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沙龙结束后的第二天，约翰一家没有着急赶回底特律，而是准备好好游览一下亚特兰大这座从南北战争的废墟中重建起来的城市。在后世亚特兰大的几大名片中，玛格丽特·米切尔昨天已经见过了，达美航空还远在门罗，1996年夏季奥运会更是没影的事，最后只剩下一个可口可乐公司总部了。
1938年正值可口可乐公司成立50周年，公司总面向公众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约翰一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展览室，虽然展品远比不上后世的可口可乐博物馆，但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约翰现在也算是美国商界小有名气的人物了，而且还是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东（只有区区3万美金可口可乐股票的小股东）。听说他来了，公司总裁罗伯特·伍德鲁夫还特地出面接待了他们一家。既然总裁都出面了，约翰作为股东也不能对公司发展不闻不问，两个人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公司经营状况上。
其实对于可口可乐公司的发展前景，无论是约翰还是罗伯特·伍德鲁夫都是一点也不担心的。1938年，可口可乐早已成为美国代表性产品，全球年销售量差不多有2亿箱。后世“股神”巴菲特曾经统计过，如果在1919年购买资40美元可口可乐公司股票并一直持股不动的话，那么到1993年末将能获得205万美元的获利回报，74年的投资回报超过5万倍。
而且约翰很清楚，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口可乐公司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他们“不论我们的将士走到哪里，公司都将不惜成本，保证每位战士只花5美分就能喝到一瓶可口可乐“的营销战略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战时，可口可乐是和枪炮弹药同等重要的战略物资。由于瓶装可口可乐难以快速输送到前线，公司还派遣248人随军就地提供生产服务。这些人被美*方授予“技术观察员”的军职，被称作“可口可乐上校”。
更有意思的是，可口可乐不仅在盟军这边生意火爆，在纳粹那边也赚得盆满钵满。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都很喜欢可口可乐。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记者们不止一次拍摄到了两人手拿可口可乐瓶的照片。可口可乐公司一度在德国拥有43个装瓶厂和600多家分销商。即使是在战时，德国分部已经无法从美国总公司得到可口可乐的主要糖浆配方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工厂的运作和工人们的生计，德国业务负责人马克斯·凯斯还利用所能获得的仅有的原料——乳清和水果残渣开发出了一款新产品，这就是后世著名的芬达！（词根与德语“幻想”相同）。这款“纳粹可乐”在德国大受欢迎，仅1943年的销量就超过了300万瓶。纳粹政府不仅将他们在欧洲占领区获得的其他可口可乐工厂交给马克斯·凯斯运营，希特勒还亲自为芬达作了“代言”。
说起来，这个马克斯·凯斯还真是万年不遇的“好员工”。虽然他完全有机会将芬达变为自己名下产品并。借此大发一笔，而且当时可口可乐总部根本就对此一无所知。但这个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战后他把公司的产品和所有利润都还给了可口可乐。这也让可口可乐成为了美国唯一一家在二战交战双方阵营都发了大财的公司。
约翰一家在可口可乐公司总部玩地很愉快，小艾拉对去年刚推出的投币自动售货机很感兴趣，拿了一大把5美分硬币玩得不亦乐乎。
“艾拉，小孩子不能喝那么多可乐。”看到艾拉已经打开了第三瓶可乐，约翰连忙上去阻止她。
“没关系的，范德比尔特先生。可口可乐是安全健康的饮品，完全符合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孩子们可以放心饮用。”罗伯特·伍德鲁夫笑着劝阻了约翰。
约翰早就已经对现在美国的健康观念无力吐槽了。连海洛因都可以当儿童止咳药呢，何况是含了点咖啡因的可乐。就算fda认证可口可乐是健康无害，他也不会让艾拉多喝。他可不想艾拉变成小胖子，或者弄出一嘴蛀牙来。
况且现在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可比后世的中国严重多了。自从美国食品行业进入工业化生产时代后，为了增强口味，延长保质期，各种千奇百怪的化学添加剂被大把地放入了食品当中。后世的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放在这会儿都是良心产品了。现在美国实行的1906年制定的《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根本阻止不了这些黑心商人。
话说回来，当初要不是那位“扒粪”文学的先驱、暗访记者辛克莱先生写出了著名小说《屠场》，并在1906年催生了fda和《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话，现在美国的食品安全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当时辛克莱在底特律的一家大型屠宰场卧底了七周，打算写一本揭露工厂残酷剥削和压榨工人的小说。结果他的小说《屠场》发表后，没有“打动公众的心，却不料击中了他们的胃。”美国民众被小说里描写的肉类加工过程吓到了。“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和毒饵一同被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据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吃早餐边读这本书的。看到一半，他就大叫一声，把嘴里的香肠扔出了窗外。
这本小说揭露出的美国肉食品加工行业的内幕，引发了公众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反响。民众的震惊、恐惧和愤怒，使美国畜牧业陷入一片恐慌，肉类食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了50%。最终，被企业家们阻挠多年的《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在1906年获得了国会的通过，并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机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约翰很庆幸，1906年那会他才1岁多，还在吃奶，没有遭受过这么恐怖的食物的毒害。但是1906年的这部法律并没有太高的强制性，它只是要求生产厂家不能在产品成分上对公众进行欺骗。也就是说，你想要添加什么都行，只要你在包装上注明了成分，让顾客能够根据意愿自行选择就可以了。
近几年来，fda的坎贝尔局长一直在谋求出台一部新的更严格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但是由于企业家们的阻挠，5年过去了，法案还是没有获得通过。
约翰也能理解当时这些商人、政客以及民众的普遍想法。这部更加严格的法律一旦出台，必然会使导致大批食品药品企业的停产。那几年正是美国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在吃不上饭和吃不健康之间，大家都选择了后者。
而且这部法律的背后还牵涉到很多复杂的利益纠葛。企业担心更具强制性的安全规范会扼杀自己的经济活力，媒体担心对食品药品广告的限制条款会影响他们的广告收入，而ftc（联邦贸易委员会）则担心fda会借此侵犯自己对市场监管的权力。所有的利益团体都在努力对这项公共议程施加影响，致使国会讨论了5年依然无法达成共识。
就在去年，美国还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药物中毒事件。当时，田纳西州的马森基公司向市场上出售了240加仑磺胺酏剂。这种类磺胺药物可以分离出具有毒性的二甘醇。虽然fda在接到报告后，派出200多名监督员和化学家，从市场上收回了234加仑又1品脱的磺胺酏剂，但剩下的药物还是造成了107人的死亡，其中有35名是儿童。
约翰知道，这部《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最终还是会被国会通过的。但为了不让这种悲剧在小艾拉身上重演，他觉得自己应该为这部法律的早日实施出一把力。可是用什么方式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