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在杏坛的槐树下，望着颜渊整理竹简的背影，忽然开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颜渊停下手中的韦编，抬头应道：“夫子之道，渊愿行之；若不被用，藏于箧笥亦甘。” 一旁的子路按捺不住，握着腰间的剑问：“子行三军，则谁与？” 孔子转过身，目光落在他的剑柄上：“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记载的这段对话，像一把双刃剑，一面刻着 “行藏” 的处世智慧，一面铸着 “智勇” 的行事准则。“用之则行” 是进取的担当，“舍之则藏” 是退守的坚守；“临事而惧” 是审慎的态度，“好谋而成” 是智慧的实践。从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到后世的践行，这种 “行藏有度，智勇相济” 的智慧，始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指南。
一、用之则行：担当的勇气
“用之则行” 的 “用”，是被任用、被信任，《说文解字》“用，可施行也”，指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行” 是践行、推行，《说文解字》“行，人之步趋也”，引申为施展主张。孔子的 “行” 不是盲目的进取，而是 “道” 的实践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当 “道” 有机会推行时，便 “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这种 “行” 带着明确的价值指向，如《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进取是对天道的呼应。
春秋时期的 “用” 与 “行”，常与政治机遇绑定。孔子五十一岁任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孔子家语?相鲁》），这是 “用之则行” 的初试；五十六岁 “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参与齐鲁夹谷之会，以周礼挫败齐国阴谋，“归而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这是 “行” 的高峰。他的 “行” 有清晰的路径：从地方治理到国家政务，从礼仪规范到政治革新，步步围绕 “克己复礼” 的核心，正如《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行” 的前提是自身的正道。
“行” 的本质是 “道济天下” 的担当。《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问：“赐也何如？” 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 曰：“瑚琏也。” 瑚琏是宗庙重器，而孔子期待的 “行” 不止于器物之用，而要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当冉有问 “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 “教之”（《论语?子路》），从富民到教民，展现 “行” 的层次 —— 不仅解决物质需求，更要提升精神境界，这种担当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功利。
“行” 的考验在逆境中更显珍贵。孔子周游列国时，“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论语?先进》），却始终 “讲诵弦歌不衰”。在陈绝粮时，子路愠怒：“君子亦有穷乎？” 孔子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这种 “穷而不滥” 的坚守，让 “行” 突破了外在条件的限制 —— 即使不被任用，内心的 “道” 仍在践行，正如《周易?困卦》“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困境中的 “行” 是精神的坚守。
二、舍之则藏：退守的智慧
“舍之则藏” 的 “舍”，是不被任用、被舍弃，《说文解字》“舍，市居曰舍”，引申为放弃、不用；“藏” 是收敛、蕴蓄，《说文解字》“藏，匿也”，指将才能与主张收敛起来。孔子的 “藏” 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从容，如《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退守是对时机的尊重。
“藏” 的表现形式多样，核心是 “守道不辱”。孔子晚年返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这是 “藏” 的政治选择；他 “退而修《诗》《书》《礼》《乐》”，删订六经，这是 “藏” 的文化实践。《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即使到蛮荒之地，“藏” 的也是君子之道，而非随波逐流。
“藏” 与 “隐” 的区别在于 “心不隐”。《论语?微子》记载的 “隐者” 如长沮、桀溺，主张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是彻底的归隐；而孔子的 “藏” 是 “道在己身” 的坚守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文化的火种仍在心中，只是不强行推行。这种 “藏” 如《礼记?中庸》“道其不行矣夫” 的叹息，带着对现实的清醒，却无对理想的放弃。
