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趟，冯泽在听完路北方“告状”电话后，确实很失望，很气愤。他当即拿起手机，分别给浙阳省委书记阮永军和省长张志鹏都打了电话。
而且，冯泽在对两人的通话中，除了问询钱玉林等人的安置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落实之外？还单刀直入，语气冷峻且严肃，直接询问两人是否存在省常委会上分庭抗礼、互不往来，致使工作推进受阻这类现象？
面对冯泽的质问，阮永军和张志鹏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言语含糊，既不敢承认，又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冯泽知道确实存在这现象后，声音猛然提高，将两人狠狠骂了一通。最后，再强硬要求两人，必须立刻端正态度，摒弃私心杂念，将钱玉林等50人的问题妥善落实，不得再有丝毫懈怠与推诿。
放下电话后，冯泽的情绪依然难以平静，路北方所说浙阳方面的事实，像一根刺，扎进了他心里。
他不是不知道浙阳的暗流，但没想到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连路北方这样一位已经调离、却仍有分量的老领导，亲自过问一件本不该有争议的事，都能被拖上这么久，甚至需要向他这个副总来“告状”。
这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效率问题，而是政治生态的问题。
冯泽知道，仅靠电话施压，或许能推动这一件事，但浙阳深层的问题并未解决。阮永军和张志鹏之间的心结，班子内部可能存在的裂痕，才是影响浙阳长远发展的隐患。
思考再三，冯泽还是决定将此事向李堂主汇报。
毕竟，一个省份的工作，就是天际城工作的一部分。现在这省里的工作出了问题，事实上，也就是天际城的问题。
最为重要的，冯泽清楚，现在浙阳省的情况，已经到了需要引起高、层注意的地步。不然，谁也扭不转目前这局面。
当天下午，冯泽来到李堂主办公室，将路北方反映的情况、自己了解到的问题，以及与阮永军、张志鹏通话的内容，原原本本做了汇报。
李堂主听着，面色渐渐沉了下来。
他放下手中的笔，目光锐利地看向冯泽：“钱玉林那帮人的事，路北方都亲自打电话问了？他们还能拖个把月？阮永军和张志鹏这俩家伙，到底在干什么？”
冯泽望着李堂主，斟酌道：“根据侧面了解，两人在工作思路和用人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常委会上经常出现僵持，很多决策效率低下。这次援非人员安置，可能也因为双方都不愿主动牵头，或者想借此事试探对方态度，才拖到现在。”
“胡闹！”李堂主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轻响：“这是把个人意气凌驾于组织原则之上！凌驾于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之上！五十个援非技术人员，虽是浙阳派出去的，但代表的是国家形象！现在回来被当皮球踢，这让其他援外干部怎么想？让基层怎么看我们？”
说罢，李堂主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语气沉痛：“我之前也听到一些风声，说浙阳班子不太和谐，但没想到严重到这个地步！连路北方这样一位已经离开浙阳的同志，说句话都不管用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眼里还有没有上级组织？还有没有大局观念？”
冯泽静静听着，知道李堂主是真动了怒。
李堂主停下脚步，看向冯泽：“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轻轻放过。安置问题要立即解决，这是底线。但浙阳班子的问题，也必须敲打敲打，否则迟早出大问题。”
说罢，李堂主挠着头，边在办公室走动，边沉吟思索。
片刻，李堂主再道：“这样，你准备一下，亲自带一个调研组去浙阳。名义上，就说是调研援外干部安置保障机制和成果转化情况，重点看看钱玉林这批人的安置落实。实际上，你要深入了解一下浙阳班子的运行状况，听听基层干部群众的反映。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批评，必要的时候，可以代表组织，给他们开个民主生活会，红红脸、出出汗！”
冯泽心领神会：“是，我明白，就是敲山震虎，敲打敲打浙阳的这帮人。”
“对。”李堂主目光深远：“浙阳是经济大省，地位重要，不能因为班子问题影响发展大局。你和路北方同志也通个气，告诉他，浙阳的问题，组织上已经介入，就请他不要操心了。现在上面就是要他好好主政河西，把河西的工作搞好就行了。”
“好的。”
……
两天后，由冯泽带队，天际城办公厅、中纪委、中织部等相关人员，组成的调研组，低调抵达浙阳。
调研组的到来，在浙阳省委省政府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虽然名义上是常规调研，但谁都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冯泽亲自带队下来，与钱玉林等人安置问题以及路北方的“告状”绝对有关。
阮永军和张志鹏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陪同调研，汇报工作，安排座谈。
在调研组召开的援非技术人员专题座谈会上，钱玉林等人终于有机会当面反映了回国后的困境和诉求。
冯泽认真听取记录，不时询问细节，并当场要求浙阳人社厅、国资委负责人说明情况、给出解决时间表。
气氛严肃而高效。
更让阮永军和张志鹏感到压力的是，调研组不仅调研安置问题，还广泛与浙阳省委省政府班子成员、部分厅局负责人、老干部代表进行个别谈话，深入了解班子运行、决策机制、团结协作等情况。
谈话中，冯泽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但多次强调“班子团结是生命线”、“一把手要善于团结各方面同志”、“副职要积极配合主要领导工作”等原则，言辞恳切却又意味深长。
阮永军和张志鹏都听出了弦外之音。
在调研组离开前，冯泽专门与阮永军、张志鹏进行了一次小范围谈话。
谈话中，冯泽语重心长：“永军、志鹏同志，浙阳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是几届班子和全省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前改革发展任务很重，尤其需要班子精诚团结，形成合力。一些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很正常，但一定要摆在桌面上，通过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决不能搞会上不说、会下乱说，更不能因为个人好恶影响工作推进。”
他看着两人：“钱玉林这批人的安置，必须按时保质完成，这是对组织的交代，也是对这五十位同志的交代。同时，希望你们以此为契机，好好反思一下班子的运行，加强沟通，增进理解。组织上对你们是寄予厚望的，不要辜负这份信任。”
阮永军和张志鹏都面色凝重地点头，表示一定深刻反思，加强团结，抓好落实。
然而，这样的“敲打”，真的能从根本上解决浙阳班子深层次的问题吗？冯泽的亲自调研和谈话，固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震慑效果，让搁置三个月的事情三天解决。
但是，阮永军和张志鹏之间长期形成的工作思路分歧与心结，是否就能因此冰释？班子内部若只是表面恢复“团结”，实则暗流仍在，那么下一次遇到棘手问题或利益分配时，类似的推诿扯皮会不会换一种形式再度上演？
路北方一个电话就能直达天际城，但这事儿，终究是特殊案例，更多普通干部群众的诉求，又能通过什么机制得到及时回应和解决呢？
这些问号，依然沉重地悬在浙阳政坛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