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淡然，眨了眨眼，不知说什么好。
何超却借故返回去太后身侧，一溜烟的不见了。
苏轼又是一个人大殿上不知所措，却是殿外直树之上落下一只寒鸦，这符合这冬日的景致，可是寒鸦数声，分明是预示着今日或将不顺，可是怎么何超会这么自信吾会升官呢？太后那边却是什么风声也没有透露。
太后静养片刻以待苏子。
恰正何超与苏轼吟毕归来，随即何超领范纯仁也从侧门出，刚过中门范纯仁见四下无人，即问何超“何大人，今日官家请吾等内殿商议，可另有缘遂？”
何超笑言“今日太后与你之言，是重要也不重要。其实太后主意已定，只是求你作一个幌子，以掩人耳目。”
范纯仁升起了疑问的脑袋。
何超笑言“太后年事已高，又多病缠身，必要为大宋寻觅一个能左右乾坤之人，而朝中局势未稳，新旧之争仍然暗流涌动，若是官家只欲请苏子，未免会引起众人猜忌，苏子罪身之臣（指苏轼乌台诗案罪人），突然加宰，必会令他人不满，所以官家又请你和黄庭坚，用以混淆视听，范相（范纯任旧为宰相）不会因此心生芥蒂吧？”
范纯仁急忙回应道“范某行事光明磊落，不会为此等小事耿耿于怀，况且范某已然老矣，为后生（指苏轼）竭力，乃是我最大的愿望。（是时范纯仁六十五岁，苏轼五十四岁）”
范纯仁从侧门掩出，何超又折回大殿请苏轼入内殿见太后。
太后刚刚休整片刻，苏轼见道太后，真是旧人相见，分外情多。
太后迫不及待道“苏子，你我多年没有如此近乎的相见了。”
苏轼即刻回应道“上一次得见，乃是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大丧期间，至今已有二十五哉矣！”
太后道“是呀，后吾顼儿（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对苏子颇有不公呀！我独守后宫，为六院（后宫）操持，未能闲话于众臣。吾儿不幸去，留下一大家业，至今已有数载，这数载吾乃往前殿，你却外放天涯，旧人思量，不知几何而不泪垂也！”
苏轼急忙拜服道“太后为国为民，真乃仁孝慈悯感动沧桑，古今之帝后者莫敢及也。苏某只不过是人间过客，迂腐之人也，不令官家思量才是！”
太后微微冷笑道“如今你我两鬓斑白，年华尽去，岁月不饶人啊。”
苏轼曰“太后莫要如此感伤，世间之事，都皆有命数，不必过多感慨。”
太后道“苏子所言差矣！你所在外，但你的文章却在宇内，我拜读，其文多有感动沧桑之志，缘何到我这里却只论命数？当真不愿与我谈论个中情愫。”这太后该不会对苏轼动情了吧，我看难说。原来在宣德殿上对苏轼冷眼相怼，都是一种掩饰，私下里却对苏轼如此惺惺惜之，这是两面派，还是真的情怀所致？世人皆难明了，不过随他去吧！
苏轼急尴尬的回道“你我君臣有别，还是以国事为要。”
太后见苏轼如此不懂心趣，内心难受之极，遂说道“苏子情怀不至于此，那宇宙浩渺皆在苏子之下，却不能与我谈谈。难得我在深宫里拜读你的每一篇文章。”
苏轼依然谨慎道“多谢太后对微臣文章的赏识，只是许多皆是言过其实，感慨则罢，真的运之于天地之间，恐怕未可通也，正如‘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只为人间叹，却难见其实。”
太后道“此正是所谓的念想，深宫之中，百无聊赖，唯有苏子之文，让哀家向往，每每念之，皆似此身亲往，若不是身世所限，吾亦愿与子泛舟赤壁，行于两山之下，望着远隔一线的天际，慨叹着曹孟德之心思。虽然身不能与苏子同游，但是念想却常伴苏子左右。”
苏轼面对高太后之言语竟然不知所措，也许正是太后高高在上，而苏轼只是一介臣子，并不能十分的剜心窝子讲话，苏轼遂惊恐言语道“苏轼只是一届草莽，不敢受太后如此抬爱。”
