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不容易捋顺了王安石的生平经历与变法的背景及内容之后，我们今后的工作重心就是要详述一下苏轼在这场变法中的各种举动了。
熙宁二年（1069）八月十四，正是汴京城里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中秋时节。
苏轼受诏作为国子监举人考试官，开始了为国选材，当然主要是为王安石网罗鹰犬与走狗。同为考试官的还有：
集贤校理王汾、胡宗愈、王益柔；
密阁校理钱藻；
馆阁校勘顾临；
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字天祺，今宝鸡市眉县人，张载最小的弟弟）；
比部郎中张吉；
这是一次比较严肃的考试，从豪华的监考官阵容就可见一斑，考试的题目正是苏轼出的。
由于当时神宗皇帝独宠王安石，造成了王安石的凡事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苏轼欲借此抨击一下王安石，所以就在此次的国学秋试的策问中选用的题目为：
“勤而或治或乱，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苏轼先是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并以此让考生们详细分析成功失败的根源以及所作所为相同而结果相反究竟是什么原因。
明眼人一看，其主旨有影射当朝怂恿神宗变法的主要人物王安石之嫌。果然，当王安石得知了这件事后，立即勃然大怒。
后来，神宗皇帝数次想起用苏轼，都被王安石想方设法地阻挠并搅黄了。
八月十六，苏辙因不满王安石的一些政策，向朝廷请辞条例司的官职，结果又被任命为河南府留守推官（推官，是古代官名。唐朝始置，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采访处置使下皆设一员，位次于判官、掌书记，掌推勾狱讼之事），苏辙未赴新任。
王安石想任命孙立节（字介夫）来接替苏辙的条例司职务，谁知性格刚强的孙立节直接回怼过去。
他对王安石说，王公的话太过分了，你应当找那些比我强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也是不肯到条例司来的。王安石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孙立节见王安石站起来径直走入房里，自己也快步离开。
苏轼也就是此时才开始认识了孙立节，由于政见相同，以至于成为了世交——后来孙立节儿子孙勰（字志康）的墓志铭就是苏轼的三子苏过给撰写的。
此时的司马光老先生接到朝廷的圣旨，被要求为朝廷选取谏官。
“谏官难得，卿更为择其人”，神宗皇帝的话言犹在耳，司马光老先生更是不敢怠慢，回到家就开始左挑右选，选好了四个人的名字密奏朝廷，并称这四个人都为自己所素知。
这四个人分别是陈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
在密奏中，老先生是这样评价苏轼的：直史馆苏轼，制策人优等，文学富瞻，晓达时务，劲直敢言。
很可惜，神宗皇帝并未采纳老先生的举荐，至少说苏轼此次并未入选。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王安石的又一次使坏。
一个月后，朝廷里任命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与右直言、直集贤苑孙觉两人开始同修皇上的起居注。
起居注，是记录古代帝王一言一行的文书，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日记。但是不是由皇帝本人来写，而是要专职人员把皇帝的所有言行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有点像流水账。
传说最早的起居注，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到晋朝时，国家设置专门的官员，来编写起居注，后来的王朝大都继承了这个传统。
起居注不仅记录皇帝的私生活，还会记录皇帝会见大臣们的情况。而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的实施，需要皇帝和大臣们共同讨论决定。这些都会被记录下来，这就为国史馆编纂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起居注更是要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身边有个人时时的盯着自己，所以皇帝说话做事，肯定更加谨慎了。起居注虽然记录了皇帝的言行，但是皇帝是不能看的。古代为什么不让皇帝看起居注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皇帝干扰记录的客观性。
因为人非圣贤，不可能所有行为都正确，但是负责记录的官员，却会把所有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其中一些不良行为，皇帝肯定不希望流传出去，这样会影响形象的。
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虽然规定皇帝不允许看起居注，但是如果皇帝动用权力，想要翻看甚至修改起居注，即使有正直的大臣出面阻止，在皇权面前也会显得无可奈何。
所以，当前留下来的起居注，同样需要我们认真辨别，记录是否真实可信。
关于人的日常生活的记录，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记录，甚至详细到一天吃了几顿饭，每顿饭几个菜。一般都是有专人在旁边记录的。起居注的作用也很多，举个例子，如果皇帝突然生病，就可以通过起居注查找病因。
唐宋时期于门下省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记皇帝言行。这种官职虽然不高，但是能够随时接触到皇帝，也是许多人觊觎的对象。本来神宗皇帝起初是想用苏轼与孙觉这两个人的，但是王安石从中说，苏轼岂是可以提拔的人！
神宗道：苏轼这个人很有文采，并且朕见他为人也很平静。朝内大臣中司马光、韩维、王存都很称道此人。
王安石道：像这种险恶的小人，老臣不敢无缘无故地评价。苏轼曾作过的《贾谊论》，里面说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贾谊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又曾附丽欧阳修，欧阳修修作了《正统论》，章望之提出了有别于欧阳修的“霸统”观点，苏轼就立马作论攻击章望之，其实苏轼的论断论都无道理。