“藏” 的价值在长远传承。孔子整理六经，使 “文武之道” 不至于 “坠于地”（《论语?子张》），这种 “藏” 比一时的 “行” 更具生命力。《史记?孔子世家》评价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他的 “藏” 为后世 “行” 奠定了基础 —— 孟子 “言必称尧舜”，董仲舒 “独尊儒术”，朱熹 “集注四书”，都是对孔子 “藏” 的继承与发扬，正如《周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藏” 是 “通” 与 “久” 的过渡。
三、惟我与尔：颜渊与孔子的共鸣
颜渊能与孔子共鸣 “行藏” 之道，源于其 “安贫乐道” 的境界。《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这种 “乐” 不是对贫困的麻木，而是对 “道” 的专注 ——“用之” 时能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论语?为政》），“舍之” 时能安于陋巷，正如《孔子家语?颜回》记载他 “不迁怒，不贰过”，情绪与行为的稳定使他能从容应对进退。
颜渊的 “行” 体现在对 “仁” 的追求。他问 “仁”，孔子答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他回应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将 “行” 落实到具体的克己实践；当孔子称赞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可见其 “行” 的持续性。这种 “行” 不依赖外在认可，而源于内在自觉，与孔子 “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主张完全契合。
颜渊的 “藏” 展现 “不怨天尤人” 的修养。《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虽是孔子的自述，却可用来形容颜渊。他在 “用之” 无望时，从未抱怨 “世无知己”，而是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地钻研学问，这种 “藏” 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蓄能，如《周易?乾卦》“潜龙勿用”，潜藏是为了时机成熟时的 “飞龙在天”。
孔子与颜渊的共鸣，是 “道同” 的默契。《论语?先进》记载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这种 “不说”（悦）不是盲从，而是深刻理解后的认同 —— 对 “行藏” 之道的共同领悟，使他们超越师生关系，成为精神上的同道。正如《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颜渊是孔子 “行藏” 之道的最佳知音。
四、子路之问：勇与谋的辩证
子路问 “子行三军，则谁与”，源于其 “好勇” 的特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这种勇武使他在战场上无畏，却也让他对 “行藏” 中的 “藏” 缺乏理解。他关注的是 “行三军” 的伙伴，隐含对自身勇武的自信，却未深思 “勇” 的边界，这种提问恰好为孔子阐述 “智勇相济” 提供了契机。
“暴虎冯河” 的批判，指向 “勇而无谋” 的危险。“暴虎” 是徒手搏虎，“冯河” 是徒步过河（《尔雅?释训》“冯河，徒涉也”），都是鲁莽之举。孔子批评这种 “死而无悔” 不是真正的勇，而是 “匹夫之勇”（《孟子?梁惠王下》）。《论语?阳货》记载孔子告诫子路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强调勇需以义为准则，否则会酿成祸乱。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的提出，确立 “智勇相济” 的标准。“临事而惧” 不是恐惧，而是 “戒慎恐惧”（《礼记?中庸》）的审慎，如《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战前评估；“好谋而成” 是重视谋划以达成目标，如《论语?述而》“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谋是勇的导航。这种 “惧” 与 “谋” 的结合，使勇从盲目变为理性，如《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否臧凶”，军事行动需纪律与谋划，否则凶险。
子路后来的成长，体现对 “好谋” 的践行。《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在卫国政变中，面对蒯聩的叛乱，不是贸然冲锋，而是 “结缨而死”—— 系好帽缨再战斗，既保持了君子尊严（勇），也体现了临事的从容（谋）。孔子听闻后 “哭之恸”，或许正是看到子路在勇中融入了审慎，实现了 “好谋而成” 的精神成长。
五、行藏之道的历史实践：从孔门到后世
孟子对 “行藏” 的发展，提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达则兼济” 是 “用之则行” 的扩展，不仅个人施展抱负，更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穷则独善” 是 “舍之则藏” 的深化，在不被用时仍 “修身见于世”。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时 “说之以仁政”，是 “行”；被拒后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是 “藏”，这种实践与孔子一脉相承。
汉代的张良，堪称 “行藏” 的典范。辅佐刘邦时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是 “用之则行”；汉朝建立后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史记?留侯世家》），是 “舍之则藏”。他的 “行” 有谋，“藏” 有度，既避免了韩信 “兔死狗烹” 的结局，又保全了功名，正如《史记?留侯世家》“子房之术，可谓审矣”，审时度势的智慧使其行藏自如。
