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底，海南临高。
这地方靠近海边，空气又湿又黏，风一吹过来，带着一股咸腥味，贴在人身上就不肯走。春末夏初的天气已经开始闷热了，人站在太阳底下啥也不干，后背都能湿透。
临高县总工会那栋新宿舍楼还没建完，红砖露在外面，水泥也没干透，楼里的木板门歪歪扭扭地挂着。风一吹，那门就“吱呀吱呀”地响，听着怪瘆人的。
4月30号，下午六点多。
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红彤彤的一片。工地上搅拌机的声音停了，养鸭子的吆喝声也没了，整条街安安静静的。
一个叫黄兴福的四川人从外面回来，手里攥着半瓶矿泉水，踩着坑坑洼洼的水泥地往宿舍楼走。
他心里头不踏实。
同乡熊再淋已经十多天没去工地干活了。这不对劲。熊再淋是四川邻水人，在海南打工好几年了，人高马大的，干活从不偷懒，平时跟黄兴福他们几个老乡走得最近。两个人住同一栋楼，熊再淋住二楼三号房，黄兴福就住隔壁，平日里一块吃饭一块干活，熊再淋从来没有无缘无故不去上工的时候。
可这回，从四月中旬开始，熊再淋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工友们问起来，黄兴福只好说他可能回老家了。可他自己心里清楚，熊再淋早就把海南当成家了，逢年过节才回去一趟，不可能突然不辞而别。
越想越不对劲。
黄兴福决定去熊再淋住的地方看看。
这栋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层。水电还没通，门窗也没装，一个个房间门口黑洞洞的，像一张张张开的嘴，不说话。
熊再淋住二楼三号房，门上挂着一块薄木板，没锁，虚掩着，留了一条手指头宽的缝。
黄兴福伸手一推门。
一股味道“轰”地一下冲出来，差点把他熏个跟头。
那不是一般的霉味。那味道说不上来，有腐烂的臭，有酸了的馊味，还带着一股子呕吐物被闷了十天半个月以后的恶心劲儿，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死死攥住你的鼻子，往你嗓子眼里塞。
黄兴福本能地往后一退，打了个哆嗦。
他往屋里瞅了一眼。房间空荡荡的，就一张用木板拼起来的简易床，被子翻得乱七八糟，压在床板底下。旁边搁着两个布袋子，其中一个袋子里头的衣服被翻得东倒西歪，像是被人翻过。
“熊哥？熊哥你在不在？”
没人应。
黄兴福硬着头皮走进去，低头往床底下一看——红色垫毯下面，堆着一滩黑乎乎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发黑发硬，那股臭味就是从那儿冒出来的。
他脑子里“嗡”地一下。
再也不敢多待了，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间，跑下楼。走廊里也飘着那股味道，顺着没完工的楼梯往下散，钻进每一个路过的人的鼻子里。
“出事了！熊再淋肯定出事了！”
黄兴福这一嗓子喊出来，附近的工友都围过来了。大家闻着那股味道，脸上都变了颜色。有人赶紧掏出手机，拨了临高县城西派出所的电话。
警察十分钟就到了。
进到熊再淋的房间，几个民警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房间里头乱得很，木板门上的门扣连着钉子一起被拔了出来，明显是被人硬生生踹开的。床板翻了个边，呕吐物的痕迹清清楚楚。
“封锁现场，马上通知法医和刑警队。”
临高县公安局的法医和刑警很快赶到了。
法医初步判断，死者应该就是失踪多日的熊再淋。
可尸体的状态，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尸体是在宿舍楼后面的化粪池里发现的。上身光着，就穿一条短裤，已经烂得不成样子。头上的皮一碰就掉，露出白惨惨的头骨。四肢的肌肉也烂没了，骨头露在外面，脸上更是烂得连五官都看不出来了。
但法医仔细检查以后发现，死者全身骨头都是完好的，没有骨折，没有骨裂。初步推断，这人大概率是中毒死的，或者被闷死的，不是被刀砍棍打弄死的。
与此同时，侦查员在房间里翻了个底朝天。
两个布袋子里的衣服被翻得乱七八糟，可有个东西不见了——熊再淋的存款存单。
黄兴福一拍大腿:“他有存款！熊哥在海南打工好几年，攒了不少钱，存单就放在房间里头。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小数目。现在存单没了，人死在化粪池里，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谋财害命！”
侦查员们心里都有数了。
能知道熊再淋有存款，还能精准地找到存单藏在哪儿，这绝不是流窜作案的陌生人能干出来的事。一定是跟他熟的，住得近的，一起打工的人。
