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老，褚老，不得了啦！了不得啦！孙奇逢来了，
吴一夸张地用手在额头一抹道：“你看，全是汗啊。”
“小吴啊，你是说直隶容城的孙奇逢来了？”
吴一接口道：“可不是么，我已把他的一家子安排在宣传部的招待所里。”
褚老道：“也好，来了一位真正的大儒，小吴啊，好生安排吧，目前黎城高等学院以筹备完，最好让孙奇逢去，想办法挽留他，他的号召力，可不一般，往后，像这种已出名的，还没出名的文人大儒，慢慢会汇集到这里，在学术上可以交流，在思想、理论、主义上不要去强迫，让他们自己去看，自己去理解，人民南路那边的学院区住房也快完成了，这些住房就是分配给以后有功人员，对解放区作出特殊贡献的人准备的，全是单独的四合小院，院内主房、书房全是落地大玻璃窗，独立卫生间，抽水马桶、洗手池，米白色地砖，电灯照明，一共建了20套，还有小一号的三合院，里面设施差不多，也有20套，在人民北路上是四幢五层公寓楼房，一共120套房，每户240平米，除去主室，客厅，2厨房，2卫生间，书房，另隔有四个小房间，这是专门为现在的社会家庭设计的，因为有钱能买这房的人，一般家里全有小妾，丫鬟。四幢楼目前是整个黎城的标志性建筑，四楼合围着楼下一个小湖泊，四周建有楼台亭阁，沿湖有长廊，遍种桃柳树，原本是穿越众的居住地，后然一想，不需要，用大虎、新娟的话来说，我们的归宿不在这里，所以干脆成了房地产买卖了，现在预订的全是实力很强的商户，大户们，哈哈，条件也差不多成熟了，对哪些有进步思想的文人，好生相待，对那些只会空谈还顽固不化的不要理睬，这种文人最多，也很讨厌，我们想挡是挡不住的。”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直隶容城（今河北保定容城）人，明末清初理学大家，与黄宗羲、李颙齐名，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孙奇逢万历二十八年中举，后父母接连去世，在乡庐墓6年。期间，刻苦读书，经、史、子、集广为涉猎，并多与贤友切磋论学。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居孝期满的孙奇逢开始游学京师，广交名士。
去年满清入关后，原本的历史走向是孙奇逢南迁河南辉县，河南辉县在夏峰村授徒讲学20余年，着书立说，研读各家经典，创立“夏峰学派”。黄宗羲评价“北方学者大出其门”，故孙奇逢又有“北方孔子”的美誉。
可是现在，孙奇逢带着家小，正南下赶去辉县，半道上偶然间看到了某一期《黎城周报》后，立马带着家小，赶到了黎城，找到了《黎城周报》编辑部，上报到吴一手里。
另有外国传教士汤若望，彻夜难眠，桌上的某期《黎城周报》赫然写道：“太阳中心说，地球以太阳为中心，地球绕太阳一圈为一年，而月亮环绕地球运转，在太阳系中，有8大行星，分别为水星、火星、地球… … .”
要知道此时的日心说，才刚刚被哥白尼发现，而要得到证实却在60年后，约翰尼斯-开普勒和伽利略-伽利雷证实。
而另一篇为地球分南半球和北半球，两个极点为南极和北极，常年被冰雪覆盖，而赤道… … 。
汤若望坐不住了，找到了当时任通政司的李天经。
先来说一说李天经此人。
李天经，字性参、号仁常，吴桥县城关镇驸马村人。祖父李懿，曾任明朝西宁道兵备副使，为边防名将，文武兼备。李天经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驿外郎、济南郡太守、山东督粮道、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光禄寺正卿（一品），官至兵部尚书，他为官清正，被誉为“李青天”，并且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天文学家。
原本的李天经正要辞官，原因就是不当这个清朝的官，正打算以病老为名，辞归故里，这一天，汤若望来拜访，连忙引进书房，等丫鬟上茶完后，只见汤若望很神秘地掏出了一个装订本《黎城周报》，这一看不打紧，把李天经给吸引住了，短短的几篇文章，《黎城周报》是用来科普的知识，可在这二位看着后，是越来越心惊，要知道，李天经曾和李之藻、王应麟及外籍传教士龙华民、邓玉涵、罗雅谷、汤若望等人参与，经过不懈努力，历经五载，完成《崇祯历书》，它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内容包括天文学基本理论，三角学，几何学，天文仪器，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动、交食，全天星图，中西单位换算等，共四十六种，采用第谷（1546—1601）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中翻译了哥白尼（1473—1543）《天体运行论》中的许多章节，还有开普勒（1571—1630）《论火星的运动》一书中的材料，历法计算中不用中国传统的代数学方法而改成几何学方法，该书126卷，全是他审核的，而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五大行星，变成了八大行星，还对这八大行星做出了解剖，行星的大小、质量、组成物质、温度及每一颗行星的卫星，星环等等，短短几千字，包含了一个太阳系，只能用震惊，震惊来形容了。
大明理学家刘宗周不是坐不住了，而是气不过了，在大明像刘宗周这种文人很多的，不过别人如果碰壁要么回头，要么改变，可是刘宗周就是一根筋，那么先来说一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刘宗周，字起东，别号念台，明朝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着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巨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那么刘宗周最后为什么要绝食寻死？也就是说明年1645年7月，刘宗周要绝食了，接下去就说说他的过往生平就知道，此人这样的死法是合情合理的，还带有一丝的悲壮。
万历二十九年，也就是1601年，刘宗周高中状元，人生三大喜，一曰，状元及第时。二曰，同房花烛时。三曰，他乡遇故知。可是巧不巧，此时刘宗周母亲正好去世，刘宗周只能丁忧三年为母守孝，这是古人的大规，三年后，什么菜全凉了，只能在家苦读经书，做做学问。
到了天启年间，时来运转，被朝廷任命为礼部主事，不出一年又升任右通政，就这样正式踏入官场，可是刘宗周跟其他人不一样，不入世俗，自己想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人在官场上不可能官运亨通。
当时，魏忠贤当道，许多文人官员被魏党排挤出朝堂，要么投奔魏党，要么绕道避之不及，而刘宗周主动去得罪魏忠贤，还顺带着把客氏也得罪了，客氏何许人也，她是天启得奶娘，也就是说，天启帝喝客氏奶长大的，有明朝野史说，天启帝跟客氏是有野情的，后宫的嫔妃敢怒不敢言，有谁反抗，不出几日，这嫔妃就莫名死去。
