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凤翔府有八处景观，任职此地，苏轼自然都不会缺席。
游览吟诗之余，苏轼还充当起了导游的角色，这与当下的领导干部推介属地景区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凤翔当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来此八观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故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但是苏轼在这方面的实践活动，却比今天的举措早了将近千年。
苏轼的《凤翔八观》诗，其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多数人认为是介绍了王维与吴道子两位画家风格不同的。吴道子虽称画圣，但与文人气息不通。王摩诘称不上画圣，却与文人气息相通。自宋元以来，文人士大夫画者，仿效摩诘者有之，但传吴道子衣钵者，则绝无其人也。
苏轼画竹，其实是源于王摩诘。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轼总评了吴、王之画，认为吴是高明的画工，而王画则形神兼备，物与神游。全诗结构新颖，于整齐中见出变化之妙。若读了《凤翔八观》组诗中的《王维吴道子画》这首诗，就会感知出苏轼不仅咏之论之，并已摩之绘之。
自从与其老表文同（字与可）相遇于岐下，自此苏轼的画技日进，而发源则也是此诗也。王维与吴道子并为唐代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的着名画家，凤翔的普门与开元二寺的壁间，俱有二人的佛教画，苏轼作凤翔府签判时，时年二十六岁，于游观二寺时见到王、吴二人的画，便写下这首诗。
所以说，《王维吴道子画》这首诗乃画家的一本清账，若是文人中的长于绘画者，如米芾、吴镇、黄公望、董其昌、王时敏之流读之，即无不了然胸中矣。
苏轼曾不遗余力向世人推介的凤翔八观分别为：石鼓歌、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和秦穆公墓。
此时，苏轼的文章愈加为人传诵，欧阳修读了苏轼的新作后常会激动地说，往时作四六（指散体）者，多引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耀自己的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变体，如苏氏父子（其重心自是苏轼）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之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欧阳修为天圣八年进士，九年任西京留守推官。我们知道，欧阳永叔多年来与尹沫、梅尧臣切磋革新诗文，其作文水平自然是首屈一指的。
嘉佑七年（1062）正月，苏轼在凤翔府上了《凤翔到任谢执政启》。“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方愁後会远，未暇忧岁夕。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该月初十，苏轼作了一首和诗《次韵子由除日见寄》，寄给了苏辙，表达了兄弟之间的思念之情。
二月初五，朝廷下了诏令：命各郡吏分别到自己的属县去减决囚禁。苏轼被差遣到凤翔府下属十县中的四个县：宝鸡、虢县、郿县、周至。
苏轼自二月十三出发，先行奔赴宝鸡县，暮宿宝鸡县的武城镇。次月十四日，自宝鸡沿渭河舟行至虢县，十五日经郿县至清秋镇。次日，到达周至县。
十七日，公事之余因便朝谒了周至县太平宫。这座太平宫即今天周至终南镇的上清天平宫，此宫与北宋第一大疑案“斧声烛影”有关。
宋太宗上演“烛影斧声”后，意外的却“敕建”终南上清太平宫，为大宋皇家宗庙，诏改楼观、延生、会灵诸观为太平宫之下院。
也就是说：当时的上清太平宫地位远在楼观台之上！而且为保卫皇家宗庙，诏建以清平镇(古终南镇)为中心设立清平县。至于宋太宗为什么宠幸上清太平宫，使这里成为宋朝京师以外最重要的宫观之一，据说和这里的道士张守真有关。张守真本是一老百姓，他供奉“黑煞大将军”，成为无所不知的“张神仙”。晋王赵光义去祭拜，张守真神仙附体，说晋王赵光义当为宋朝第二任太平君主。
宋开宝九年（976）十月壬子夜，太祖赵匡胤大病，召晋王赵光义议事（另有记载说，是召太祖第四子赵德芳进宫商议后事，被晋王知晓后未召进宫），左右不得闻。席间有人遥见得烛光下光义时而离席，有逊避之状，又听见太祖引柱斧戳地，并大声说：“好为之”。这就是后来“烛影斧声”事件，也称“斧声烛影”。
后晋王赵光义继位，史称太宗，颁布年号为太平兴国。 在终南山建造上清太平宫，敕封“黑煞大将军”为翊圣将军，由张守真任宫主。敕封为崇元大师。
凡有国家大事，赵光义都要派人前往终南上清宫致祭。当时宋太宗亲自题曰“上清太平宫”。他自己也偶尔驻跸于此，修心养性。因为宋太宗御驾亲临过，太平宫名声很大，加之宋太宗曾御赐太平宫《道藏》一部，附近好道人士经常来这里读书，一饱眼福。
这些历史自然就吸引了苏轼，有记载，苏轼受命前往凤翔府所属的宝、虢、眉、周四县执行“减决囚禁”公务时，曾三次到过上清宫。
