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广看着那堆白色的废渣，在阳光下有些晃眼。他知道磷石膏，这东西含有重金属，处理不好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几十年都清不干净。他有朋友马来西亚的厂子，废渣都是专门处理，成本很高，但必须做。
一圈看下来，回到车上，王建广一直没说话。罗致清察言观色，试探着问：“王老先生，这几家企业，您看……虽然条件简陋些，但大家的干劲很足，效益也不错。咱们东洪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政策优惠，是投资的好地方。”
“不容易。”王建广终于开口，声音有点沉，“东洪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能发展起这些企业，不容易。罗县长和各位企业家，付出了很多心血。这一点，我看得到。”
罗致清脸上露出笑容：“王老先生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现在政策好，我们一心就想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一切都是空谈。”
“思路是对的。”王建广说，“但我有个问题，想请教罗县长。”
“您说，您说。”
“这些企业，环保投入占总投资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罗致清顿了顿，笑容稍微凝固了一下：“这个……具体数据我得问问相关部门。但实事求是地说，王老先生，咱们现在还很困难。县里财政紧张，企业也刚起步，投入太大，承受不起。我们的思路是，先发展，后治理。等经济上去了，有了钱，再加大环保投入。这也是很多地方走过的路。”
“先污染，后治理。”王建广重复这六个字，语气很平静，但透着一股沉重，“罗县长，我在国外几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早些年，很多国家为了快速发展，不顾环保，等后来发现问题，治理的费用是当初利润的几十倍、几百倍。而且有些污染是不可逆的，土壤坏了，水坏了，几十年都恢复不了。这个代价，太大了。”
罗致清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但还在努力维持：“王老先生说得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意识到了。但……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咱们现在的主要矛盾，还是发展不足。老百姓要吃饭，要穿衣，要孩子上学，这些都要钱。没有经济基础，环保就是空谈。等咱们经济发展起来了，有了实力，一定会加大环保投入……。”
话说得很实在，也是实情。但王建广听着，心里那口气，就是顺不过来。
“罗县长的难处，我理解。”王建广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声音不高但很清晰，“但我这次回来投资，不光看优惠政策，更看重长远。我的产业是轻工，污染小，能耗低。您这化工园区，跟我的产业方向不太匹配。”
这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
罗致清脸色变了变，但很快调整过来，语气更加诚恳：“王老先生，环保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研究。县里很重视您的投资意向，只要您愿意来，条件我们可以谈。土地、税收、配套，都可以优惠。至于环保，我们可以特事特办，您的企业按最高标准建设，我们全力支持。”
“不是条件的问题。”王建广摇摇头，转过脸看着罗致清，“是理念的问题啊。我来投资，是想为家乡做点实事，但前提是，不能以破坏家乡的环境为代价。这个底线，我不能破。”
车里一时沉默。王明轩坐在副驾驶，从后视镜里看了爷爷一眼，没说话。司机专注地开车，不敢插话。