这高太后在朝堂上对苏轼冷言冷语，甚至有些苛责，但是其内心对于苏轼依然如曾经少年时那般欣赏。话说那是嘉佑初，约莫三十五年前，苏轼年方二十，与弟随其父入京赶考，没想到苏轼和苏辙同中进士，轰动京城，这太后时年二十五，面对如此才华的二苏，真的是恻隐之心蠢蠢欲动，后苏轼苏辙苏洵受帝召见，帝（宋英宗赵祯）念苏洵二子皆为进士，遂赐苏洵阁籍，一时间，三苏之美名轰动天下，不论是朝廷百官还是天下百姓都皆以三苏之文倍为推崇。是时高太后为京兆郡王妃，每每得苏子之文，皆视若瑰宝，与京兆郡王府内众姐妹阅读赏玩，后京兆郡王入京为帝，亦推崇苏子言论，这高氏滔滔常召苏子论文习典，果真是恩宠有加，苏子当年乃是青年才俊，为天下之表率，不由得让人心生羡之，这高氏就在此时与苏子结下难解之缘。
高太后见苏轼对自己的话如此冷漠，遂对苏子言道“子瞻，你我多年旧识，我对你之才华甚为欣赏，不瞒你说，老生久病难医，恐是不久于人世，只是这天下尚无一日宁息，而老生之内心则更有心将朝中诸事托付苏子，不知苏子意下如何。”
虽然高太后用范纯仁和黄庭坚作为幌子，但是其对苏轼的亲昵抬爱，还是容易走漏风声的，也是不想苏轼担待当朝宠臣吝臣的名声，所以高太后渐渐收敛。
面对如此情形，苏轼则急回应道“大宋之事，亦是苏某之事，不论何事苏某都是责无旁贷，只是太后私下召见苏某，未免惹人闲话。”
高太后便开始假装不高兴道“哀家已经是行将就木之人，哪里管得这天下闲话？此次本想与苏子一样不羁一回，大畅天下人家情愫。”太后当然知道这些年对苏轼非凡的欣赏，甚至超脱了普通臣子的界限，执政这些年，常召人入内殿商议国事，诸如范纯仁，黄庭坚，文彦博曾都入过内殿，唯独苏轼没有，太后就是怕人有闲话，而这一次太后虽有顾忌，但却顾不得所有，势必托孤于苏轼。只是这苏子却似木头一般的冷落。
苏轼又道“臣今日乃为军报而来，官家为何迟迟不应允！汴京城人，个个翘首以盼，望太后早日公之于众。”
太后回曰“军报之事，我已经应允范纯仁，不日范尧夫将会把军报公之于众。”
苏轼方才心安“即是如此，那臣等放心。”遂只顾拜首谢意。
太后又问苏轼道，“苏子可曾记得当年进士策论为何？”
苏轼对曰“当然记得，当年应试之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论宽赏而少罚，是为仁治天下之道。”
太后曰“先君之道是为仁，即是应了苏子之篇！”然后高太后又似在吟诵苏轼当年所写之文“‘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圣人皆言宽赏而少罚，以上之论，皆与圣人言无异，但吾认为鲧尧之论更为符合今之深境（鲧尧之论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一段讲鲧犯了错误，但是尧依然给机会给鲧，让鲧担当重任。），今哀家已知自己大限将至，故而想将这大宋江山托付于你，虽汝曾为罪身，但是才高且有八斗，以你之才论世必可保大宋江山永世不朽。”
苏轼听之，内心喜忧参半，喜则因行于汴京之间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拜将入相，让反对者或者不明事理者都难以抵诘，更不会因弟子众多，而成为反对者暗讽纠察之对象；忧则因此‘托付’来的太突然，恐怕会因势乱初心，而改其身体力行之道。但是苏轼终归还是能听懂太后的深意。但是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是贪恋权欲，遂又谦虚道“苏某豪放，且喜江湖，所谓自由也，苏某常言之无忌，恐有三言两语或与官家相悖，如前者乌台案必是其一，恐难当此大任。”
太后婉转安慰道“从现今形势来看，乌台案对错难分，也许是官家矫枉过正，而后已知，若想大宋长治久安，则需莫挡言路，乌台诗案苏子果真确是受了委屈。”
苏轼笑道“乌台案对苏某来说未必不是好事，至少可以在还身正（身体正棒）的年华，云游那江湖之上。那黄州团练副使之职，确实让我得以再一次入得民间，得生灵之仰息，晓天地之神奇。今日可更好为大宋效力。遥想当年王临川（王安石）拜相之前，也曾蛰伏与民间长达二十年。可谓是入的王门，也领略人间之便宜。”
太后见苏轼对新职有所期待，方才宽心，这苏轼心里也并非只想着天地宇宙，田园诗话，对权利至少还是有点奢望的，太后心心念念的苏轼原来和芸芸众生一样，这下太后才放心让苏轼担任要职，遂又似安慰的说道“世人皆有过错，但有错必不能证其无能，就像鲧之错无碍于其才，所以尧可用之。虽苏子曾为错论，但亦有经天纬地之才，个中言语错误，不在话下，汝之治国才华才是大宋不可或缺的财富。”
