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融合的曙光初现。
纵观历史，任何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所处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由之路，也是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夏先衍知道自己的作用应该是在最后做验证工作，于是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听众多前辈讨论关于怎样缓和中东宗教的矛盾。
华夏国在宗教融合方面的经验仅供参考，并不完全符合中东地区的国情。然而，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华夏国在宗教问题上所交出的答卷，就是为了让世界看到宗教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千百年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华夏文明虚怀若谷，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了众多的外来文化与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等。
宗教在进入华夏大地之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与深度的文化融合。
但这种碰撞融合，不是为了消灭彼此，而是为了提升彼此，交融出更先进的文明。
无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在保持基本教义义理的条件下，都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方式，各种宗教才得以在华夏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多元文化画卷。
已经彻底融入华夏的佛教不好拿来当做案例，因为佛教既不是一元论也不是多神论，而是一种多元论的宗教。?
可以看看一神教伊斯兰教在华夏的本土化过程，伊斯兰教在华夏的传播过程中，逐渐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实践方式。
历史上，华夏伊斯兰教的华夏化进程就从未中断过，不仅主动融入华夏社会，还积极适应华夏国情。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对外交往频繁。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东来而传入华夏。
当时，羊城、泉州、扬州等沿海城市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大量穆斯林商人在此聚居。这些商人被称为 “蕃客”，他们在聚居地建立了清真寺，用于宗教活动。
例如广州的怀圣寺，相传是唐朝时期由阿拉伯商人捐资修建，这是伊斯兰教在华夏沿海地区传播的重要标志。
此时伊斯兰教主要在蕃客群体中传播，与华夏主流社会相对隔离，其信仰和习俗主要在他们的社区内部传承，对华夏社会整体的影响较小。
但这些穆斯林商人的活动促进了中外经济交流，也为伊斯兰教在华夏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更多的穆斯林来到华夏。他们不仅在沿海城市活动，还逐渐向内地迁徙。
元朝时期，由于蒙古西征，大批中亚、西亚的穆斯林被迁徙到华夏，他们被称为 “回回人”。在经济上，他们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多种行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在文化上，他们带来了阿拉伯和波斯的文化。
回回人开始与华夏其他民族交流融合。他们学习汉语，采用汉姓，与汉族等民族通婚。
在宗教文化方面，伊斯兰教也开始吸收华夏传统文化的元素。例如，在建筑风格上，一些清真寺开始采用华夏传统建筑的形式，融合了华夏的斗拱、飞檐等建筑特色。
在教义阐释上，也出现了用汉语讲解伊斯兰教义的情况，这使得伊斯兰教在华夏的传播更加适应华夏社会环境。
明朝时期，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许多穆斯林在明朝为官，如着名的航海家郑和，他是穆斯林出身，但是他却信仰佛教与道教。
其下西洋的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展示了穆斯林在华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清朝前期，清政府对伊斯兰教也比较尊重，同时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华夏的发展更加深入地与华夏传统文化相结合。出现了许多用汉语撰写的伊斯兰教经典着作，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刘智的《天方典礼》等。
这些着作采用儒家的概念和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义，使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华夏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相互交融。
特别是经过明清着名的回儒“四子”：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的教义阐释，华夏穆斯林适应了政主教辅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华夏皇帝的政治认同，与儒家文化的自觉融合，“伊儒会通”遂发生形成。
伊斯兰教华夏化有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的“华夏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和融通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
在宗教建筑方面，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更加华夏化，除了保留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功能和部分阿拉伯建筑装饰元素外，整体布局和建筑结构与华夏传统建筑相似。
如乌鲁木齐最大的清真寺——陕西大寺，就是典型的中原建构形式，深刻体现了“伊儒会通”的建筑风格。
明清时期，华夏伊斯兰教出现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教派和门宦。这些教派和门宦在教义理解、宗教仪式等方面既有伊斯兰教的传统特点，又结合了华夏的社会实际情况。
近代以来，华夏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如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内的政治运动等。
伊斯兰教界积极应对这些变化，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他们倡导兴办新式教育，既教授伊斯兰教知识，也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在抗日战争等时期，华夏穆斯林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宣传抗日思想，捐款捐物支持抗战。