过了好一会儿，罗致清才开口，语气里带着不甘：“王老先生，要不这样，您先在东洪多住几天，到处看看。东洪不只有化工，我们还有农业，潜力很大。我回头跟贾书记汇报一下，贾书记是县委书记，他的想法可能更全面些。贾书记对您的投资很重视，一直想跟您当面聊聊。”
王建广听出这话里的意思——县长说话不算，得书记拍板。而且罗致清这是想搬出县委书记贾彬，再做做工作。
“罗县长客气了。穷不怕，怕的是思路不对，环境保护……”
话说得很明白，罗致清也不好再劝，毕竟环保这个话题，现在听起来，实在是太超前了，如果说为了所谓的环境搞所谓的大规模投入，估计东洪县几家工业企业都要关停，这不仅是东洪一个县的问题，整个东原市，乃至全省，全国都不能拿所谓的环保找企业说事。
晚上八点，我刚送走梁满仓和马定凯，准备回家休息，桌上的电话响了。
是王建广。
“朝阳，没打扰你休息吧？”电话那头，王建广的声音很温和。
“没有没有，王老先生您说。”我大致猜到，这么晚了来电话，肯定是到曹河考察的事。
“今天在东洪看了他们的化工园区，感触很深啊。”王建广开门见山，“污水横流，废气直排，工人连个像样的口罩都没有。罗县长跟我说，先发展，后治理。这个思路，我不是很认同……。”
我握着话筒，认真听着。我心里暗道：“如果按照王建广这个思路，东原市的企业多数都是不达标的，当初工业园区的建设的思路，还是侯成功副市长提出来，我具体落实的，实在是没有考虑到环境保护的因素，能够做成化工工业园，冥冥之中也是一种巧合。”
“我在国外几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教训。”王建广继续说，“为了短期利益，毁了长远根基，不值得。朝阳，现在你去曹河了，是县委书记，能自己做主。我想听听，你到底想怎么干。”
我心里一动，知道机会来了。我整理了一下思路，缓缓说道：“王老先生，曹河的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也算是农业县，工业上国有企业占比较高，但都是轻工业……我们有劳动力，有土地，干部群众想发展的劲头很足啊。我的想法是，立足实际，稳步推进，重点发展劳动型的的轻工产业，我们县这些产业整体上能耗低、污染小、就业多，适合曹河的实际情况。”
“具体说说。”王建广很感兴趣。
“比如纺织业。”我说道，“我们有棉纺厂，有熟练工人，缺的是技术和市场……，如果王老先生有兴趣，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还是很多。您出技术、出设备、出市场渠道，我们出地、出人、出政策。利润怎么分，可以谈。我们的底线是，企业要办在曹河，工人要用曹河人，税收要留在曹河。环保必须是红线，绝不含糊。”
环保这个概念，当然是临时加上的。曹河确实也没有什么污染型的企业。
“这样吧，”王建广终于开口，“我明天去曹河看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我看了觉得可行，咱们再详谈。”
我心里一喜，但马上冷静下来：“王老先生，您能来曹河，我们热烈欢迎。但您在东洪的行程还没结束，这样提前离开，罗县长那边会不会……”
“这个你不用担心。”王建广说，“我已经跟罗县长说过了，我的产业和东洪的化工园区不太匹配。去曹河看看，也是考察投资环境。如果曹河合适，我会优先考虑。”
“那好，我明天派人去接您。”我说。
“不用派人了，我自己过去就行。”王建广说，“你给我个地址，我自己过去。”
“那怎么行，您是老前辈，来曹河是客，我们必须去接。”我坚持，“这样，我让县委副书记吕连群同志去接您。他是从东洪调过来的，对两地都熟，路上也好跟您介绍情况。”
王建广想了想，同意了：“那好吧，客随主便。”
挂了电话，我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心里既兴奋又有些复杂。兴奋的是，王建广主动提出要来曹河，这说明他对曹河有兴趣。复杂的是，我毕竟是东洪出来的干部，这样去接王建广，有点挖东洪墙根的意思。
但转念一想，招商引资，各凭本事。东洪有东洪的优势，曹河有曹河的特色。王建广对化工不感兴趣，那是东洪的产业方向问题，不是我们挖墙脚。况且，王建广是自己主动要来的，不是我请的。
想到这里，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吕连群的号码，也就将迎接王建广的事情，安排了下去。