苏轼谦虚道“太后之赞言，苏某愧不敢当啊！为朝之事苏某当尽心竭力！”
太后即刻回应道“既然苏子已然决心为大宋效力，那当即刻拜相，以振朝纲。”太后停顿一下，又急切的道，“汝知西夏兵事，并非与世人传说一致，军报所书‘宋军以一万损，破敌四万’，此役极为振奋人心，然则吕惠卿另有书信，详述实情，宋之境况，并不尽如人意。”说着太后便命人拿出吕惠卿的书信让苏子过目。
苏子见信，吕曰：
“西夏贼兵，狂莽无敌，宋军莫敢与之战，遂藏于晋阳城内，待敌众七万余人入城，吾以十三万之众伏于城中，待敌尽数以入，才与暗处与之相接。然而，以十三万对七万，且多使暗箭，才损敌四万，其余遁行。吾亦自损一万”。
苏轼看了吕惠卿之书信，方才明白，大宋之境况不仅在于敌强，还在于己弱，若想真正的破敌，必要在战力上决胜，并非只在计谋，毕竟上天不会每一次都眷顾宋军，苏轼遂对太后道“吕惠卿所言，宋军所遇皆是凶险，若非西夏敌兵现在自行退去，大宋阻敌之军危在旦夕，今若西夏军卷土重来则我大宋危矣！不仅可能全军覆没，还可能失却西北大好河山。为今之计，只有辟除党争，一心发展经济和军力，方可与之敌。”
太后哀叹道“吾也是看到这份军报，才发现王临川变法之精要，真是悔之晚矣。眼下，不知苏子能否组织一场行之有效的变法。”
苏轼曰，“变法之精要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执法，今新法废之已久，恐难再行，必然要再立与新法相异之更新法，方可施行，否则阻力将更胜，毕竟太后年事已高，皇帝年少，微臣力所限，没有鼎力相助之人，也难成大器。”
苏轼停顿片刻又激情澎湃的对太后讲，“官家，苏某斗胆建言，何不将权柄钱粮之权交于赵煦，还政于赵氏。这样一来太后可以休养生息，对愈疗疾十分之利，二来以赵煦少年之心，必然会锐意进取，成天地之才，更有甚者，汴京城官员臃肿，腐化，以太后之能必然不忍驱腐逐朽，伤及旧族，尤其是高氏族人”苏轼说到“高氏族人”特意拉低音量，眼睛瞟向太后，观其颜色，然后接着说道“若是赵煦当政，驱利必然不会手下留情，这样可以将腐朽势力连根拔除，新法之路可顺畅无阻也。”
太后见苏轼说道“连根拔除”，脸色骤变，语有责之之意，“连根拔除？恐怕连你我都会被拔除，此意不可，我不赞成此时将大宋的权柄交于还未成年的赵煦，试问古今，主少国疑之事还少吗？”太后余有激愤道“宋之天下，取自柴氏幼子，难道今要新逢旧事。置赵氏江山于不顾。”
苏轼听得太后连这种大宋禁忌之话都说了出来，顿觉不妙，自古曰“言多必失”，苏轼这话算是碰到了牛角，一腔热血却不想换来太后的一盆冷水，遂然心也不济，但是为了挽回危局又急转话锋道“太后息怒，臣之所言，乃是要有德才之人辅佐赵煦，必不使之有失，方可权柄以系，放政于赵煦。”
太后道“煦儿年幼，若是苏子辅佐，哀家自然信之，毕竟苏子为人，哀家识得，可是如果让那赵挺之辅之，未来将如何是为未知？赵煦如今这般年纪，最容易受人唆使鼓噪，心志尚不能全，怎可担当大任，嘱国于天下！”太后之言语犀利，语带对赵煦十分的不满。
苏轼则为其辩驳道“赵煦虽少，毕竟是您的亲孙子，也是在您身边读圣贤书长大的皇帝，太后何故对他如此没有信心？”
太后对曰“赵煦喜读兵书，每每遇到古之勇者，都清新赞之，他若得政，难保不会穷凶黩武，兵戎天下，则宋之百姓必为之消靡，国之财力恐怕难以为继。心志尚不全活，恐为奸人所利用，到时候可连苏子亦不能保全。”
苏轼道“那这江山始终是赵氏的，国之权柄迟早要落到赵煦手中，太后何不先行试探其才能若何？”
太后有点不高兴道“看来苏子今日势必要为赵煦保举一番，却不提如何施政新法。”
苏轼回道“太后之言又巡而环之（话又说回去了），新法施行需巨力助之，力来自于太后官家，迟早断续（不好直说‘你迟早会死的’），若力来自于赵煦，虽现今不足，但是赵煦盛年有加，又有太后加持，必渐蓄力以为新法所出，将来可图之久远。可是若力仅来自于苏某，则名不正言不顺，无人敢为之，虽然苏某有心，但新法亦不知何以图，何可图哉？”
