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葛洪是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
葛玄东汉道教天师。字孝先，被尊称为葛天师。为道教灵宝派祖师。《抱朴子·金丹篇》称曾从左慈学道，受《太清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金液丹经》等道经，于合皂山(今江西樟树市境内)修道。后遨游山川，周旋于括苍、南岳、罗浮诸山。后汉室倾覆，三国战乱，于是删集《灵宝经诰》，精心研诵“上清“、“灵宝“诸部真经;曾嘱其弟子郑隐，在他死后将“上清“、“三洞“、“灵宝“中盟诸品经箓付阁皂宗坛及家门弟子，世世箓传。
据说，吴嘉禾二年，葛玄径往阁皂东峰建庵，筑坛立炉，修炼九转金丹。《灵宝经箓》传自葛玄，故后世灵宝道士奉他为阁皂宗祖师。《三国志·吴书》记载:孙权好道术，葛玄尝与之游，得权器重，特于方山立洞玄观。《舆地志》也有赤乌二年建立方山观的记载。北宋封“冲应真人“南宋封“冲应孚佑真君“。道教尊为葛仙翁，又称太极仙翁。在道教流派中与张道陵、许逊、萨守坚共为四大天师。
从汉魏之际的葛玄，经郑隐，至晋代葛洪，道教仙术经葛氏家族的发展，渐趋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神仙信仰开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仙术，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导修道成仙的思想和具体方法，而不再只是装神弄鬼的骗人把戏。其二是某些天师教徒通过经典和仙术秘诀的传承，开始结成组织，在道教中形成了不同于三张五斗米道的神仙道教派别。葛玄、葛洪这一派，被后人称为葛氏道或葛家道，他们对后来道教的继续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东晋南朝时期道教中新出的灵宝一派，即托称葛玄为开派祖师。实际上葛家道的创始者是葛洪族孙葛巢甫，而其集大成者是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这一派以《灵宝经》为主要传习经典，以元始天尊为最高神，重视斋直功德，劝善度人，有较为完备的宗教仪式。
至于左慈，其实在史书方面的记载完全和葛洪他们必能比，完全是属于传说中的人物。
当然也不是没有记载，左慈的记载完全是附带在戏弄曹老板那一段的内容。
左慈左元放，东汉末方士，在道教历史上，东汉时期的丹鼎派道术是从他一脉相传。
左慈精通五经，晓房中术，也懂得占星术，从星象中预测出汉朝的气数将尽，国运衰落，天下将要大乱，就感叹地说:“在这乱世中，官位高的更难保自身，钱财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间的荣华富贵绝不能贪图啊!“于是左慈开始学道，对“奇门遁甲“也很精通，能够驱使鬼神，坐着变出美味佳肴。他在天柱山精修苦炼道术，在一个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经》(三国演义中为《遁甲天书》)，学会了使自己变化万端的方术，法术很多记也记不过来。
东汉末年的曹操听说后，把左慈召了去，关在一个石屋里，派人监视，一年没给他饭吃，过了一年才把他放出来，见他仍是原来的模样。曹操认为世上的人没有不吃饭的道理，左慈竟然一年不吃饭，一定是妖邪的旁门左道，非要杀掉他。曹操一起杀左慈的念头，左慈就知道了，就向曹操请求放他一条老命，让他回家。曹操说：“为什么如此急着走呢？”左慈说：“你要杀我，所以我请求你放我走。”曹操说：“哪里哪里，我怎么会杀你呢。既然你有高洁的志向，我就不强留你了。”曹操为左慈设酒宴饯行，左慈说：“我就要远行了，请求和您分杯喝酒。”曹操同意了。当时天气很冷，酒正在火上浸着，左慈拔下头上的道簪搅和酒，片刻间道簪都溶在了酒中就像磨墨时墨溶入水中一样。一开始，曹操见左慈要求喝“分杯酒”，以为是自己先喝半杯然后再给左慈喝自己剩的半杯，没想到左慈先用道簪把自己的酒杯划了一下，酒杯就分成了两半，两半中都有酒，相隔着好几寸。左慈先喝了一半，把另一半杯子给了曹操。曹操不太高兴，没有马上喝，左慈就向曹操要过来自己都喝了。喝完把杯子往房梁上一扔，杯子在房梁上悬空摇动，像一只鸟将向地上俯冲前的姿势，要落又不落，宴席上的客人都抬头看那酒杯，好半天杯子才落下来，但左慈也不见了。一打听，说左慈已回了他自己的居处，这一来曹操更想杀掉左慈，想试试左慈能不能逃过一死。曹操下令逮捕左慈，左慈钻进羊群中，追捕他的人分不清，就查羊的原数，果然多出了一只，知道左慈变成了羊。追捕的人就传达曹操的意思，说曹操只是想见见左慈，请左慈不要害怕。这时有一只大羊走上前跪着说：“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呢？”追捕的人们互相说：“这个跪着的羊一定就是左慈了！”就想把这羊抓走。但这时所有的羊都跪下说：“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呢？”这样一来追捕的人真弄不清哪只羊是左慈了，只好作罢。后来有知道左慈去处的人密告给曹操，曹操又派人去抓，一抓就抓到了。
其实并不是左慈不能隐遁脱逃，是故意要给曹操见识一下他的变化之术。于是左慈让抓他的人绑上投入监狱。典狱官打算拷问左慈，却发现屋里有个左慈，屋外也有个左慈，不知哪一个是真左慈。曹操知道后更加怀恨，就命令把左慈绑到刑场杀掉。左慈却突然在刑场上消失了。于是命令紧闭城门大肆搜捕。有些搜捕者说不认识左慈，官员就诉说左慈一只眼是瞎的，穿着青色葛布衣扎着葛布头巾，见到这样的人就抓。不一会儿，全城的人都变成了瞎一只眼穿青葛布衣扎葛巾的人，谁也无法分辨哪个是左慈。曹操就下令扩大搜捕的范围，只要抓住就杀掉。后来有人见到了左慈，就杀了献给曹操，曹操大喜，尸体运到一看，竟是一捆茅草，再到杀左慈的地方找尸体，已经不见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玩意肯定是胡扯的，可是要知道那玩意可是正儿八经的写在《后汉书》的方术列传里面。
“李冰，乱入到四川那边吧！”系统继续说道。