同一时间，马广德的农村老家，夜色浓稠，不时响起几声二踢脚的炸响的声音，村里的狗来来回回的叫个不停。
马广德的老院子，修建的颇为气派，家门口的灯泡换成了一百瓦的大灯。门口的对联也换成了白色的楹联，家口人来人往，胡同里停了两三辆小轿车。
村里的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正在院子里坐在几个马扎上，眉目凝重，表情严肃的商量着马广德的丧事，旁边的一张方凳，放着茶壶和几个茶水杯。
落叶归根，马广德虽然是村里的能人，但去世了，还是得按老家的规矩办。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又开进了胡同。
县委副书记马定凯和几个与马广德有私交的国企头头脑脑来到了棉纺厂，马广德的媳妇刘翠带着儿子女儿和村里的几个老人迎出来。
马定凯先是上了香，看着马广德的遗像三鞠躬，又与家属握了握手。这才仔仔细细的打量着马广德的院子。
灵堂已经设起来了，白色的挽联，黑色的“奠”字，马广德的遗像挂在正中，笑得有些拘谨。棺材停在堂屋正中，前面摆着供品，香烛燃烧，烟雾缭绕。
刘翠跪在棺材前，眼睛已经哭肿了，声音也哑了。马广德的老父母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老泪纵横。几个老人看到马定凯来了之后，也不再凳子上坐着了，而是帮忙招呼来吊唁的人，但气氛很压抑。
马定凯故意换了深色衣服，脸色凝重。他走到刘翠面前。
“嫂子，节哀。”马定凯声音低沉。
刘翠抬头看他，眼泪又下来了：“马县长，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老马死得冤啊……”
“我知道，我知道。”马定凯扶她起来，让马广德的母亲坐到椅子上，“老马的事，县里很重视，李书记亲自过问，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你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相信？我们怎么相信？”，马广德的母亲哭着说，“广德人都没了，他们还要追究广才的责任，这是要把我们马家往死里逼啊！定凯，您也是马家人，您得帮我们说句话啊……”
马定凯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婶子，不是我不帮，是这个事……不好办啊。现在广德又出了事，这个节骨眼上，真不好办？”
“那我们怎么办？就眼睁睁看着广才坐牢？”马广德母亲抓住马定凯的胳膊，手指用力，“定凯，广德在世的时候，可没少给您出力啊。现在他走了，您不能不管我们孤儿寡母啊……”
马定凯看了看四周，亲戚们都在忙，王铁军和陈友谊、钟建几个人也在角落里抽烟，倒是没人注意这边。
他凑近些，很是神秘的道：“婶子，我不是不帮，是这个事得讲究方法。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啊。”
“那怎么办？”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马定凯搓着手：“老马以前是棉纺厂的书记，但是被免职了，但车钥匙为什么还在他手里？他去省城，开的是棉纺厂的车，这合理吗？你们就咬住这一点，说棉纺厂管理混乱，对老马的车祸有责任。要求厂里赔偿，不赔就闹。只要闹大了，县里为了稳定，说不定就会在广才的案子上让步。”
马广德的母亲愣住了：“这……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马定凯说，“广德人都没了，广才也被抓了！重要的是，你们是家属，是弱势群体。你们一闹，舆论就会站在你们这边。到时候，县里为了平息事态，可能会在广才的案子上从轻处理。至少，我估计能保住他不坐牢。”
马广德的母亲犹豫了。她一个农村妇女，不懂这些弯弯绕绕。但她知道，马定凯是县领导，是马家的能人，他说的话，应该没错。
“可……可我们要是闹，县里会不会……”她还是担心。
“县里那边，我去做工作。”马定凯拍拍她的手，“但你们得配合，要闹，就得闹出动静。抬棺材堵门，这是个办法，但还不够。你们得把理占住，就说棉纺厂对老马的车祸有责任，要求赔偿。这样，大家才会同情你们。”