太后已然力乏，回道“今日苏子要与哀家论上一番，我只深宫一怨妇，而你却是邈邈天地之间一俊才，吾当何以论过与你，遂不言吧！”
太后和苏轼各自沉寂片刻后，皆曰，“此事稍后再议”。苏子出言化解尴尬，“今日吾且只论军报之事，既然军报之事已了，其他或可后言。”
太后乏然而曰“然。”
苏轼紧急着又说道“既然吕公亦言：宋军力弱。吾恐力弱之事早已在宋境传开，不日即将传入敌营，如不早作计议，敌若再犯，胜利之果必然毁于一旦，收复之土亦会复丧。”
太后言道“为今之计，不能使外人得知宋军力弱，故我隐匿，需急招吕惠卿入朝议事。”
苏轼也道“此事刻不容缓。”
太后急命传令兵急赴晋阳。
苏轼与太后言语多时，太后命苏轼退，却又不提拜相之事，真是言之凿凿半天却也无果，究竟是苏轼空欢喜一场，还是大宋再有诸多浩劫，且当后论。
苏轼出得内殿，何超立马跟了上来说道“大娘娘有封书信且要转交给你，是吕惠卿所书之私信，大娘娘未忍开封，或有益于练兵。”
苏轼拜谢何超。
何超又劝慰苏轼道“凡事莫要太过强求，大娘娘身体不是已久，苏子何必与之争辩。”
苏轼笑道“与意见不同者，自当争辩，否则，哪里对得起那些圣贤书呢！”
何超无奈道“吾闻宋之相者，除了为数不多的范文正公，王荆公（王安石），魏国公（韩琦）皆有大才，其余皆是范范之辈，苏子之才德早在他人之上，却因固执己见未能拜相，岂不可惜。凡事当温文而行，不可执意深耗，否则与国与己皆无益处！”
苏轼道“苏某对功名利禄看得淡然，更愿意做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雅士。哈哈，今者吾与太后论者有差，恐不得为其要领。是我之过也，但是赵煦若再不领政，恐日后无能力领政也。且请转告太后，育人当乘幼，教人当乘少，未来务必以赵煦为上。”
何超点点头，待苏轼走后，又摇摇头。
这一次苏轼没有向黄庭坚和范纯仁那样从侧门出，而是大摇大摆的从宫门的正门出。
出得宫门后苏轼上了自己的马车，思绪今朝之事，果真是感慨良多，看来自己对太后的异见颇多，有的甚至难以调和，赵煦本为国主，这太后却迟迟不肯将权柄以授。手中捏着吕惠卿的来信，不知为何，有点想冷笑。吕惠卿这封书信上写着“苏轼亲启”四字，高太后也算是非常尊重苏轼，没有先行拆开看，苏轼则拆开书信，内写着：
苏子见上，迈安全。唐国昌英勇无敌，与左先锋营奋杀敌军，受重伤，今已痊愈，目前领中军团练使，辖宋兵及夏虏万人。
苏轼看着书信无言，嘴角却露出会心的笑意。虽然不可明说，但是苏迈和唐国昌的性命才是他最关心的，他知道唐国昌安全且升为中军团练使，内心或许有了些许安慰，毕竟曾今与李格非军前送行这位壮士，本以为会一去不复返，没想到却意外的当上了宋军的团练将军，真是意外的惊喜。待归来时，必然再与之痛饮。
眼下宋之窘境凸显，国无锐士，上无能臣，下无良将，而太后却不敢将国家社稷交给年少的赵煦，怕得是有奸臣挟持赵煦以乱朝纲，苏子之力难补天下之漏，太后年事已高，恐难撑太久，局势真的瞬息即变，天色黯然。这天下皆知宋军一万之损，伤敌四万，西夏军以为宋军主力以至，遂潇潇退去，其实西夏军惧怕的不是宋军的武力，而是怕宋军的诡谋，宋正欢腾鼓舞之际，却不知这朝堂之下暗流涌动。然而作为汴京城实际主事的苏子，却因和太后意见两异，行难作法，却无可奈何也。
苏轼回到家，对如此之结果甚是觉得无奈，自己领不领宰倒是不打紧，但是宋莫要再行党争之道，虚耗大宋国力。苏轼差人将吕惠卿的书信送往秦观手中，自己却自顾去饮酒，以抒不愤。
秦观见信，即知如何以对，必是急告知李格非，让他在历城无忧。秦观急取书笔，砚墨以待，书曰：
李文叔见上，今闻晋阳西夏兵事，敌已退去，唐国昌安，并以将军职待之，辖万人以上，可喜也！然，你之右仆射之职已去，换领谏门参议（就是朝散郎），苏子与吾等皆尽力劝慰官家，莫去你职，但结果为之叹！望你知晓。
秦观将书信装入石蜡封，欲交于送信者，突然觉得言语不妥，遂取出信，将后几句李格非被撤职之事删去，再交于送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