唐代的魏征，以 “行” 为主，却不失 “藏” 的智慧。辅佐唐太宗时，“犯颜直谏” 二百余事，推动 “贞观之治”，是 “用之则行”；他深知 “伴君如伴虎”，晚年 “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旧唐书?魏征传》），既保留直谏记录（行），又避免过度张扬（藏）。这种 “行而有节” 的智慧，使他成为 “一代名相”，善始善终。
宋代的范仲淹，将 “行藏” 升华为 “忧乐” 情怀。“庆历新政” 时推行改革，“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是 “用之则行”；改革失败后被贬邓州，写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是 “舍之则藏” 中的胸怀。他的 “行” 不是为个人功名，“藏” 不是消极避世，而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的担当，拓展了 “行藏” 的境界。
明代的王阳明，以 “心学” 实践 “行藏”。任南赣巡抚时，平定宁王之乱、治理地方，是 “用之则行”，提出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将 “行” 与 “心” 结合；被贬龙场驿时，“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悟 “格物致知” 之旨，是 “舍之则藏” 中的悟道。他的 “行藏” 以 “致良知” 为核心 —— 被用时 “知行合一”，不被用时 “静处体悟”，实现了内外的统一。
六、智勇相济的历史例证：从战场到朝堂
韩信的 “背水一战”，体现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战前他 “先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史记?淮阴侯列传》），看似冒险，实则 “知赵将不用广武君策”，先谋后勇；战中 “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以谋取胜。这种 “勇” 是建立在 “知彼知己” 之上的，与 “暴虎冯河” 的鲁莽截然不同。
诸葛亮的 “空城计”，是 “好谋而成” 的经典。面对司马懿大军，他 “焚香操琴”（《三国演义》），看似冒险，实则深知司马懿 “多疑”，先谋算对方心理，再以 “勇” 设局。这种 “勇” 是 “谋” 的外在表现，正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但关键时刻的谋断仍显智勇相济。
郭子仪的 “单骑退回纥”，展现 “临事而惧” 后的大勇。唐代宗时，回纥与吐蕃联兵入侵，郭子仪 “免胄释甲投枪而进”（《旧唐书?郭子仪传》），单骑见回纥可汗，先以 “昔与公等周旋，何日忘之？今故来相叙，何忽至于此？” 动之以情，再以 “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亲，吞噬我边鄙，焚荡我畿甸” 晓之以理，最终说服回纥反戈。这种 “勇” 源于对局势的判断（谋）和对自身威望的自信，是 “好谋而成” 的体现。
曾国藩的 “结硬寨，打呆仗”，是 “临事而惧” 的实践。与太平天国作战时，他不贪奇谋，而是 “筑垒如城，掘壕如川”（《曾文正公全集》），先确保自身稳固，再逐步推进。这种 “惧” 不是胆怯，而是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的审慎，最终以 “谋” 胜 “勇”，体现了儒家 “中庸” 在军事中的应用。
七、行藏之道的当代诠释：从职场到人生
职场中的 “行藏” 智慧，表现为 “被任用则全力以赴，不被信任则沉淀提升”。如华为的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被委以重任时 “行”—— 冲锋在前；轮岗或待命时 “藏”—— 学习充电，这种 “行藏” 不是消极等待，而是 “厚积薄发” 的准备，与孔子 “藏” 的蓄能一致。
创业中的 “智勇相济”，体现为 “大胆尝试前的充分调研，果断决策后的细致执行”。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前，“先做市场调研，走访欧美”，是 “好谋”；创立后 “十八罗汉” 坚持创业，是 “勇”；面对互联网泡沫破裂，“收缩战线，聚焦核心业务”，是 “临事而惧” 后的调整。这种 “勇” 与 “谋” 的结合，使创业从冒险变为可控。
个人成长中的 “行藏”，是 “顺境时拓展边界，逆境时深耕内在”。如学者季羡林 “文革” 中被下放，“藏” 于牛棚仍坚持研究；改革开放后 “行” 于学界，成为国学大师。这种 “行藏” 不以外部环境为转移，而以 “进德修业” 为核心，与颜渊 “不改其乐” 的精神相通。
国际关系中的 “智勇相济”，表现为 “谈判时的据理力争（勇），决策前的多方磋商（谋）”。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先 “谋”—— 调研各国需求、制定合作框架；再 “行”—— 签署合作协议、推进项目落地，体现 “好谋而成”；面对质疑时 “临事而惧”—— 回应关切、调整方案，最终实现共赢，是现代版的 “智勇相济”。
八、行藏的本质：内在与外在的平衡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的本质，是 “内在坚守” 与 “外在适应” 的平衡。“行” 时不迷失于外在评价，如孔子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以 “东周” 理想为导向；“藏” 时不封闭于内在世界，如孔子 “退而讲学”，将内在坚守转化为教育传承。这种平衡避免了 “狂”（只行不藏）与 “狷”（只藏不行）的极端，正如《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 是行藏的理想状态。