马广德的家底都被公安机关翻走了，刘翠也咬了咬牙，点头：“行，我们听您的。广才救不出来，把钱退了也行。”
马广德的母亲瞅了眼刘翠，说道：“啥钱不钱的，关键是要把广才弄出来！”
两人的站位自然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为了儿子，一个就比较现实了。
“这就对了。”马定凯站起身，“记住，咬死一点，那就是汽车的事……”
窗口中，夜色沉沉，只有灵堂里的烛光，映着马广德的遗像，笑容模糊。
第二天上午九点，东洪县委招待所门口，吕连群站在车前，有些不安。他是东洪人，在东洪工作了二十多年，去年才调到曹河任县委副书记。今天奉命来接王建广，心里多少有些别扭——这不明摆着挖老家的墙角吗？
正想着，罗致清的车到了。罗致清下了车，脸色不太好看，径直走过来。
“连群，你这是什么意思？”罗致清开门见山，语气很不善。
吕连群有些尴尬，但还是保持着笑容：“罗县长，李市长让我来接王老先生去曹河看看。王老先生自己提出要去的，我们只是尽地主之谊。”
“尽地主之谊？”罗致清冷笑，“连群，你是东洪人，只是在曹河工作，以后还要回东洪的。没必要为了曹河，挖东洪的墙脚吧？王老先生对我们东洪的行程还没结束，你们就这样把人接走，不合适吧？”
这话说得很重，吕连群脸上有些挂不住。但他毕竟是县委副书记，该有的气度还得有。
“罗县长，您这话言重了。”吕连群语气平和，“王老先生是投资商，去哪儿考察是他的自由。他对化工不感兴趣，觉得曹河的产业方向更符合他的要求，这怎么能说是我们挖墙脚呢？招商引资，各凭本事，您说是不是？”
“各凭本事？”罗致清盯着吕连群，“你们曹河有什么本事？我告诉你，王老先生这级别的投资商，我们东洪也是贾书记亲自抓的，你们曹河抢不走。”
正说着，王建广从招待所出来了，王明轩拉着行李箱跟在后面。听见罗致清和吕连群在说话，气氛不太对，王建广快走几步上前。
“罗县长，吕书记，二位在聊什么？”王建广笑着问。
罗致清立刻换上笑容：“王老先生，您怎么下来了？我还说上去接您呢。今天安排您去看我们的农业项目，有几个点很有特色……”
“罗县长，谢谢您的好意。”王建广打断他，态度很是诚恳，“但我昨天说了，我的产业和东洪的化工不太匹配，我这次，纯粹是来投资考察。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合适，我会考虑。如果不合适，我再回来，咱们再谈。您看这样行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罗致清也不好再拦。他脸色变了变，但还是挤出笑容：“那……既然王老先生决定了，我们尊重。只是东洪这边，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贾书记也很重视……”
“代我向贾书记问好，谢谢他的盛情。”王建广说完，转向吕连群，“吕书记，咱们走吧……。”
吕连群赶紧拉开车门：“王老先生，请。”接着又朝着罗致清略带歉意的挥了挥手，扭头也就上了车。
曹河县界，三辆车停在路边。四月底天气已经穿不住外套。
我站在最前面，白衬衫的袖子挽到小臂，深色裤子上沾着尘土。
梁满仓和马定凯站在我两侧，两人也都穿着白衬衫。
马定凯很是贴心的递过来两瓶水：“李书记、梁县长，喝口水。”
梁满仓接过来，喝了一小口，喘了口气。他看着远处的公路，突然说：“李书记，王老先生这次来，咱们真有把握留下他？东洪那边，条件和咱们差不多吧。”
“条件好，不一定就合适。”我目光也看着公路尽头，“王老先生在国外几十年，什么好条件没见过？他要是只看优惠政策，就不会回来了。他看重的，是咱们能不能给他一个安心发展的环境，一个长远的承诺。”
梁满仓点点头，没再说话。他明白我的意思，可心里还是没底。曹河毕竟不是家乡，凭什么跟东洪争？
正说着，远处出现了车影。先是两个小黑点，渐渐变大，是两辆车。前面是县公安局的车后面跟着辆一辆黑色轿车，是王建广的和吕连群。车子开得不慢，扬起一路尘土。
“来了。”我说，整理了一下衣领。
车停稳，吕连群先下车，快步走到后座拉开车门。王建广弯腰下车，我已经伸出手迎上去：“王老先生，一路辛苦。”
两手相握，很有力，也很有温度。
“朝阳，又见面了。”王建广笑容满面，打量着我，“我这一路过来，小麦长势很不错。”
笑着打了招呼，我侧身介绍，“这位是梁满仓县长，这位是马定凯常务副县长。”
