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当约翰还在为推动《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忙活的时候，曾经抽空去了一趟纽约。那次，他是应赛珍珠的邀请，去参加纽约华人反日大游行的。
从1892年起，在美华人权益一直受到《排华法案》的限制（这个法案直到1943年美国参战后才废止，2012年美国国会才正式为这一种族歧视行为向华人道歉）。华人被禁止加入美国国籍，没有平等获得工作机会的权利，在某些州甚至没有拥有土地、经商和接受教育的权利。
这些留居在美国的华人大多只能局限在华人社区活动，集中居住在“唐人街”，靠经营洗衣店、餐馆、杂货店等下层卑微艰苦的服务业为生。但即使这样，当祖国遭受到日本侵略的时候，这些华人还是站了出来，积极地向美国民众宣传日本人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予以援助。
游行之所以选择5月9日这一天，是因为在1915年5月9日，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一天被认为是中国的“国耻日”，是日本蚕食中国的开始。
在游行的当天，曼哈顿的1500多家中国洗衣店、餐馆和商店全部关门歇业，老板和员工都纷纷走上街头。约翰记得，当时差不多有多名来自美国东北部各地的华人参加了那次游行。
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不分政治立场，举着横幅、标语、旗帜和中国领袖画像，高喊着“团结抗日”的口号，从唐人街出发走上了曼哈顿的街头。约翰在游行队伍中还看到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花车、舞狮和吹鼓手乐队。
在游行队伍里，还有100名身穿旗袍的年轻华人女子，她们共同举着一面长23米，宽14米的巨幅中华民国国旗。虽然没有要求捐款，但很多人都主动往旗上抛掷钱币，一些在路边驻足观看的美国人也纷纷慷慨解囊。
当时，约翰和赛珍珠等“国际友人”一直跟在这幅巨型国旗的后面，旅美华人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让他激动不已。
自打那天从纽约回来后，约翰就一直后悔当时没有带上艾拉，他真心希望能够让女儿去切身感受一下那种震撼人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没想到今天在里昂，也能碰到为中国抗战募捐的华人。
约翰抱着艾拉，一边看那些中国留学生演出，一边小声地为女儿解释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爸爸，那些日本人真坏，他们怎么能欺负中国的小朋友呢。”小艾拉是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好孩子。
“是啊，艾拉愿意帮助那些中国小朋友么？”约翰对女儿的表现很满意，高兴地亲了她一口。
“爸爸可以把他们都接到我们家来么，艾拉有好多玩具可以跟他们一起玩。”大概因为是的独生女的关系，艾拉总喜欢请其他孩子来家里玩，一说到这个就兴奋的有些手舞足蹈。
“可是他们太多了，我们家里根本住不下呀。”约翰被艾拉幼稚言语逗笑了，他掏出100法郎放到女儿的手里，“现在有很多中国小朋友的家都被日本人抢走了，他们没有面包吃也没有衣服穿，你愿意帮助他们吗？”
“当然愿意啦，艾拉要送他们好多好多衣服和好吃的。”艾拉一边说，一边用小手在空中比划着。
“那我们把钱放到那边的箱子里吧，那些叔叔阿姨就能去给他们买衣服好好吃的啦。”约翰抱着艾拉走到了捐款箱前，让艾拉把纸币放了进去。
“谢谢您，先生。”抱着募捐箱的一名男生对约翰表示了感谢。
“不客气，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我有很多中国朋友。希望你们加油，早日赶走日本人。”约翰故意用说的很慢的中文回答了他。
“先生是法国人么，您汉语说得真好！”这个男青年被约翰的“中文秀”吓了一跳，连他身旁其他两个留学生的注意力也被约翰吸引过来了。
“我叫约翰，是美国人。我夫人阿黛尔，她是在里昂长大的，这是我女儿艾拉。”介绍完自己一家，约翰学着前世电视剧里的旧式礼节，一拱手问道：“请教尊姓台甫？”
大家都被约翰有些滑稽的样子逗笑了。“我叫魏念祖，约翰先生叫我小魏就行。这是我同学王汝芬、柴英龙，我们都是里昂大学数学系的学生。”
“你们不是中法大学的学生么？”约翰有些疑惑。
“我们已经从那里毕业啦，现在在里昂大学就读。”剪了一头短发的王汝芬是个心直口快的姑娘。
约翰拍了下脑门，他刚才都忘了，里昂中法大学其实差不多就相当于里昂大学的预科，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那里适应欧洲的教育环境，然后再去里昂或者巴黎的其他大学继续深造。