王安石还添油加醋地说：非但如此，在苏轼遭遇父丧后，韩琦等人送来的金帛，明面上苏轼均未接受。但却在扶柩归川时，用官家的船只贩卖数船苏木（一种中药材）入川，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
司马光曾诬陷吕惠卿受人钱财，还夸赞苏轼为人平静，这真是厚颜无耻啊！
王安石最后竟急眼道：陛下想在朝野之间变风俗、息邪说，如果突然间起用了苏轼这种人，那么朝廷上下的士子们怎么能够辨别陛下的好恶所在呢？当然了，苏轼这个人也并非没有才智，以此人的声望来讲，这个人确实不可偏废了。内个啥？如若哪一省府缺少推官或是判官了，可让这厮去补缺。但凡他这种通判资历的无名小卒，怎么能够有级别去修起居注呢？
于是，神宗皇帝无奈听信了王安石的“谗言”，就把苏轼修起居注的美差给撸了。
果不其然，随后的任命下来：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出任开封府推官。这是王安石的主意，其意是想苏轼本为文士，对官场吏事不甚精通，想用京城中推官的繁杂事务刁难和绊住他的手脚。然而，后来的苏轼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却干得有声有色，“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石起初与苏轼之间并无过节，只是吕惠卿嫉妒苏轼的才华而从中挑拨两人的关系，才最终造成王安石数度对苏轼仕途的打压，但这些还都只是传说。
上任后，作为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给神宗皇帝上了点眼药——就是上了一道《谏买浙灯状》。
此状中的措辞极为严肃认真，“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乐今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不仅如此，还有更狠的，“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且卖等皆细民，安可贱售其值！故臣愿急罢之。”
当苏轼还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等着神宗震怒而后降罪之际，忽然传来皇上竟然采用了他的建议，把买灯之事给取消了！
这让苏轼受宠若惊，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接下来就搞出了一个更大的动作，以自己三十四岁、自以为成熟的年龄上书二十一岁的神宗皇帝，开始开怀畅谈起了新法的不便。
苏轼在反对新法方面以大胆敢言着称，通过各种方式制造舆论，成为反对派的代表之一。
在论战中，苏轼与司马光等人站在一起，形成了“保守派”的阵营，但苏轼并非简单的“保守派”，他一生都未放弃在仁宗朝提出的革新主张。
苏轼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他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强调其与中书、宰相的功能相重合，认为这不仅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还导致了朝廷体制的混乱，使得民众和官员感到困扰。
强调国家的根本在于“道德”与“风俗”评判体系的建立，而不应简单以“强弱”与“富贫”的表象来评价国家的状况。这种强调道德伦理的观点，反映了苏轼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认为国家的强大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更在于社会伦理的健康。
苏轼还对王安石压制谏官言论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手段是毫无道理的，不仅违背了言官制度的初衷，还可能导致国家的大害。
殊不知，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真的是着面临一系列危机：如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于是乎，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襄助自己成就宏图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就敢毫不留情地往宋神宗头上浇凉水的人，一种可能是神宗的长辈比如英宗，可是英宗业已驾崩；再一种就只能是臣僚中的头脑发热者，我们这里姑且称之为“政治上不成熟”者。
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他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
然而，就在变法推行之际，刚刚从政不久的苏轼便上书神宗，陈述新法之利弊，反对王安石的一些措施，这就是着名的《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开篇便说：“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此时，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保守派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后来，苏轼也因此次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不出意外地被贬为杭州通判。
看过《上神宗皇帝书》原文的人都知道，作为惜字如金的文言文，苏轼竟然写了大约一万字的篇幅，里面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很有当今重点高中文科班学生的优秀杂文习作之风，从文采的角度来讲毫无破绽，甚至是一篇美文。
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它本身是无比残酷的。
所以此时的苏轼，还只能叫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