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在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的同时，往往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心。
所以对于都城的营建与选择，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件大事。
但作为一个草原上崛起的强大帝国，因为其民族特性的不同，在成吉思汗建国之时其实是没有首都的，如果硬要强制选择一个首都的话，那么斡难河老营可以勉强算是。
直到1235年，在蒙古帝国建立29年之后，窝阔台才下令将哈剌和林确定为蒙古帝国的首都。
其实作为一个受汉法影响比较深的帝王，忽必烈早在担任亲王的时候就在开平开创了自己的府衙，也就是金莲川幕府，再加上后来常年经略汉地的经验，使得忽必烈深刻意识到，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强盛，拥有一个固定的首都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忽必烈即位之后，政治及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和林的地理位置过于深入漠北，对于治理广袤而又富饶的汉地则显得有些鞭长莫及，所以忽必烈便衍生出了想要重新建都的想法。
公元1263年，忽必烈将开平升为上都，取代和林成为大元帝国新都城，同时将其作为驻夏的纳钵（行营的意思）。
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又下诏将燕京恢复金朝时中都之名，并将其定为陪都，学习中原王朝开始施行两京制度。
但实际上，忽必烈自从开平即位之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中都度过的，不过由于成吉思汗当年攻陷中都时将其内的宫殿大部分焚毁或者拆除，并且破坏了城内的供水系统，导致整座城市连日常所需的用水都时常出现不足的情况，忽必烈便居住在中都城外的金代离宫（皇帝在都城之外的宫殿，最着名的譬如承德避暑山庄）——大宁宫内。
但忽必烈心知，中都燕京的位置其实要远胜于上都开平，当初施行两京制目的就是为了将政治中心平稳过渡至中都，再加上自己常年居住在离宫内终究多有不便，故此忽必烈对于修建新都的想法便越来越强烈。
但修建一座城市与盖一间房屋不同，无论是设计、规划，还是选址、风水，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讲究，尤其是蒙古旧俗忌讳极多，他们认为在废弃的古城遗址上修建新的宫殿是非常不详的一件事，在蒙语中将这种被废弃的古城遗址称之为“马兀八里”，马兀是坏或者恶的意思，八里是突厥语，意思为城；马兀八里，就是罪恶之城。
不仅如此，修建一座城市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里里外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操心，忽必烈作为一国之主，自然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操心这些事，于是他便将这件事委托给了他身边最信任的人——‘聪书记’刘秉忠。
之选择刘秉忠，忽必烈也不是脑袋一热，胡乱指派的，他也是经过了仔细地思考才将这个重担交给他的。
一是因为在忽必烈以亲王之身总领漠南汉地军事的时候，他所开府的开平城就是由刘秉忠负责修建的，算是有营造城市的经验。
第二是因为刘秉忠此人忠心且能干，不仅追随了自己数十年之久，而且还为自己推荐了无数的人才，在朝中很有威望，让他主持大局，几乎没有人不服，也省去了营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繁缛之事。
第三则因为刘秉忠是个和尚，而且是个精通儒、释、道等多种学派的和尚，可以融合诸派的风水理论，来为大元的都城选择一块隆运昌盛的宝地。
而刘秉忠在接受这个任务后，也是兢兢业业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先是将中都城周围的所有山川河流尽皆丈量了一遍，并且仔细考察了辽、金两代旧都，最终决定在原金中都的东北方建设一座规模宏大的新都城——元中都。
在向忽必烈详细汇报了选址的情况，给他砍了新中都的规划图之后，忽必烈十分满意，于1266年十二月，正式任命刘秉忠为总负责人，色目人也黑迭儿为总设计师，郭守敬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中都至通州的运河，满足新都城的用水之需，安肃公张柔、工部尚书段天佑主管工程建设，开始正式修建两都，其中中都为新建，上都为扩建，主要工作重点为中都。
