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弘那小子，年纪轻轻，靠着一篇策论得了状元，就敢在上海滩上发号施令。收布价比沈家高四文，织户跑了，布庄收不上布，买卖往下掉。
更可恨的是商税，新朝的商税比前朝高，还收得严。沈家以前走货，报税报三成，剩下七成走私，几十年都这么过来的。上官弘在港口设了税卡，每一匹布、每一船货都得上税，沈家的利薄了三成。
沈老太爷把茶碗往桌上一搁，叫来管事沈福。
“你明天带几个人，去几个大织户家里走一趟。跟他们说，上海港的布，不许再送了。谁再送，沈家不租他织机，不收他布，不借他银子。他家的闺女儿子，别想在沈家的布庄里找活干。”
沈福问：“老太爷，要是他们不听呢？”
沈老太爷说：“不听？你带人去，把他们家织机上的经线剪了，把纬线抽了。剪了线，织机就废了。他们修不起。”
沈福应下。
第二天一早，带了六个打手，挨家挨户走了十几家织户。织户们大多是租沈家织机的，一听沈家要剪线，吓得连连点头。当天下午，上海港的收布点就冷清了。头一天来了三个人，第二天来了一个，第三天一个人没来。
上官弘站在港口的栈桥上，看着空荡荡的码头，问随行的税部主事：“织户怎么不来了？”
主事说：“沈家的人放了话，谁送布来，就剪谁的织机。织户们不敢来了。”
上官弘沉默了一瞬，说：“沈家这是要断我的货。”
他转身回衙门，写了张告示，让人贴到港口和松江府城的城门口。告示上写：“凡织户送布至上海港者，一律按十二文收。沈家若剪线，县衙赔织机。沈家若断工，县衙给活干。沈家的人若打人，县衙拿人。”
告示贴出去之后，沈福又带了人去威胁织户。
这回有个年轻织户叫周大牛，脾气犟，跟沈福顶了几句。沈福让人把他织机上的经线剪了。周大牛跑到上海港找上官弘，上官弘当场让铁匠铺修织机，修不好就赔新的，银子从县衙出。周大牛拿了新织机，第二天又送布来了。
沈福把这事报给沈老太爷。沈老太爷眯着眼说：“赔织机？他县衙有多少银子赔？你去，把松江府城里所有的布庄、粮铺、杂货铺全关了。让百姓买不到布、买不到粮、买不到盐。我看他上官弘怎么收场。”
沈福问：“老太爷，关铺子？那咱们自己的买卖？”
“关几天，让百姓闹起来。等上官弘压不住，朝廷自然要换人。换个人来，税就松了。咱们的铺子关了再开，亏几天没事。他要是不换人，我让松江府的人上街闹，闹到京城去。”
第二天，松江府城里十几家布庄、粮铺、杂货铺同时关门。
门板上贴了纸条：“盘点歇业。”百姓头一天还不在意，第二天发现米店不开，盐铺也不开，这才慌了。有人跑到上海港来找上官弘，问怎么回事。上官弘派人去松江府城看，回来报说：“沈家带头关的，十几家铺子全是沈家的。百姓买不到米和盐，街上有人在骂。”
上官弘搁下笔，站起来走了两步。
他知道沈老太爷这是在逼他。沈家关了铺子，百姓买不到东西，闹起来，朝廷就会怪他上官弘办事不力。他要是不管，民怨沸腾；他要是管，就得跟沈家正面翻脸。
他坐下来，写了一封信，派人连夜送往京城。
信上写：“松江府沈家，抗拒商税，威胁织户，关闭铺面，扰乱市面。臣请皇上准臣彻查沈家，封其铺面，收其织机，另立商号。臣知此举会惊动江南，然不查沈家，上海港不能立。”
信送走之后，上官弘又写了一张告示，贴在松江府城的城门口：
“松江府商税，按朝廷新制，一税一票，明码标价。沈家闭市，扰民。即日起，凡愿在松江府开设粮铺、盐铺者，县衙给照，银行贷款，免税半年。上海港仓库有粮有盐，随时可调。”
告示贴出去之后，有几个小商人动了心。他们跑到上海港，上官弘让利民银行给他们贷了银子，从港口仓库调了粮和盐，三天之内在松江府城开了五家小铺子。百姓买到了粮和盐，闹声小了些。
沈老太爷听说了，拍着桌子骂：“上官弘这是要跟我对着干到底。好，你开五家，我关十家。我沈家在松江府几百年，还压不过一个毛头小子？”
但他没想到，上官弘那封信到了北京之后，王景安批了四个字：“准其彻查。”
上官弘把陛下的批文搁在案头，没声张，他叫来两个最信得过的人。
一个是从铁路部带来的文书，姓周，会写字也会算账；另一个是本地招的捕快，姓赵，松江府人，熟悉沈家的底细。
三个人关在衙门里议了半宿。
上官弘说：“查沈家，不能明查。明查就是抄家，抄家就要动兵。新朝刚立，江南的商人看着呢。今天抄沈家，明天他们就怕抄到自己头上，到时候商铺关门、银子外流，比沈家闭市还麻烦。所以只能暗查，查沈家的税账、船账、地契、走私的路子。查实了，再报皇上定夺。”
周文书问：“从哪查？”
上官弘说：“先从税卡查。沈家的船走货，报三成税，剩下七成走私。我在港口设了税卡，可沈家的船不靠我的码头，他们在松江府城外另有一个私港，叫‘沈家渡’。船从沈家渡走，绕过我的税卡，直接出海。你带人去沈家渡附近蹲着，数船、记货、画图。别惊动他们。”
赵捕快说：“沈家渡我知道。在松江府城东边，黄浦江的支流上。沈家在那里修了石码头，能停百石船。夜里走货，天亮之前卸完。码头上有人把守，外人进不去。”
上官弘说：“你熟悉地方，你带路。周文书记账，你画图。蹲三天，把沈家渡的底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