“你们募集到的钱打算干什么用啊？”约翰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主要是用来购买药品，现在国内药品奇缺，很多伤员都得不到有效救治。”
“这些药品你们怎么运回去呢？”
“我们有一个同学马上就要回国了。吴子木，快过来。”王汝芬向不远处的一个男生招了招手，“这是吴子木同学，他马上就要动身回国了，我们筹集到的药品都会交给他带回去。”
“您好，先生！感谢您对中国的支持！”这个叫吴子木的留学生走了过来，给约翰鞠了一躬。
打一开始，约翰就注意到他了。这个吴子木的年纪似乎比其他留学生大一点，留了一头很精神的短发，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钢笔，很沉稳老练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是这帮学生中领头的那个。
“听说你很快要回中国了，一个人带这么多东西方便么？我在香港有些朋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请他们帮忙。”
约翰可一点也没有撒谎，自从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签署了出售h1战斗机的协议后，他就没少跟民国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不久前，他还结识了来美国公干的“国舅爷”宋子良和他的夫人席曼英。
历史上，在宋家六姐弟中，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和长男宋子文比较出名。老五宋子良和老六宋子安年纪要小一点，名气也比哥哥姐姐们小得多。一般人都把他们当成跟在大哥宋子文后面捞油水、混饭吃的“官宦子弟”。
不过一番接触下来，约翰发现至少宋子良不是外界所传的那种盛气凌人的“纨绔子弟”或着光会动嘴的“公子哥儿”。相反，这个面容清瘦，话语不多的“国舅爷”组织能力相当不俗。
说起来，宋子良跟范德比尔特家族还是有一点渊源的。他是1921年从范德比尔特大学毕业的，那时约翰的堂兄艾尔弗雷德正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校长，两人勉强可以算是师生关系。
从美国毕业回国后，宋子良在哥哥和姐姐、姐夫的照拂下先后担任了民国政府外交部秘书、总务司司长、上海浚浦局局长、中国银行董事、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底，宋子文接替“力不从心”的交通部次长兼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出任了西南运输总处的主任。
这个西南运输总处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负责民国所有战略物资的进出口和运输工作。约翰那批援华志愿航空队的物资在抵达香港后，就是由宋子良来接手的。
在抗战初期，中*队对于武器弹药等物资的需求剧增。这些进口物资主要是通过规模较大、装卸设备较好的香港运进国内的。但是，这条运输通道并不太保险。历史上，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这条运输线路就被堵死了。
好在民国政府也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从今年初就发动15万民工开始抢修滇缅公路。公路运输，没有卡车是不行的，宋子良那次来美国就是为西南运输总处采购重型卡车和从华侨中招募熟练司机及汽修工人的。
也不知道听谁说约翰这个“亲华派的国际友人”跟几大汽车制造企业关系不错，宋子良辗转找到了约翰请他帮忙牵线。约翰答应得很爽快，不仅用最快的速度帮宋子良凑齐了所需的卡车，还替他争取了一个不错的折扣，至少比那帮中国官员自己买便宜多了。
大喜过望的宋子良专门宴请了约翰，席间还塞给了他一笔不小的“中介费”。约翰当时和“美国派”的宋子良夫妇聊得很愉快，难得一见的“正宗”中餐也让他大饱了口福。至于那笔“中介费”，约翰也没多推辞，不过在收下后又转请宋子良将其捐给了宋子文任会长，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
约翰的这一举动让宋子文对他的好感度几乎达到了满值，如果约翰拜托他照顾一下吴子木大话，相信一定不会遭到推辞。
不过，吴子木似乎不太愿意接受约翰的好意。犹豫了一下，他对约翰说：“谢谢您，不过不用麻烦您朋友了，我不从香港走。”
看到他有些吱吱呜呜的样子，约翰一下子就明白了：“你是要去延安，从苏联走？”
话说里昂的留学生团体里有不少ccp党员，当年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都在里昂中法大学“战斗”过。虽然身为“万恶的资本家”，约翰对ccp倒没什么偏见，他拍了拍吴子木的肩膀：“反正都是打日本人么，祝你一路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