一一握手，寒暄。梁满仓身体不好，说了几句话一吹风就有些喘，但态度很热情。马定凯话不多，但礼数周到，握手时很用力。
“这位是我孙子，王明轩，在马来西亚帮我打理生意。”王建广介绍身后的年轻人。王明轩三十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上前一步微微躬身：“李书记，梁县长，马县长，各位领导好。”
“你好你好，欢迎回家。”我拍拍王明轩的胳膊，转头对王建广说，“王老先生，路上辛苦，咱们先去县里，坐下慢慢聊？”
“听你安排。”王建广说。
众人上车，往县城去。我和王建广坐一辆车，吕连群坐副驾驶。路上，我亲自介绍曹河的情况，语气平实，不夸张，也不回避问题。
“曹河接近百万人口，耕地接近一百三十万亩，财政收入两亿出头，国有企业基础比较好。”
我说得很直接，“曹河劳动力充足，民风淳朴，干部群众想发展、盼发展的劲头很足。交通这块，曹河到省里的路已经立项，下半年就动工，修好后到省城只要四个小时。电力这块，电厂项目在建，明年能投产……”
王建广听着，不时点头。他注意到，路两边的农田里，有些地块搭着塑料大棚，在阳光下泛着白光，一片一片的，规模不小。
“那是？”他指着窗外。
“那是我们去年开始推的温室大棚。”我说，“曹河气候其实适合种菜，但以前都是露地种植，靠天吃饭，产量低，效益差。我们引进技术，推广大棚蔬菜，一亩地能顶过去三亩地的收入，还能反季节上市，价格好。老百姓刚开始不接受，觉得投入大、风险高，我们就干部带头种，技术人员上门教，现在慢慢推开了。你看那边，那一大片都是去年刚建的。”
“这个思路好。”王建广赞许，“农业也要讲科技，讲效益。我在外面，也看过很多现代农业，大棚种植、滴灌技术，产量高，品质好。你们能想到这一步，不容易。”
“是啊，农业是基础，但光靠传统农业不行，只能解决温饱。”我说，“但最缺的，还是工业。没有工业，财政就起不来，很多事就办不了，教育、医疗、修路、养老，哪样不要钱？所以我们现在千方百计想发展工业，可又不敢走老路，不能搞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
这话说到了王建广心坎上。他在海外几十年，深知工业化的重要性。没有工业，农业再强，也只能解决温饱，富不起来。可工业化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个道理，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明白。
“你的想法，我赞同。”王建广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声音很沉稳，“但做起来很难。我到了沿海不少地方，他们靠交通优势逐步在发展。但在内地不搞化工，不搞冶炼，靠什么发展工业？服装、食品、电子，这些产业门槛低，竞争激烈，利润薄。没有政策支持，没有技术积累，很难做起来。”
“难，也要做。”我转过头，看着王建广，“王老先生，曹河虽然穷，但我们不想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您这次来，我想请您看看，曹河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用我们的劳动力优势，加上您的技术、市场，咱们一起，试试看。”
话说得很实在，不绕弯子，也不唱高调。王建广点点头，没再说话，目光投向窗外。
车队进了县城。曹河县城规模不小，比东洪上一个档次，街道还算干净，行人车辆交织，路两边的店铺都开着，卖布的、打铁的、修自行车的，卖家电的，生活气息很浓。
“我们先去棉纺厂看看？”我问。
“听你安排啊。”王建广说。
棉纺厂是个老厂，苗东方提前两天就做了安排，厂区里很整洁，道路干净，两旁种着杨树。厂房虽然旧，但窗户玻璃擦得亮堂堂的，机器轰鸣声从里面传出来，很有节奏。
苗东方带着杨卫革早就在厂门口等着，见车队来了，赶忙整理了自己的衣服。他身材微胖，额头上有汗，看得出是少有晒太阳。
“王老先生，这位是苗东方副县长，现在具体负责棉纺厂的改革工作。”我介绍。
苗东方上前握手，很用力，手心有汗：“王老先生，欢迎您来指导工作。我们厂条件简陋，您多包涵。”
“苗副县长客气了，我是来看实际情况的，不是来享受的。”王建广说，目光扫过厂区，“走，进去看看。”