这种爱国爱教的传统在新华夏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发扬。新华夏成立后，华夏伊斯兰教界积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与国家建设。在宗教制度改革方面，废除了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使伊斯兰教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
夏先衍看着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前辈们，惊觉他们竟也有着如年轻人一般意气风发的一面。岁月的沉淀，赋予了他们不同于年轻人的沉稳持重，稳若泰山。
他们真的是在指点江山。
中东的乱象本质上就是民族问题与宗教文化问题。。
这次研讨并非旨在迫使其他国家效仿华夏，而是期望他国能够从华夏成功实现民族融合与宗教本土化的历程中汲取宝贵经验，从而妥善应对各自国内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与宗教文化难题。
无论是宗教问题，还是民族融合问题，华夏用千年的经验向世界展示了文明交融理念和实践成果。
华文明自带交融基因，在不断交流交融中屹立不倒、演化创新、发扬光大，孕育和形成了全新的文明交融理论。
放眼当今世界，除了独具特色的华夏文明之外，其余众多文明皆可归属于宗教文明之列。然而，这些宗教文明内在固有的排他特性却注定无法融合其他宗教文明。看看三教圣地??耶路撒冷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宗教文明无法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相反会引发更加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
于是乎，一个为此专门临时组建而成的工作小组有一个大胆的设想：是否有可能借助华夏文明充当调和剂，将地球之上形形色色的其他文明交融汇聚到一起？
具体而言，以华夏文明作为基石，承载全球其他文明。在充分尊重并保护各个文明独特性的基础上，大力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强调包容、和谐与共生。其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基础。
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华夏文明的这种特质，或许可以打破宗教文明的排他性壁垒，促进各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合作，实现多元文明的共生共荣。
最终实现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多元共生” 的美好愿景，让不同的文明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欣赏中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繁荣贡献力量。
夏先衍进来后就一直窝在一角，静静地聆听着那些学者们激烈的讨论，他心之中也在推算能不能成功。
毫无疑问，修行功法《法华心经》的确拥有承载并兼容其他文明的巨大潜力，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接纳这种融合与交流呢？对于这一问题，夏先衍心中其实并无十足把握。
反正他是绝对希望自己家的文明能够推广出去的。
毕竟，在他看来，华夏文明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第一，唯一一个原生文明；第二，非宗教文明；第三，没有进攻性，也没有绝对的排他性。
如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文明所能解决的范畴。如果他们能少制造一些灾祸，那简直就算得上是天大的幸事了！
西方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
在当今时代，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西方所倡导并推行的多党竞争民主模式，在应对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的民族矛盾时，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
这种民主制度虽然高度重视选举竞争这一环节，但却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忽略那些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长此以往，这些被漠视的矛盾非但不能得到妥善化解，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激化。
由于各党派通常将关注点更多地聚焦于自身所代表的局部利益之上，因此很难从全局角度出发去系统而全面地解决问题。
如此一来，不同政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不仅无法缓解民族矛盾，反倒极有可能使其不断升级和加剧。
此外，该制度本身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它既缺乏必要的整合性又欠缺足够的包容性，从而使得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极易受到资本力量的操纵和左右，形式与实质脱节。
最终造成的结果便是，这种所谓的“民主”仅仅流于表面形式，而实质上却与真正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
世界的未来在华夏，人类的出路在于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历经悠悠岁月长河的洗礼，始终如一地维系着一种超级文明形态。这里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天下主义精神以及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观念。
在儒家与佛教的思想体系里，均蕴含着合理主义的思想元素。
儒家所倡导的诸如 “中庸之道”，强调万事万物都应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与适度，这种对适度性的尊崇体现出一种理性的权衡与抉择，是合理主义在道德与行为规范层面的展现。
而佛教思想中的因果观念，其背后蕴含着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引导信众以一种理性认知因果联系的态度去看待世间万象，在对生命和世界的认知与解释上表现出合理主义的特征。
道家所倡导的 “道法自然” 理念，强调万事万物皆应遵循自然之道，不应过度地以人力去强行干预与扭曲。
这种理念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节制性的基因，提醒人们在追求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需克制自身的欲望与野心，避免因无节制的扩张而导致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破坏。
正是道家这种尊重自然、崇尚节制与平衡的思想体系，为人类文明构建起了一种区别于西方征服式发展观的独特哲学基础。
它促使人们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去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引导人类走向一条更为稳健、可持续且富有智慧的发展道路
东方的宗教与哲学体系，始终秉持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执着追求，坚决反对人类对自然所抱持的征服欲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