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这个组织，看起来似乎只靠森严的军衔等级就能顺畅运转，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社会上的身份与影响力，并不会因为穿上军装就自动消失。
军衔条令是一回事，现实的人际权力结构又是另一回事。
要是哪家权势显赫的大贵族之孙、银行家之子爬进了部队，整个部队的相关人员，从团长到后勤官，都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琢磨如何妥善安排。
就算是部队主官，也难免要多看几分脸色，行事更加谨慎。
这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能量本就惊人，家族关系盘根错节，哪怕他们本人什么都不做，也足以让周围的人下意识地收敛锋芒，给予方便。
那要是二十世纪初，一个被称作“大公”，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皇族成员进了军营，又会如何？
还能如何？什么团长不团长，什么中校军衔，在绝对的权威面前，统统都变得需要重新掂量。
区区一个普通贵族出身的中校团长，哪有胆子在真正的哈布斯堡皇族面前摆谱，摆出上司的架子？
要知道，在欧洲旧贵族体系尚未被战争彻底摧毁的年代，哪怕奥匈帝国已经摇摇欲坠，皇帝和皇族的头衔依旧代表着古老的血统、历史正统性与至高无上的象征权威。
这种东西，是冰冷的军队条令很难完全压制的。
“我刚才进来时，好像看见有军官在营房后面决斗？”
卡尔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了团长办公室里那张最好的扶手椅上，而施密特中校则神情紧绷，几乎是笔直地站在办公桌旁。
“哈哈，这个……偶尔是会有的事。年轻人嘛，容易冲动，为了点口角……”
团长搓着手，试图用干笑掩饰尴尬。
“您怎么站着？坐下放松点吧，中校。”
卡尔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不不不，殿下！我站着就好，站着比较舒服。”
施密特中校连忙摆手，腰杆挺得更直了。
卡尔的目光似有若无地扫过团长那鼓得发亮的厚肚子，感觉这家伙大概更需要节食和运动，而不是罚站。
“别太拘谨，中校。我现在也是您的下属军官，第九连的卡尔·冯·哈布斯堡上尉，不是吗？”
“是、是的……殿下。”施密特中校嘴上答应着，但姿态丝毫未变。
看样子他内心并不真这么认为。
不过也正常，哪有下属不敬畏主子的？
尤其是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环境里，突然空降一位主子级的下属，任何指挥官都会感到棘手。
军营这种地方，本就冷硬得不像人待的地方，此刻更需要彼此之间小心揣摩分寸。
至少从初步接触看，这位施密特团长虽然有些圆滑，但至少人品似乎还算端正，不是那种蛮横或阴险的类型。
“我在维也纳和战争学院读过一些书，但对部队实际运作、尤其是边境部队的日常，经验非常不足。以后在具体军务上，还请团长阁下多多指教。”
“哪里的话！殿下您太谦虚了！是我该请殿下多多关照才对……”
对于卡尔的配合请求，施密特团长用力点了点头，答应得十分干脆，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军旅生活体验本身是一回事，但卡尔更好奇的是这个新旧交替时代，帝国军队的士兵与中下层军官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心态、训练、补给、官兵关系……一切细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国军队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阵痛期。
传统贵族军官制度尚存，却已开始被现代化军事体系猛烈冲击，这里面值得探究的地方太多了。
想要试探的领域不少，想要翻开来看看的角落也不少。
只要有这位团长的许可，卡尔能做的事情就多得多。当然，就算没有许可，某人也未必会老老实实待着。
总之。
一段对卡尔而言既愉快又需要动脑子的军旅生活，就这样在加利西亚这个偏僻的军营里，开始了。
呵呵！真让人兴奋啊——
……
在深入谈论军队内部问题之前，或许得更宏观地看看二十世纪初的奥匈帝国社会本身。
不是有某位红色肯德基老爷爷说过吗，想要安安静静过日子的人，就不该生在二十世纪(Anyone desiring a quiet life has done badly to be bor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间经济大萧条、各种极端意识形态的疯狂碰撞，立场对立到你死我活，整个世界就像一口架在烈火上，即将沸腾爆炸的高压锅。
在这样一个注定疯狂的时代里，又哪里谈得上什么绝对的正常？
在工厂和矿山里，对工人的保护几乎不存在。
他们被迫承受着骇人听闻的劳动时长，拿着仅够糊口的可怜工钱，吃着掺杂了各种不明物质的劣质食物，在肮脏拥挤的工棚里勉强活着，平均寿命低得可怜。
家里多一张嘴，就意味着多一份沉重到无法呼吸的压力，逼得连年仅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都不得不走进弥漫着粉尘和毒气的工厂、作坊，用他们瘦小的身躯换取几个铜板。
