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的辽东草原，初春的寒风还带着刺骨的凉意，可喀尔喀部的营帐前却热闹非凡 —— 后金的使者正牵着十匹骏马、捧着百匹绸缎，恭敬地递到喀尔喀部首领介赛手中。这不是双方第一次往来，却是后金与蒙古部落 “从临时通好到战略结盟” 的关键一步，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努尔哈赤 “借蒙古之力困死明朝” 的长远布局。
自泰昌元年收编明军降兵、完善统治体系后，努尔哈赤就清楚：要彻底拿下辽阳、沈阳，仅凭后金之力还不够。明朝虽在辽东陷入混乱，却仍能从关内调兵支援，若不能切断明朝与蒙古的联系，甚至让蒙古倒向自己，这场对明战争终将陷入持久战。而此时的蒙古喀尔喀部，正面临着明朝 “减少赏赐、限制贸易” 的困境 —— 明朝为防止蒙古与后金勾结，刻意压缩对蒙物资供应，这恰好给了努尔哈赤可乘之机。
正月十五，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亲自前往喀尔喀部驻地，带去的不仅有金银绸缎，还有一份 “结盟盟约”：后金与喀尔喀部 “互不侵犯、互通贸易”，后金每年向喀尔喀部提供粮食五千石、铁器千件，喀尔喀部则需配合后金袭扰明朝边境，若明朝从蒙古借道调兵，喀尔喀部需提前通报后金。
介赛看着盟约，心里打着算盘。他知道喀尔喀部实力不如后金，也不如明朝，长期在两大势力间摇摆，早已过得捉襟见肘 —— 明朝的赏赐越来越少，部落里的牛羊因过冬缺粮死伤大半，若不与后金合作，恐怕连春天都熬不过去。更重要的是，明朝对蒙古始终抱着 “利用而非信任” 的态度，当年万历年间的 “万历三大征”，明朝就曾借故打压过不服从的蒙古部落，这样的盟友，终究靠不住。
“代善贝勒，” 介赛放下盟约，看着代善道，“结盟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后金若拿下辽阳、沈阳，需将两地周边的草原牧场划给喀尔喀部，供我们放牧。” 代善早有准备，当即点头：“只要喀尔喀部信守盟约，别说牧场，将来击败明朝后，咱们还能共分关内物资！”
正月二十，双方在喀尔喀部营帐前举行结盟仪式。代善与介赛共同祭天，杀白马、饮血酒，宣告盟约生效。仪式结束后，介赛当即派三千蒙古骑兵，随代善前往后金边境，协助后金监视明朝动向 —— 这支蒙古骑兵，后来在进攻沈阳时，成了后金的 “先锋探路队”，帮后金摸清了明朝的防御部署。
消息传到辽阳，熊廷弼气得拍碎了案几。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蒙古倒向后金，意味着明朝在辽东的 “三面防御”（辽东明军、朝鲜、蒙古）彻底瓦解，从此明朝在辽东只能被动挨打。他急忙向朝廷上奏，请求 “恢复对蒙古的赏赐，离间后金与蒙古的关系”，可此时的明朝，正陷入 “天启帝继位初期的权力真空”—— 东林党与阉党为争夺控制权斗得不可开交，谁都没心思管蒙古的死活，熊廷弼的奏疏，最终石沉大海。
二月初，努尔哈赤利用与蒙古结盟的有利时机，开始调整军事部署。他让李永芳率领汉兵营，在开原、铁岭一线修建防御工事，防止明朝从关内调兵突袭；让皇太极率领八旗骑兵，与蒙古喀尔喀部的三千骑兵汇合，在沈阳以西的辽河沿岸频繁活动，袭扰明朝的运粮队伍 —— 仅半个月，就截获明朝粮草两万石，让沈阳城内的明军陷入 “缺粮恐慌”。
更关键的是，蒙古骑兵带来了明朝的重要情报：沈阳守将贺世贤性情暴躁，且刚愎自用，近期因朝廷未发军饷，与麾下将领矛盾重重；沈阳城内的明军虽有三万余人，却有近一万是临时招募的流民，根本没有战斗力。努尔哈赤听完情报，笑着对贝勒们说：“贺世贤有勇无谋，沈阳守军人心涣散，这正是咱们拿下沈阳的好时机！”
二月下旬，后金与蒙古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介赛又派五千蒙古骑兵前来支援，努尔哈赤则将从明军手中缴获的两百匹战马送给喀尔喀部，还允许蒙古牧民到后金控制区的辽河沿岸放牧 —— 这种 “互利互惠” 的合作，让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甚至有蒙古贵族主动提出，要将女儿嫁给后金的贝勒，通过联姻巩固盟约，努尔哈赤欣然同意，当场定下皇太极与喀尔喀部贵族女儿的婚事。
天启元年三月初，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 “先攻沈阳、再取辽阳” 的战略计划。会上，代善汇报了与蒙古的合作情况：“喀尔喀部已承诺，将派出一万骑兵配合咱们进攻沈阳，还会切断明朝从蒙古到辽东的援军通道。” 努尔哈赤满意地点头：“有蒙古相助，咱们拿下沈阳、辽阳，指日可待！”
此时的明朝，还在为蒙古倒向后金的事情争论不休。有人指责熊廷弼 “未能安抚蒙古，导致局势恶化”，有人则主张 “派兵征讨喀尔喀部，杀鸡儆猴”，却没人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而沈阳城内的贺世贤，还在为军饷的事情与麾下将领争吵，根本没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天启元年春的辽东，后金与蒙古的结盟，如同一把尖刀，插进了明朝的软肋。努尔哈赤通过 “利益捆绑” 的方式，不仅解决了后顾之忧，还获得了新的战力与情报支持，为接下来攻克沈阳、辽阳做好了充分准备。而明朝，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外部的战略失误中，正一步步走向失去辽东的深渊 —— 这场由努尔哈赤主导的 “蒙古合作”，注定要成为改变辽东战局的关键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