一行人进厂参观。车间里机器轰鸣，纺纱机、织布机排列整齐，工人们在机器间巡视，动作熟练。虽然是老设备，但保养得不错，运转正常。王建广边走边看，不时问几句：产量多少，销路如何，工人工资多少，原料从哪里来，成本怎么控制，利润怎么样。
苗东方一一回答，数据很清晰，看得出是做足了功课。他说话实在，不回避问题——棉纺厂设备老化，产品档次低，市场竞争力弱，利润越来越薄。但他也说了厂里的优势：工人技术好，能吃苦；管理成本低；本地有棉花种植基地，原料供应稳定。
走到成品车间，王建广拿起一匹布，摸了摸质地，又对着光看了看纹理：“这是纯棉的？多少支？”
“是，32支纯棉布，主要供应本省和邻省的服装厂、被服厂。”苗东方说，“但市场竞争激烈，江浙一带的布匹价格比我们低，质量还比我们好。我们也在考虑转型，上一些高支高密的产品，或者搞深加工。”
“深加工怎么做？”王建广问。
“比如，搞服装。”苗东方道，“我们算过账，卖布料，一米的利润也就几毛钱。做成衬衫，一件的利润能翻几倍。做成西装、夹克，利润更高。曹河劳动力便宜，搞服装加工有优势。”
王明轩在旁边道：“但布料怎么裁，版怎么打，线怎么走，这都是技术。设计跟不上，衣服款式老旧，卖不出去。没有市场渠道，生产出来成本更高。”
王建广放下布匹，若有所思。他在马来西亚的工厂，做的就是服装。从布料采购，到设计打版，到生产加工，再到出口销售，整个链条他都熟。曹河的条件，确实适合搞服装加工——劳动力充足，成本低，有纺织基础。但真要做起来，困难不小。
“我在国外几十年，最大的感触是，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靠人管人是不行的。”
王建广边走边说，“我在台湾、美国都看过厂，他们的管理，靠的是制度。制度管人，流程管事。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有流程，有检查。工人按标准做，干部按流程查，出了问题，按制度罚。这样，效率才能上来，质量才能稳定。”
我认真听着，不时点头：“王老先生说得对。我们现在很多企业，还停留在人治阶段，厂长说了算，没有标准，没有流程，全凭经验。这样搞小作坊可以，做大了肯定不行。”
“所以，你们要搞服装厂，光有工人不够，还得有制度，有管理。”王建广说，“我举个例子，我在马来西亚的厂，每个工人上岗前要培训一个月，从踩缝纫机开始，到认布料，到看图纸，到质检标准，一样一样地过。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上岗后，每天有定额，完成定额有奖励，完不成要扣钱。但扣钱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他知道标准在哪里。”
“这个思路好啊。”这确实是听起来比较具体的管理经验，也非常值得借鉴，“我们棉纺厂现在就是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人没积极性，干部没压力。改革，首先就得改这个。”
“对，打破大锅饭，建立激励机制。”王建广说，“但也不能太急，要一步一步来。工人习惯了吃大锅饭，你突然改，他们会抵触。要先做思想工作，让工人明白，改革是为了厂子好，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好。然后试点，先在一个车间改，成功了再推广。”
“王老先生说得对，要循序渐进。”梁满仓插话，他一直在认真听，“我们计划，先在棉纺厂搞试点，打破铁饭碗，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但阻力很大，有些老工人想不通，闹情绪。”
“闹情绪很正常嘛。”王建广说，“但领导干部要有定力，看准的事，就要坚持。改革肯定有阵痛，但不能因为有阵痛就不改革。就像治病，药是苦的，但为了病好，得吃。”
一行人说着，走出车间，来到厂区空地。四月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王建广看着那些老旧的厂房，突然问：“李书记，实不相瞒啊，我们在国外，就是搞的服装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