果敢与智慧。他准确地评估了局势的轻重缓急，果断采取行动，既解决了内部危机，又为外部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确保了唐朝中央朝政权威的稳固。李德裕的决策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也为后续的政治改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4.安定北疆
应对回鹘内乱
开成四年（839年），回鹘经历了严重的内部动荡。宰相安允合和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及时发现并处决。另一位宰相掘罗勿在外征战时担心受到牵连，遂以三百匹马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兵攻打彰信可汗。彰信败亡后国人拥立馺特勒为新任可汗。然而，草原上爆发的疾疫和大雪灾导致羊马大量消亡，使得回鹘国力迅速衰落。
第二年秋天，即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别将句录莫贺为了给彰信可汗复仇，引黠戛斯骑兵十万进攻掘罗勿，最终击败掘罗勿和新任可汗馺，并焚毁了可汗的牙帐，迫使回鹘诸部四散逃亡。此次事件标志着回鹘帝国的进一步分裂和衰弱。
在这一系列变故之后，回鹘分为两支南迁：
一支由十三个部落拥立王子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退守错子山；另一支则由可汗之弟嗢没斯及多位重要官员率领。两支共二十七个部落、约三十万人南下寻求庇护。与此同时，西迁的一支仅包含少数人。南迁过程中，回鹘势力不断削弱。乌介可汗甚至劫持了送唐太和公主南归的达干等人，并将公主作为人质，企图以此获取唐朝的支持。他请求暂时借用振武军的一座城池居住，但遭到了唐武宗的婉拒。尽管如此，唐朝还是提供了粮食援助，帮助他们度过荒年。
面对回鹘可能带来的威胁，朝廷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武宗命令河东、振武军队加强防范，并派遣刘沔屯兵云迦关。会昌二年三月，咀没斯诱消灭了内部劲敌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的残部向东逃窜，侵扰唐境。随后，张仲武奉命讨击回鹘，在幽州击败那颉啜，俘虏近九万回鹘人，并恢复了对契丹和奚两个部落的控制。
同年八月，乌介可汗率兵进入大同川，掠夺当地戎狄各族的牛马数万头，转战至云州城下。唐武宗征发各地兵力集结于太原、振武军和天德军等地，准备来春驱逐回鹘。次年，刘沔和张仲武分别被任命为招抚回鹘使和东面招抚回鹘使，负责指挥各路兵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