至元四年初（1267年），筑城工作正式开始，由于有着忽必烈的大力支持，在修建过程中十分顺利，工程进度神速，至四月时，新宫城（皇城城墙称之为宫城）已经初具端倪，到了第二年的十月，宫城主体便修建完毕。
至元七年，因为当年闹饥荒，遣散了一部分的民夫回家种地抗灾，工程进展略微缓慢；但第二年又加快了进度，快到了什么地步呢？
至元八年八月十七开始动工修建大内（皇宫），仅用时六个半月，至第二年三月五日即修建完工，要知道，这六个半月之中，还有近四个月的冬季，以现在的建筑工艺，在北方入冬之时所有的建筑工地尚且要停工，更遑论那可是八百多年前，这实际意味着，仅仅用时不到三个月，便修起了一座皇宫。
至元九年二月，忽必烈突然心血来潮，亲自带人去工地参观了一圈，在见到新都的建设雏形之后十分高兴，下旨将中都更名为大都。
在参与大都的选址、设计、规划的一众人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个人叫做八思巴。
有的朋友们可能还记得，前文之中我们曾提到过这个人，他是藏传佛教大师萨迦班智达的亲侄子，曾追随萨班一同前往凉州觐见蒙古亲王阔端，参与过着名的‘凉州会盟’。
1251年，就在蒙哥即位之后几个月，萨班于凉州去世，年仅十八岁的八思巴继承了他的职位，成为萨迦派的新任首领，因为其同样通晓五明，所以同样被称为班智达。
1253年，忽必烈率军南征大理，屯兵于六盘山，因为久闻八思巴佛法精深，于是忽必烈便邀请他前往六盘山一见。
八思巴应邀前去，与忽必烈进行会面。两人见面之后，忽必烈先是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要派人去吐蕃摊派兵役，收取珍宝。
八思巴闻言急忙劝道：“吐蕃不过是偏远之地，土地贫瘠、百姓穷苦，还请王爷不要摊派兵役了吧。”
但忽必烈认为他所言皆为托词，于是便充耳不闻，八思巴见状，便开口说道：“既然王爷执意如此，那藏地之内的僧人们便没有必要来此住坐了，请王爷放我们回去吧。”
此话隐隐有着威胁的意味在里面，因为藏地大部分都信奉佛教，而且萨迦派是藏地之中信徒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教派之一，他们如果离开凉州，回去组织僧侣与牧民们坚决抵抗蒙古人的话，那么藏地将成为蒙古帝国背后的定时炸弹，时刻威胁他们的后方。
可忽必烈话已经放出去了，此时收回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于是二人便僵持在这里。
眼看着场面陷入了僵局，随军出征的忽必烈之妻——察必出来打了圆场，对忽必烈说道：“八思巴的功德与学识远胜许多老僧，咱们应该将他留下。”
见察必如此说，忽必烈也就坡下驴，朝着八思巴问道：“你的祖先有何功业？”
八思巴便将唐朝时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讲给他听，为了验证他的话，忽必烈亲自翻阅典籍，确认他说的是真的，于是又与他交谈了一番，仔细了解了吐蕃的历史与藏传佛教的教义，不由得大为震撼，对八思巴钦佩有佳，并请求他为自己灌顶（佛教的一种仪式），但八思巴却说道：“受灌顶之后，上师当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忽必烈一听，我只不过是想灌个顶，你却拿我当鸡蛋灌饼，想随意摆布我，那可不行！于是便表示难以接受。
但察必深知，忽必烈其实内心非常想得到吐蕃一系的支持，于是便再次出来当和事佬，劝解道：“我看不如这样，没有外人的时候，上师坐上座。但若有朝中勋贵、官员等外人在时，王爷坐上座。”
这个提议得到了忽必烈的同意，八思巴也不好过于蹬鼻子上脸，于是也点头答应，忽必烈遂拜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为忽必烈一家二十五人传授密宗灌顶。
自此之后，八思巴便一直以上师的身份追随忽必烈，为其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忽必烈也投桃报李，在开平即位之后，封年仅22岁的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予玉印，让他统领天下释教，成为全国佛教的领袖。
除此之外，因为考虑到藏地与内地交通不便，道路不畅，对于中央的管理和商旅的往来通行都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再加上如果忽必烈继续南征的话，从藏地绕攻四川是一个很好的路线，但后勤补给却因为道路的问题难以供应得上，所以忽必烈下令建设通往藏地的驿站。
这种能够造福藏地的举措，八思巴自然没有意见，而且非常支持，甚至在吐蕃佛教界特意颁布了一道法旨，传令整个藏地都要全力配合建设。
