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地寒门：铁岭少年的弓马岁月
万历初年的辽东，寒风卷着沙尘，常年掠过铁岭卫的城墙。城外一处简陋的军户院落里，李永芳在呼啸的北风中拉开了他人生的第一把弓。他的父亲李诚是卫所里的普通旗军，母亲早逝，父子俩靠着微薄的军饷和几亩薄田度日。李诚常说：“咱们军户的命，就系在弓马刀枪上，练不硬实，早晚成了鞑子的刀下鬼。”
李永芳自幼跟着父亲在演武场摸爬滚打，十三岁就能拉开三石弓，十五岁随父巡逻，曾在野猪岭徒手搏杀过一只饿狼。卫指挥使见他勇武，把他补入“夜不收”（明军侦察兵），专门刺探女真部落动向。每次深入山林，他都把父亲给的狼牙护身符贴身藏着，那是母亲临终前用自己的头发缠在狼牙上做的，李诚说：“带着它，就像你娘在护着你。”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八岁的李永芳因侦察有功，被提拔为铁岭卫总旗。上任那天，他穿着打了补丁的铁甲，腰悬环首刀，站在卫所的旗杆下，看着“明”字大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心里憋着一股劲：“总有一天，要让爹娘跟着我过上好日子。”
此时的辽东，女真各部在努尔哈赤的铁腕下渐趋统一，边地冲突日益频繁。李永芳跟着参将李成梁（后成为辽东总兵）四处征讨，在古勒寨之战中，他率十余名夜不收潜入敌营，烧了对方的粮草，立下首功。李成梁拍着他的肩说：“后生可畏，将来这辽东的防务，说不定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李永芳娶了铁岭卫百户张世英的女儿张氏为妻。张氏是边地女子，不缠足，会骑马，新婚第二天就跟着他去靶场，看他射箭时笑着说：“你这弓拉得是挺满，就是准头还差些。”李永芳把刚得的赏银全给了妻子：“以后家里的事，都听你的。”
婚后的日子，一半是烽火，一半是温情。李永芳常年戍边，张氏就把他的甲胄擦得锃亮，把干粮晒得干透，每次他出征，都站在城门口等到看不见人影才回去。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长子李延庚出生，李永芳正在抚顺关巡查，收到家书时，对着关外的群山傻笑了半天。
二、抚顺降将：明廷第一个屈膝的边臣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首战直指抚顺关。此时的李永芳已升任抚顺所游击，统辖千余名士兵，守护着这座辽东咽喉。
开战前三天，后金使者带着努尔哈赤的劝降书来到抚顺关。信中说：“尔若降，吾必厚待，官仍其职，家仍其业；若不降，城破之日，鸡犬不留。”李永芳看着信，手指捏得发白——他知道后金的战力，抚顺关虽是要塞，却兵力单薄，援军远在百里之外。
他召集部下商议，千总王命印拍案道：“游击大人，我等世受国恩，岂能降贼？拼了这条命，也要守住城门！”李永芳沉默良久，看着城楼下百姓惊恐的脸，缓缓道：“我不是怕死，是怕这一城百姓跟着遭殃。”
三月十五日，后金大军兵临城下，努尔哈赤亲自督战，八旗铁骑如黑云压城。李永芳站在城头，看着对方的攻城器械，听着震天的呐喊，忽然下令：“开城门，悬降旗。”
王命印拔剑指着他：“李永芳，你敢叛国？”李永芳闭上眼：“要杀要剐，等保住百姓再说。”他亲自缒城而出，跪在努尔哈赤面前，脱去明军甲胄，换上了后金的官服。这一跪，让他成了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投降后金的边将，史书记载“明边将降后金自此始”。
抚顺关不战而降，努尔哈赤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李永芳为三等副将，仍统辖抚顺旧部，还把自己的孙女（阿巴泰之女）嫁给了他，赐名“额驸”（驸马）。李永芳穿着崭新的官服，看着后金士兵接管城门，心里像被塞了块冰——他保住了一城百姓，却成了天下唾骂的“汉奸”。
消息传到北京，万历帝震怒，下令将李永芳的父亲李诚打入大牢，家产抄没。李诚在狱中绝食而亡，临终前说：“我儿不孝，我李家祖宗蒙羞。”远在铁岭的张氏得知丈夫降敌，写下休书，带着年幼的李延庚隐姓埋名，从此杳无音信。
李永芳得知父亲死讯，在抚顺关的城楼上哭了一夜，对着南方磕了三个头，然后拔出刀，在手臂上刻下“不忠不孝”四字。努尔哈赤派人慰问，他只说：“罪臣不敢受王爷恩惠，唯有以死效力。”
三、八旗战将：从降将到汉军旗柱石
天命四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李永芳随努尔哈赤出征，在东线协助代善抵御明将刘綎的东路军。他熟悉明军战法，建议设伏于阿布达里冈，果然大败明军，斩杀刘綎。战后，努尔哈赤晋封他为三等总兵官，赏给人畜百户。
李永芳在军中小心翼翼，从不居功，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沈阳，他率汉军士卒架设云梯，被流矢射中左臂，仍大呼登城，最终第一个攀上城头。皇太极拍着他的背说：“额驸之勇，不输八旗子弟。”
这期间，他与阿巴泰之女钮祜禄氏（后金称“格格”）生下次子李率泰、三子刚阿泰。钮祜禄氏虽是宗室之女，却不骄纵，知道李永芳思念原配，从不过问他的旧事，只是把李延庚的旧物（李永芳偷偷保存的）整理好，放在他的书房。李永芳对这位继妻日渐敬重，常对她说：“委屈你了。”