“马上排查最近在这栋楼里干过活的所有人。重点查四川人和湖南人，尤其是跟熊再淋住得近、关系好的。”
刑警队分成两组。一组追查存单的去向，一组在临高县城各个工地里头排查打工的人。
第二天，五月一号，天刚亮。
追查存单的民警就奔着临高县的各个邮政储蓄所去了。
上午八点多，临高县邮政储蓄所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条要命的线索:四月十二号上午，有两个矮个子男人，拿着一张叫“邓宗武”的身份证，取走了熊再淋的两张定期存单，一共一万两千两百块钱现金。
两个人取钱的时候说，熊再淋是他们的叔父，生病了，委托他们来取钱的。
“邓宗武？”侦查员把这三个字记在本子上，“重点查这个人，还有那两个取钱的。”
另一边，排查打工者的民警也传回来消息:在这栋楼另一个楼梯间的二楼，曾经住过三个湖南人，都是安化县仓场乡的，分别叫邓宗全、邓成祥和刘云汉。这三个人从四月十一号以后，就再也没去工地干过活，跟蒸发了一样。
两条线索一对。
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湖南安化的这三个打工者。
可邓宗武又是谁？
侦查员马上去了安化县仓场乡，调查邓宗武的身份。
结果让人意外:邓宗武根本就没来过海南，他的身份证一直被他弟弟邓宗全拿着用。
邓宗全，个子不高，右手长了六个手指头，在海南打工两年多了。他就是那三个失踪的湖南人当中的一个。
所有的证据都指着他和邓成祥。
五月二号，临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张扬，带着两个刑警胡振学和胡永海，坐上了去湖南的火车。
那时候的湘中山区，路不好走。安化县在雪峰山北边，是全省有名的山区县。仓场乡的友谊村，离县城五十多公里，山路弯弯绕绕，吉普车开进去都得颠好几个小时。
五月四号，张扬三个人到了安化县公安局。
安化县公安局局长蔡波才听了情况，马上安排刑侦大队和马路派出所的警力帮忙抓人。
当天晚上，马路派出所所长姚贤，带着民警姚国芳，开着一辆吉普车，连夜往友谊村的深山里钻。
为了不打草惊蛇，两个人没直接去邓宗全和邓成祥家，而是假装成查计划生育的干部，在村里跟人聊天聊了半天。
打听到的结果让人泄气:邓宗全和邓成祥四月十四号就从海南回了家，后来又去了长沙打工。可具体在长沙哪个工地，家人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是跟邓宗全的妹夫一块去的。
线索断了。
张扬三个人不能一直等在安化，他们得回海南处理别的事。没办法，只好先跟安化的同行告别，走了。
看着海南的警察走了，姚贤心里头不甘心。
干了一辈子刑侦，最恨的就是让凶手跑了。
五月六号下午，姚贤和姚国芳换上便装，又去了友谊村的旺兴村。
这回他没急着去找邓某某的家人，而是跟村里的老百姓拉家常。他装作很随意的样子，说自己有个亲戚在长沙跟邓某某一块打工，最近有急事找他，但找不到地址，问问村里有没有最近从长沙回来的人。
正说着，一个村民随口来了一句:“昨天夜里，打工的陈某刚从长沙回来，他跟仓场乡的人一块干活，兴许认识邓某某。”
姚贤心里头“咚”地一跳。
他赶紧找到陈某，问了一通，终于问到了关键信息:邓某某在长沙螺丝塘的一个基建工地干活。陈某不认识邓宗全和邓成祥，但那个工地上有十来个仓场乡的打工者。
姚贤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他马上掏出手机给张扬打电话，可张扬他们正在火车上，电话没人接。
天慢慢黑了。
姚贤知道，这事不能等。等张扬回来再行动，黄花菜都凉了。他立刻拦了辆出租车，跟姚国芳一块直奔长沙。
到了长沙，两个人一刻没停，先后找了长沙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星沙派出所、螺丝塘警务站和一个学校的保卫科。
长沙县公安局的中队长罗立、星沙派出所的彭所长、螺丝塘警务站的民警肖志国、学校的保卫科长孙科长，听了案情介绍以后，二话没说，答应配合行动。
螺丝塘那个学校正在搞大基建，工地面积好几百亩，几十座工棚零零散散地搭在各处。黑灯瞎火的晚上，就几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风吹得工棚的铁皮“呼呼”响。
凌晨一点，三辆警车开进了工地。
二十多个警察跳下车，一部分在外面守着，一部分冲进工棚挨个查。
一个工棚，两个工棚……一连查了八个，都没找到安化籍的民工。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转眼就凌晨三点了。
姚贤和彭所长心里急得像着了火。天一亮要是还找不着人，不光这一晚上白忙活，更麻烦的是打草惊蛇，让凶手跑了。
“分成两组，加快速度。发现安化籍的马上增援。”