于是，一条从青海到萨迦，由27个大型驿站组成的青藏连接路就此建成，极大地加强了藏地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与畅通。
公元1264年，忽必烈又设置了总管天下佛教兼治吐蕃之事的专门机构——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之位兼管总制院事，同时下令封其弟恰那多吉为白兰王，命其为藏地三区总法官，赐金印及同知左右两部衙署，并将公主莫麦卡顿赐婚给他。
在大肆封赏二人的背后，忽必烈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因为藏地虽然名义上归附了大元朝廷，但实际上很多地方还在中央的控制之外，甚至在后藏地区还有很多藏民视蒙古人为敌，更有甚者还出兵打劫来往的大元商队和使者，为了加强对于藏地的统治，忽必烈在封赏二人之后即命令他们返回藏地，完成建立吐蕃行政体制的任务。
他们二人的分工也很明确，八思巴作为萨迦派领袖，更多起到的是精神上的带头作用，而拥有白兰王职位在身的恰那多吉则是大元朝廷在藏地的代言人，负责治理百姓。
在临走之前，忽必烈再一次召见了八思巴，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因为这个任务是造字。
此时的大元内部通行的是成吉思汗时期，由畏吾儿人塔塔统阿创行的畏吾儿蒙古文，虽然经过了不断的修改和添加，此时已经能拼写出大部分的文字，但依然有些文字无法用蒙古文拼写，所以在发行各类旨意和法规之时，在除蒙古草原外的各统治区内，不得不选用各地区的独有文字，比如汉字、契丹文、畏吾儿文以及波斯文等。
不过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却用其他民族的文字来颁布法令，这件事在忽必烈的心中一直是一根刺，于是忽必烈便想让八思巴替他创行出一种全新的蒙古文字，作为大元帝国的官方文字来使用。
说造字简单，是因为此时的蒙古文字已经有了雏形，只不过是有一些音无法通过其余的文字书写出来，就像q音，就无法用汉字来书写，因为汉字属于象形文字，q这个音节所代表的意思是无法用形状来表现的，正所谓“字以万计，而不足以括天下之声，有声而无字者甚多。”
说造字难，则是因为忽必烈的要求，他要求新的蒙古文能够“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但世界上的语言何止万千？
再加上大元帝国的疆土横跨亚欧大陆，甚至连远在非洲的埃及也跟他们接壤，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文字能够翻译所有的语言，即便是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不断有新诞生的字加入到汉字群体之中。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八思巴还真的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蒙文——八思巴蒙文。
他以藏文字母衍化出最早的拼音字，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而行，一共有四十多个通用字母，既能用来拼写蒙语，也能用来拼写汉字，只不过在拼写这两种文字的时候，有些发音会变得不太一样。
公元1269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向忽必烈献上了这种新文字，在经过详细讲解之后，忽必烈十分满意，下令在诸路设立蒙古字学，第二年又在各学之中设立了蒙古字学教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至元八年正月（1271年），忽必烈又下诏成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命令朝中的蒙古权贵、汉人百官及各怯薛歹官员选派子弟入学，将《通鉴节要》（即《资治通鉴》要点节选）用新蒙文译写之后作为教材，教习众人。并传旨各地，以后各省、部、台所用印信及颁发的铺马札子（在驿站换乘驿马所用的凭证）并用蒙古字，各地官府所上奏折皆用新蒙文书写。
但即便如此，民间却依然难以推行新蒙文，整个元朝一代，八思巴蒙文始终被定为官方文字，但实际所用者却极为稀少，有史记载，最后一次可考的该文字书写年份为1352年。
从那之后，八思巴文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沦为了一种“死文字”，不过所幸的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一部分元代文物和八思巴文钱币上看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