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设立汉军旗，李永芳被编入正蓝旗，成为汉军旗的早期将领之一。他向努尔哈赤建议：“汉军熟悉火器，可编练炮兵，以补八旗骑兵之短。”努尔哈赤采纳，命他监造红衣大炮，李永芳亲自到铁匠营督工，三个月造出二十门，在攻锦州时大显神威。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即位，李永芳随其征朝鲜，在江华岛之战中，他说服朝鲜守将投降，避免了屠城。皇太极赞他：“额驸不仅善战，更懂怀柔之道。”晋封他为二等昂邦章京（相当于总兵），赐“免死牌”一块。
此时的李永芳，已是后金汉军将领中的核心人物，却始终活在“降将”的阴影里。八旗旧勋常嘲讽他“忘本”，明廷则骂他“逆贼”，连他的儿子李延庚（后来被找到，接入后金）都对他冷淡，说：“我娘说，你对不起爷爷，对不起大明。”
李永芳只是沉默，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军务上。他编写《汉军操典》，规范汉军训练；建议皇太极开科取士，吸纳汉人儒生；在辽东推行“屯田制”，让百姓休养生息。有人说他是“假仁假义”，他却道：“不管为谁效力，让百姓少受战乱之苦，总是没错的。”
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李永芳率汉军炮兵重创明军，却因与八旗将领杜度在战术上争执，被杜度参劾“心怀二志”。皇太极虽未治罪，却也敲打他：“额驸当知，你今日之位，皆我大金所赐。”李永芳自此更加谨慎，行军打仗只听命令，从不建言。
四、家族荣枯：降将后裔的百年浮沉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封李永芳为三等精奇尼哈番（子爵），世袭罔替。此时的他已鬓发斑白，左臂的箭伤每逢阴雨天就隐隐作痛，却依旧随驾出征。
崇德六年（1641年），松锦大战爆发，李永芳的次子李率泰已是正蓝旗汉军梅勒章京（副都统），在塔山阻击战中斩杀明将吴三桂之侄吴应麒。李永芳在后方听闻，对钮祜禄氏说：“这孩子，比我当年勇猛。”
崇德八年（1643年），李永芳病逝于沈阳，享年五十八岁。临终前，他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指着墙上的“忠”字（努尔哈赤所赐）说：“我这一生，对不起大明，也未必全忠于大清。但你们记住，不管在哪个朝代，领兵者当以民为天，当官者当以廉为镜。”
他死后，清廷追赠他为一等伯，谥号“敏壮”，入祀汉军旗宗祠。长子李延庚袭爵，后官至正蓝旗汉军都统，却始终对父亲的降敌耿耿于怀，康熙初年因“言语怨望”被罢官，郁郁而终。
次子李率泰则成了清初名臣，顺治年间任两广总督，平定南明残余势力，推行“海禁”却也减免赋税，百姓称他“李青天”。康熙十年（1671年）病逝，康熙帝亲赐祭文，称其“功在社稷，泽被两广”。
三子刚阿泰官至镶蓝旗汉军副都统，随康熙帝征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中阵亡，尸骨未存，只留下一块写着“忠勇”的灵牌。
李永芳的继妻钮祜禄氏活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临终前将李永芳的“免死牌”和张氏的休书一起烧掉，说：“恩怨都了了，让他安安心心做个古人吧。”
五、史笔春秋：降将的功过与争议
李永芳的一生，始终是历史的争议点。《明史》将他列入“叛臣传”，骂他“屈膝事敌，辱没祖宗”；《清史稿》则赞他“率先归附，为汉军之冠，功不可没”。
站在明朝的立场，他是叛国降贼的懦夫。抚顺关的降，让后金不费吹灰之力打开了辽东门户，动摇了明军的军心，间接导致了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明廷文人写诗骂他：“铁岭男儿骨应硬，何来屈膝拜夷酋？”
可站在百姓的角度，他的投降保住了抚顺一城的生灵。据《抚顺县志》记载，后金破城后，“因永芳降，不杀一人，不掠一物”，而同期被攻陷的清河城，则“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当时的民谣唱：“李游击，降得好，救我妻儿免刀刀。”
站在清朝的角度，他是汉军旗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的编练炮兵、推行屯田、开科取士等建议，为后金（清）的汉化和强盛奠定了基础。皇太极曾说：“若无李永芳，汉军岂能有今日？”
而站在李永芳自己的角度，他或许只是个在乱世中挣扎的普通人。他想做忠臣，却在百姓的生死面前低下了头；他想做孝子，却间接导致了父亲的死亡；他想做良将，却永远背负着“降将”的骂名。他手臂上的“不忠不孝”四字，刻了一辈子，也痛了一辈子。
如今，抚顺关的旧址早已湮没在尘土中，只有一块“李永芳降清处”的石碑，在寒风中沉默矗立。来往的游人看着碑上的字，或唾骂，或叹息，或沉默——就像几百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一样，从未有过定论。
或许，历史本就不是非黑即白。李永芳的降，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无奈。他用自己的名节，换来了一城百姓的平安；用自己的余生，为新政权的稳定出力。功过是非，早已融入辽东的大地，成为那段烽火岁月里，一道无法抹去的复杂印记。
正如他临终前对儿子们说的：“历史怎么写，由不得咱们。但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或许，就是这位明末清初第一个降将，留给后人最真实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