两组人继续往里查。
查到第十六个工棚的时候，一个民工说了句话，让所有人都精神起来了:“前面不远有个工棚，里头住的全是安化的老乡。”
两组人马上合围，把那个工棚围了个水泄不通。
“都把身份证拿出来！”
一声大喝，工棚里的人全惊醒了，一个个慌慌张张地从床上爬起来，翻自己的身份证。
姚贤和彭所长站在门口，盯着人群。
查到一个小个子年轻人的时候，民警拿起他的身份证，上头印着“邓宗武”三个字。
“你是邓宗武？”姚贤声音很厉。
那年轻人脸“唰”地白了，眼神躲躲闪闪，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是邓宗武，我是他弟弟邓宗全。”
话音还没落，几个警察就冲上去，把他两只胳膊拧住了。
“谁是邓成祥？”
“我……我是。”
屋角里，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哆哆嗦嗦地应了一声。
警察一把把他从床上薅起来，“咔嚓”一声，手铐铐上了。
姚贤赶紧给张扬打电话，这回打通了。
“张扬！抓到了！邓宗全和邓成祥都抓到了！”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紧接着张扬的声音都变了调:“好！我马上坐飞机去长沙！你们先把人看好了！”
星沙派出所的审讯室里，灯亮得晃眼。
折腾了一夜，邓宗全和邓成祥的防线已经彻底垮了。警察一问，两个人都交代了。
1999年，邓宗全、邓成祥、刘云汉三个人从湖南安化到海南临高打工，认识了四川人熊再淋。因为房租太贵，四个人就暂时合租在那栋没建完的宿舍楼里。熊再淋住二楼西头，他们三个住二楼东头。
熊再淋人高马大，老实巴交，在海南干了好几年，攒了一万多块钱，存单就放在房间里。
邓宗全有回在熊再淋房间里，看到了那些存单。
加起来一万两千多块钱。
“这钱够咱们花好几年了。”邓宗全起了坏心思，“把他弄死，存单就是咱们的了。”
邓成祥和刘云汉都没犹豫，三个人一拍即合。
他们开始商量怎么下手。
四月十一号上午，邓宗全去镇上买了几包老鼠药，揣在兜里。
晚上，趁熊再淋不在，他们溜进他房间，把老鼠药倒进了饭锅里。
半夜十二点，三个人又摸进了熊再淋的房间。
推开门一看，熊再淋躺在床上，嘴里吐着白沫，人已经没气了。床上还有一滩呕吐物。
三个人连眼睛都没多眨一下，翻箱倒柜找到了那两张存单。为了不让人看出来，他们把床板翻了面，又抬起熊再淋的尸体，从二楼的窗户扔下去，丢进了楼后面的化粪池里，顺手拿水泥盖板把井口盖住了。
第二天，四月十二号，邓宗全拿着他哥邓宗武的身份证，跟邓成祥一块去邮政储蓄所，取了一万两千两百块钱。
三个人分了赃:邓宗全拿五千，邓成祥拿四千，刘云汉拿三千。剩下的钱，他们在临高的饭店里海吃了一顿，然后收拾东西跑了。
“刘云汉呢？”警察追问。
“他四月十四号跟我们一块回了安化，没来长沙。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躲着。”邓宗全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说。
知道第三个人还在安化，姚贤不敢耽搁，马上跟姚国芳押着邓宗全和邓成祥赶回安化，先把人关进县看守所。
五月十号，张扬带着临高县公安局的四个人坐飞机到了长沙，马不停蹄地赶到安化。
这时候姚贤已经摸清了刘云汉的行踪——这人一直窝在仓场乡家里，哪也没去，整天悠哉悠哉的，根本不知道警察已经找上门了。
刘云汉家离乡政府只有五里多路，但不通车，得爬山。山路又窄又陡，杂草长得老高。
五月十一号凌晨一点，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八个警察在向导带路下，悄悄爬上半山腰，把刘云汉的房子围住了。
“冲！”
姚贤一声令下，一个警察一脚把门踹开，屋里的灯亮了。
床上躺着一男一女，男的正睡得香，嘴角还带着笑，看样子还在做着分赃的美梦。
“别动！警察！”
那男的猛地惊醒，还没来得及挣扎，手铐已经铐上了。
他整个人一下子瘫了，脸白得跟纸一样。
这就是第三个凶手，刘云汉。
警察在他家里翻了个遍，只找到两百块钱现金。剩下的钱，全被他花光了。
从案发到三个凶手全部落网，前后十二天。
审讯的时候，刘云汉交代的跟邓宗全、邓成祥说的完全对得上。三个人对毒死熊再淋、抢钱分赃、把尸体扔进化粪池的事供认不讳。
为了万把块钱，他们把一起干活一起吃饭的工友给害了。抛尸灭迹，以为能跑掉。
结果呢？
1999年下半年，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判了:邓宗全、邓成祥、刘云汉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声枪响。
三条命，抵了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