“行藏” 的平衡需 “知时” 与 “知命” 结合。《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命” 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时” 是时机的变化。孔子 “五十而知天命”，深知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故能 “行” 时尽力，“藏” 时安心，这种 “知命” 不是宿命论，而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如《周易?系辞》“变通者，趋时也”，行藏的关键在 “趋时”。
“行藏” 的现代价值，在于对抗 “成功学” 的单一标准。现代社会常以 “行”（成就）为唯一价值，忽视 “藏”（沉淀）的意义，而 “舍之则藏” 提醒我们：内在的充实比外在的繁华更重要。如作家路遥 “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躲在煤矿招待所，几年不被关注（藏），作品出版后影响深远（行）”，这种 “行藏” 证明：真正的价值不取决于曝光度，而在于内容的厚度。
九、智勇的核心：勇为谋之基，谋为勇之导
“勇” 与 “谋” 的关系，是 “体” 与 “用” 的结合 —— 勇是 “体”，是行动的动力，如子路的 “勇” 是其行动力的基础；谋是 “用”，是行动的方向，如孔子的 “谋” 为子路的 “勇” 导航。没有勇的谋是空想，如赵括 “纸上谈兵”；没有谋的勇是盲动，如项羽 “垓下之败”，二者缺一不可，正如《吴子?论将》“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临事而惧” 的 “惧”，是 “谋” 的起点。《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戒” 与 “惧” 相通，都是对自身局限的警惕。这种警惕促使 “好谋”—— 如曾国藩 “每日三省吾身”，在反思中完善策略，使 “勇” 不逾矩，“谋” 有方向。
“智勇相济” 的现代诠释是 “情商” 与 “智商” 的结合。“勇” 对应情商中的 “抗压能力”“决断力”；“谋” 对应智商中的 “分析能力”“规划力”。研究表明，成功人士多具备二者的平衡 —— 如乔布斯 “勇” 于创新（推出 iphone），“谋” 于设计（用户体验调研），这种 “智勇相济” 使其产品改变世界，与孔子的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异曲同工。
十、行藏与智勇的当代意义：在变化中坚守
在 “不确定性” 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行藏” 智慧提供了应对之道。“用之则行” 转化为 “抓住机遇时的积极作为”，如疫情期间医护人员 “逆行” 驰援（行）；“舍之则藏” 转化为 “防控隔离时的耐心坚守”（藏），这种 “行藏” 以 “生命至上” 为核心，展现了危机中的担当与韧性。
“智勇相济” 在信息时代表现为 “获取信息时的审慎（惧），处理信息时的理性（谋），行动时的果敢（勇）”。面对网络谣言，先 “惧”—— 不轻信、不传播；再 “谋”—— 查证来源、分析真伪；最后 “行”—— 澄清事实、抵制谣言，这种能力是信息时代的 “生存智慧”，与孔子的教诲一脉相承。
“行藏” 与 “智勇” 的结合，是应对 “内卷” 与 “躺平” 的良方。不盲目 “行”（内卷），也不消极 “藏”（躺平），而如《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该 “行” 时 “笃行”，该 “藏” 时 “慎思”，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成长，这种智慧比极端的 “内卷” 或 “躺平” 更具可持续性。
十一、行藏与智勇的终极意义：人生的艺术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与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的终极意义，是人生艺术的呈现 —— 既不是被动适应的随波逐流，也不是强行改变的刚愎自用，而是如水流般 “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在适应中保持坚守，在坚守中灵活应变。孔子的一生正是这种艺术的写照：周游列国是 “行” 的执着，整理六经是 “藏” 的智慧；夹谷之会是 “勇” 的担当，退而讲学是 “谋” 的深远。
从孔子与颜渊的共鸣到子路的成长，从历史人物的践行到当代人的实践，“行藏有度，智勇相济” 的智慧始终未变。它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 “行” 或 “藏” 的单一选择，而在于选择背后的 “道” 之坚守；行动的成败不在于 “勇” 或 “谋” 的孤立发挥，而在于二者结合的 “时中”—— 合于时宜，恰到好处。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行藏” 与 “智勇” 的智慧像指南针，帮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方向：被任用时，如孔子般 “其为东周” 的担当；不被任用时，如颜渊般 “不改其乐” 的坚守；行动时，如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的审慎与果敢。这种智慧不是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融入生活的实践，正如孔子与弟子的对话，穿越两千五百年，仍在指引我们如何在人生的考场中，交出属于自己的答卷 —— 行藏由心，智勇相随，不负初心，不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