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显然，在我们的安享护理慈善基金和各地的安享医院工作，是一份辛苦而不讨好的工作。
安享护理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在7年当中就更换了16个。
他们虽然都很乐意拥有那份相当不菲的薪水，也很高兴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但实际接手之后，都感觉难以承受这种种的压力。
这些压力甚至都已经影响了他们和他们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
他们当中甚至有一个名叫安德鲁的人，还因此而遭到未遂谋杀。他的汽车遭到过汽车炸弹的袭击和职业枪手的狙击。一次炸飞了车门，一一次被击碎了前窗玻璃。
只是因为命大，他两度逃过一死，但是最后仍然被子弹洞穿了膝盖，而落得终身残疾，不得不提前退休，避居到新西兰的某个乡间农庄去了。
安享护理慈善基金会的办公大楼，平均每年都要发现几十个各种炸弹，从邮件炸弹、行李箱炸弹、垃圾筒炸弹、汽车炸弹到人体炸弹，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有一位丈夫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离开吵闹烦扰的家庭，入住安享医疗来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最后，在神职人员的陪伴下，安详地自然死亡在医院面对着瑞士圣女峰皑皑白雪的洁净病房里。他在死亡之前通过律师公证，留下了遗嘱，把80%的家产捐赠给安享护理基金。
结果，他的寡妇坚持认为，是安享医院为了劫夺他丈夫的遗产，诓骗了她丈夫来到这里，并且绑架和非法囚禁了她的丈夫，最后用卑鄙的手段谋杀了她的丈夫。
她和我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并雇佣大量水军，发动了规模惊人的全球网络口水战。
在诉讼最终失败之后，她完全无视法庭上那些清晰无误的证词和丰富完善的证据链，始终认定我们是谋杀犯。
为了伸张正义，她雇佣了一名其他国家的单身中年妇女，充当人体炸弹，找了一个招待生作为内应，试图在我们基金会年会的主席台下引爆自己，炸死我们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
虽然案件被当地警方及早破获，警察在现场实行了有效的拦截阻挡，爆炸并没有成功地炸飞主席台，但是那位受雇的中年妇人，还是在逃避警方追捕的时候，情急之下，逃到大街上的一个超市门口引爆了炸弹。爆炸摧毁了大半个超市，炸死炸伤无辜的路人、游客和购物者200多人。
在全球舆论的重磅轰炸下和当地反恐部门的反复审查下，当地安享医院不得不关闭了整整一年。
后来，我们只得花费重金雇佣了专业的保镖和保安公司，来负责基金会大楼、工作人员和各地医院的安全防恐，也不得不投资亿万，在各处安装了高科技的各种安防设备。
（二）
因为安享基金和安享医院自开设以来就麻烦众多，我不免觉得有些气馁和沮丧。
只是想让那些无助面对死亡的人，死得更有尊严一点，更舒服一点，更安详一点而已，并没有任何谋取私利的想法，也没有任何坏心，为什么世间的人对我们这样不依不饶呢。他们容忍了那么多荒诞的事情、无聊的事情、丑恶的事情，为何对别人做一点善事，就这样百般挑剔，万难体谅？
汽车爆炸案后，我去看望了基金负责人，从医院回来之后，对你说，我心里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之前做了那么多商业并购，世人虽然也议论纷纷，但都没有产生过要谋杀我下属的想法。
想做成一件好事，为何就这么难呢。
我丧气地对你说，有时候，真的觉得世间人，配不上得到这样的救助。
你笑着说：“世人不配得到救助这句话，逻辑上是不太严密的。因为，所谓救助，就是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自救的人啊。如果对方很配得上救助，他其实也就不需要外来的救助了。”
你说：“你不是对我说过吗，前一生高雄曾经告诉过你，做慈善的第一基本功就是受委屈。由于那些需要救助的人，往往不是思维方式正确、行动能力优秀的人，所以，他们才会陷入困难的景帝无法自立自救。既然有思维方式不够正确、行动能力不够优秀的毛病，且又受苦很深，所以，面对救助，往往就不会做出我们期待的良好反应。”
你举例子说：“这就像我们跳下河去，救一个溺水的人。因为溺水者不会或者此刻已经不能游泳，又被窒息折磨得生不如死，所以，他一般来说都不会正确配合救助，而会死命保住救助者，乃至害死救助者，此时此刻，他也完全不会有对救助者的感恩或者理解之心。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不配得到救助吗？我们要不要继续去救这样的人呢？”
我被你的话说得慢慢平静了下来。
你说：“亲爱的，如果我们带着施恩望报的心态，去做扶危济困的工作，最后，往往不见得能减轻多少对方的痛苦，反而会令自己的内心十分痛苦，进而，因为不堪忍受内心的痛苦，而退失了当初的见义勇为之心。”
你再举例说：“做扶危济困的工作，就有点像一个陪产的丈夫，伸出自己的胳膊，让产妇抓挠乃至撕咬。只要她的痛苦得到一点点缓解，小孩能平安出生，她当时对我们好不好，感谢不感谢，态度是否理智，有没有丧心病狂，有没有对我们破口大骂乃至拳打脚踢，那都是不在计较范围内的。我们自愿进产房陪产，不就是为了来承受这一切的吗？来与受苦的人共担痛苦。”
在你清澈的话语分析和劝解下，我对自己慈善之心的退却，感到了深深的惭愧。
我也应该像你这样的宽厚，这样的坚定，这样的淡泊。
不管遇到什么，我们都应该把这份对濒死者的临终关怀，坚持做下去。
（三）
令人欣慰的是，伴随我们的坚持不懈，世界各地也有了很多声音开始支持安享事业。
两年多以后，安享事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发生在安享医院里的种种感人故事，那些烛光告别晚会上的动人时刻，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有的还被写成了，改编成了电影电视作品和网络短剧。主流舆论渐渐地朝着正面的方向转变。
我的公众邮箱，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邮件鼓励我们继续做下去，把这些医院开得更多一点，距离他们的居住地更近一点。
不断有在安享医院里死去的患者，在临终之前希望能够见见我们夫妇。
他们拉着我的手，用各种语言对我说：“谢谢”。
他们的家属也用各种文字给我们写来感谢的信件。
有时候我们还能收到一些初生婴儿的照片。这些孩子就是那些临死的人在我们的医院停留期间留给还活着的亲人的礼物。
我们后来就用这些新生婴儿的照片做了一面巨大的笑脸墙。
所有的安享医院入口处，申请入住者一进门，就能看到这面婴儿的笑脸墙。
很多人进门的第一眼，看到这些笑脸，心灵被就深深地震撼，阴霾为之一扫，身不由己地被这种纯洁的笑脸所感染。
就像出生是可喜可贺的一样，寿命到了，缘分尽了，能够心无不甘、满怀喜悦地安详离开这个世界，也同样是可喜可贺的。
（四）
从42岁开始了安享事业之后，我们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一直坚持着。
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不辍，直到它得到全球的广泛认可，最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官方慈善项目。
到我去世的时候，我们的安享基金和安享医院一共陪护了388万6千4百21位患者，平静而愉悦地进入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