蜀人崇奉李冰，尊为川主，所以这么安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秦蜀郡太守李冰建堰初期，都江堰名称叫“湔堋”，这是因为都江堰旁的玉垒山，秦汉以前叫“湔山”，而那时都江堰周围的主要居住民族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做“堋”，所以都江堰就叫“湔堋”。
“凝聚过智慧的汗珠与卓绝的远见灌溉了历史，灌溉了民族，灌溉了古诗，灌溉了良田”。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四川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其最伟大之处是建堰两千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
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都安县，因县得名，都江堰称“都安堰”。同时，又叫“金堤”，这是突出鱼嘴分水堤的作用，用堤代堰作名称。
都江堰有效的管理保证了整个工程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椽”和“都水长”负责维护堰首工程。
都江堰位于岷江由山谷河道进入冲积平原的地方，它灌溉着灌县以东成都平原上的万顷农田。原来岷江上游流经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一到成都平原，水速突然减慢，因而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随即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
每年雨季到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势骤涨，往往泛滥成灾；雨水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远在都江堰修成之前的二、三百年，古蜀国杜宇王以开明为相，在岷江出山处开一条人工河流，分岷江水流入沱江，以除水害。
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李冰主持创建的都江堰，正确处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泄洪道、宝瓶口引水口等主体工程的关系，使其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巧妙配合，浑然一体，形成布局合理的系统工程，联合发挥分流分沙、泄洪排沙、引水疏沙的重要作用，使其枯水不缺，洪水不淹。都江堰的三大部分，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奥妙之处，集中反映在以上三大工程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形成无坝限量引水并且在岷江不同水量情况下的分洪除沙、引水灌溉的能力，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解放后，又增加了蓄水、暗渠供水功能，使都江堰工程的科技经济内涵得到了充分的拓展，适应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
都江堰水利事业工程针对岷江与成都平原的悬江特点与矛盾，充分发挥水体自调、避高就下、弯道环流特性，“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正确处理悬江岷江与成都平原的矛盾，使其统一在一大工程体系中，变水害为水利。
“慎到，乱入到田横阵营。”
“额……”鲍鸿闻言，也是无力吐槽。
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在稷下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有较多的交往。他们一起被齐王命为大夫，受到尊敬，齐王还特意为他们建起了高楼大厦，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
所以说，齐国当年结下的因果得多强大啊，随随便便遇到两次爆表就会有齐国阵营的人。
尤其是稷下学宫那个鬼地方，在里面讲学过的大神不要太多啊。虽然说人家燕昭王千金买马骨刷爆了齐国，那是因为在稷下辩论的很多人都跑出去实践的。但是即便是如此，如果实践的地方是某些小国，没什么传承的话，十有**也会落在田齐阵营的几个势力麾下。
“最后许行，现在史书都没说过他曾经给哪个国家宣扬他的思想，不过他那个思想，估计也没哪个国家能接受得了。”系统笑道，“不过考虑到商君他们那群人的耕战有所关联，就直接把他安排道鬼谷子他们一起吧！”
耕，即农耕;战，即作战。主要目的是实现兵农合一，既保障国家的经济力量，又保障国家的军事力量。商君书中有关于耕战的大量描述。
春秋以前，只有贵族才能从军，因此战争具有礼仪性质或者说游戏性质;战国以后，战事日渐惨烈，从贵族战争演变成为全面战争。耕战制度也就是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而出现的，主要是法家人士倡导。如李悝、吴起等，最著者则是商鞅，他在秦国建立的二十等爵制度就是对耕战的保障。战国之前，没有纯粹的农民，军人皆是贵族;耕战制度建立后，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体，贵族多由军人出身。秦国即凭借强大的农民生产体系、全民皆兵以及战争鼓励制度，从而横扫六国。
这和许行所说的相类似，如果国君不与民并耕，而是像滕文公那样，拥有储藏粮食的仓廪和存放钱财的府库，那就是损害民众来供养自己，这样的国君就不配说得上贤。
这是许行对当时统治者的尖锐批评和控诉。许行君民并耕之说的提出，是由于战国时代战争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因此他强调国君必须重视农业并亲自耕作，以救时弊。
当然，商君什么不会刻意针对君主，而许行作为学术理论就没有哪方面的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