在这个时代，童工是普遍且理所当然的事，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野蛮原始资本主义的年代里，奥匈帝国倒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躺在旧封建制度上睡大觉。
讽刺的是，这个仍然由皇帝和贵族统治的古老帝国，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却拥有相对同时代而言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雏形。
在欧洲诸国中，这已经算得上少见的“进步”。
毕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养老金、工伤赔偿等福利制度，正是在德奥地区开始萌芽的。
事实上，未来会成为德国元首、将世界拖入深渊的阿道夫·希儿，此时正待在维也纳，过着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生活，某种程度上还靠着帝国发放的孤儿抚恤金过日子呢。
想到这里，卡尔就一阵火大。
这个偏执狂，连一点对收留他的奥地利的爱国心都没有吗？
一边领着奥地利的救济金或抚恤金（如果他成功申请到的话），一边转头就跑回了德国？
更别说他是因为没能考上维也纳美术学院，最终竟想着把整个旧世界拖进复仇的火焰里，果然从一开始心理就不太正常。
总之，帝国政府还试图为贫困儿童提供食物，也为产业工人引入了工伤保险和疾病基金。
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欧洲，已经算是相当前卫了。
你看，那些更野蛮的国家把钱一股脑儿砸进军备竞赛里，而奥匈却把钱（甭管多少）花在安抚国民身上。
在这个比烂的时代，光看这些表面，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帝国的优越性吗？
虽然说白了，要是不用点钱来安抚境内躁动的少数民族和工人阶级，帝国内部立刻就要出大乱子，多少有点迫不得已的意味，但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确实做了些事。
奥匈确实是个和平而善良的国家。大概吧。
总之，在二十世纪这个本来就烂到家的时代，军队这种组织，通常只会比社会本身更疯狂、更扭曲，而不可能更理智，更文明。
“我今天想骑马！”
“啊？可是这里没有马厩啊，长官？”
“蠢货！今天你就是我的马！”
某个老兵把什么东西扣在一个吓得发抖的新兵头上，又在对方脖子上套了根像缰绳一样的破布条，然后翻身骑到新兵背上，用皮带抽打着，嘴里喊着“驾！”“驾！”，周围一群士兵哄堂大笑。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的脑袋是装饰品吗？！”
另一个角落里，一个士官一边痛骂某个反应稍慢的新兵智商不足，说要好好改”他，一边直接抓着那可怜家伙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往冰冷的砖墙上撞去，发出沉闷的响声。
“喂，我‘着急’呢，快点！把裤子脱了！”
更隐蔽的角落，传来充满胁迫意味的低声咆哮和压抑的哭泣。
操。
仅仅是普通的殴打、体罚，在这种环境里都只能算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更过分例子，多得连稍微详细描述都让人反胃。
欺凌文化（hazing）在这个时代的各国军队中都普遍存在，奥匈帝国军队也不例外。
真可怕，太可怕了。
对于卡尔这个只在维也纳宫廷和贵族沙龙那种相对体面环境中长大的年轻皇族来说，
二十世纪军队的真面目，简直像一头隐藏在文明外衣下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
唯一能算作微弱安慰的，是别的列强国家的军队，内部情况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可能更糟。
法军的纪律问题、俄军的落后残酷、英军的阶级隔阂……大家都是半斤八两。
还是那句话，这就是个比烂的时代。
虽然这句到底算不算安慰，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再有一点能聊以自慰的，是此时帝国军队在公众社会上的整体形象并不算差，甚至还有点浪漫化的光环。
驻守边境的“皇帝之军”，在不少单纯的年轻人眼里，依然代表着纪律、荣誉和一条可能的出路，很难让人彻底讨厌。
显赫的哈布斯堡双头鹰旗帜，还有皇帝陛下的军队。哦哦哦！听起来就让人热血沸腾！
只要军队的对外形象还没有彻底跌进泥里，年轻男人就不可避免地会对它心生向往。
整齐笔挺的制服，闪着寒光的步枪和刺刀，行进时铿锵的步伐和军乐队，本身就足够帅气。
更何况在帝国内部，、年轻的女士们偶尔还会与军官有些短暂的邂逅，社会舆论对此并不苛刻，反而带着某种欣赏。
问题在于，真正进来之后，许多新兵的美好幻想就会被残酷的现实砸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恐惧、麻木或同化。
而卡尔望着窗外操场上那些表情各异的士兵，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去改善这支愚蠢又疯狂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