刘宗周被这两人算计，结果惹恼了皇帝，被削职遣送回原籍。
到了崇祯年，换皇帝了，新朝起用新人，想起了这个万历状元，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其实，刘宗周早就心灰意懒，尽管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啊，他还是去了。
这一次身为御史，那就要吸取教训了吧，可是谁叫他是刘宗周呢，反而变本加厉，一日三本，某日，一日四本奏书，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又劝崇祯“修心”、“修德”，学习上古的尧舜治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崇祯帝学习这些，也是改变不了明朝的局势的。此后，刘宗周文人脾气发足了，干脆选择了辞官回乡。
到了崇祯九年，此时的明朝更是无人可用了，又一次起用了刘宗周，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忧外患，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明朝的国运似乎已经倾斜向了后金。刘宗周虽然是儒家学者，但是在为官和治理朝政来说，简直是一窍不通。
刘宗周接着又是老一套，还建议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的慎独境界。对此，刘宗周的建议还没完，建议崇祯帝每天“讲求二帝三王之学”，给皇帝恶补历史，汲取历代亡国之君的经验教训。
刘宗周这样的建议并不是说不行，而是在当时明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是要求崇祯帝修德治心，近儒臣等等，这样的建议在当时根本无济于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刘宗周的建议是可行的，太平盛世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肯定会让王朝继续发展到顶峰。但明末时期，这样的建议无可厚非。紧急公文，皇帝都处理不过来，哪有闲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刘宗周当时的建议，无疑是在濒死之人面前，大谈特谈养生之道。
对刘宗周的陈词滥调毫无兴趣，崇祯帝忙于筹集军饷，增强军力，平息农民起义、抵御满清。此时的刘宗周真是看不出火候。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宗周还对皇帝喋喋不休，崇祯帝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再次罢免了刘宗周。
大家看到了吧，有奇葩皇帝，就会有奇葩大臣，这位刘宗周的官场经历可算是曲折了，嘿嘿！可谓是到头了吧，可是，最怕就是可是二字了，接下去发生的事就是无语了哦。
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再次启用刘宗周。哈哈哈！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无语了，刘宗周并没有接受教训，依旧固执己见，不晓得变通。御史杨若侨向皇帝举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声称此人精通火器制造，可以启用他，铸造火炮击败清军。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是刘宗周据“理”力争，声称：“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 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啊。”
时间到了1644年5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史称“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无语，无语了哇！这南明焉有不亡吗？
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刘宗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又一次挺身而出，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一日三曰是常态，四曰、五曰才是正题。后然干脆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于是他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排挤。
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有人说，这是真文人，有傲骨，有一腔热血，可大多人避他之不及，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一根筋到底，最后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又是五曰奏。
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大家看到了吧，历经四朝，实际在朝参政只是四年，夸夸其谈了四十五年。
按原来的历史走向，接下去就是悲壮了，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六月十三日（7月6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7月8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
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名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刘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初八日（7月30日），刘宗周前后绝食而死。其子刘勺遵照他的遗命，曰：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
而现在的刘宗周，气势凶凶地在南京朝大骂《黎城周报》，
看看，这是什么话，明朝还没有亡呢，说南京朝专已党争，把个人荣辱高于国家，把个人私利建在民族之安危之上，罔顾百姓生死，启用卖国求荣之人当政，明年必亡！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等有时机，非要去讨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