第二天，苏轼一行循终南山而西，游览了崇圣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夜宿中兴寺，还拜会了道士赵宗有。十九日，自郿县又回凤翔府。
公务之余，苏轼在凤翔府邸里新葺了一座小园子，还结识了洛阳人董傅，并与之定交。董傅，字至和，能诗（古人一般都比较的谦虚，“能诗”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为特别能作诗）。
二月间，凤翔大旱。自入冬到开春，雨雪皆无，赤地千里。
因苏轼熟读历代典籍，从小就接受道家思想，受父亲教育，熟知各种祭奠活动的礼仪规矩。加之又年轻力壮、才华横溢，宋选就将祷雨要务，全权交给了苏轼。
苏轼于是翻阅典籍，通过查阅《三秦记》《周地图记》等大部头丛书，又深入研究了往年太白山的祀典流程，方才知道太白山神在唐朝就已是公爵，到现在级别上还仅是“济民侯”，神自然不会高兴的啦。
于是，当务之急苏轼就代县令向皇帝起草了一折奏，建议将太白山神晋为“明应公”。一方面恢复山神的爵位，再派使敬告神灵，然后再为太白山神乞求新的封号，新官上任的苏轼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
祷雨，就安排在太白山脚下清秋镇的太白庙里进行，苏轼虔诚地作了祝文，并当众宣读之。
公事罢，苏轼顺便（注意这回是顺便）游览了太白山，然后去了郿县的横渠镇，在横渠镇南的崇寿院，苏轼还题诗于崇寿院壁上。
关横渠镇是三秦文化创立地，宋代着名理学家张载的第二故乡，他曾在此创办横渠书院。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世称横渠先生，年长苏轼十九岁，是当时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还是“关学”的创始人（陈忠实老先生作品中“蓝袍先生”的原型）。
今天的陕西眉县横渠镇还留有张载祠，“张载祠”原为横渠崇寿院，横渠书院就是张载当年读书讲学、着书立说的地方。
苏轼一行复游了延生观玉真堂这座唐玉真公主修道的遗址，在留题仙游潭中兴寺后，还参观了后汉马融的读书石室。经由尹喜遇老子后得道而修建的楼观及董卓修筑的郿坞，苏轼来到虢县的磻溪，观赏了姜太公钓鱼石，最后再顺便游览了汧水之北武城镇的石鼻城。
回到任凤翔府衙不久，苏轼的“文人情结”又开始泛滥了。
当时，心血来潮的他先是在府衙廨宇北边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喜雨亭”。亭前又弄了一个长三丈的横池，池上架起短桥，桥上搭起明堂，分堂之北厦为轩窗曲槛，可以俯瞰池上。出堂往南，整出一条过廊，过廊两旁各为一小池。三池的池水皆是引自汧水，池中都种上了莲藕、养上了鱼。池边上则种有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等果木三十余株，苏轼甚至还用一斗酒与别人换得一丛牡丹栽在喜雨亭的北面。
遗憾的是，关中不生梅，这令一度喜梅的苏轼极为不爽。
正好，子由公务之余将哥哥园中的果木与景物分别作诗寄给了苏轼。苏轼正陶醉于自己亲手设计的小园，心情舒畅地依次唱和了和诗，凡二十一首。可见兄弟俩的兴致之高，一种初涉仕途的踌躇满志跃然纸上矣。
三月初七，潍州北海（今潍坊市潍城区潍城西关）人吴奎（字长文）自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被升迁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
吴奎从此可以放下开封府的繁杂事务，在枢密院专门掌管军事大权了。苏轼知道吴奎早先被提拔到京师，不久必会有更重要的任命，现在果然得到了证实。于是，也做起了顺水人情（上了一道贺启）。
三月既望（十六日），下了两场小雨，但老百姓觉得雨下的还不够。
于是，就在派遣苏轼等人到太白山祈雨的三天后，凤翔府知府宋选亲自出马，兴师动众地前往凤翔城中十余丈高的真兴寺阁祈雨。
在真兴寺阁祷雨返城的路上，苏轼忽见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他索性用手攓了一些云放在笼中，回家后见云仍然弥漫于笼中，打开笼盖，将云放出，还作诗《攓云篇》。
这次宋知府的亲自出马，给力的大雨果然降临了，大雨滂沱“三日乃止”。
为了拍上司的马屁，苏轼专门作《真兴寺阁祷雨》记述了此事。而苏轼在大堂背面新建的亭子也正好落成，于是就“亭以雨名，志喜也”，把亭子取名“喜雨亭”，并作了一篇《喜雨亭记》。
在这篇记文中，苏轼向山川之神求告道：
百姓赖以存活之物，不过是夏麦秋禾而已。如果一旬之内再不下雨，就将成为凶灾之年，百姓将会饥荒啦，盗贼将会蜂起啦。据此特向神灵您求雨，灵验的山川之神您可不该熟视无睹啊！等等。
当然，这在当时，祷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打小闹，而是一项隆重的政治活动。
关于中国人祷告的原理，林语堂先生早已将此解读得极为透彻了——那就是不管你所祷告的是什么神灵，亦或就是一段得道的树桩，这些都不是怀疑祷告灵不灵的理由。祷告之结果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理，若不灵验，那都是祷告人不够虔诚的罪过。所谓的“心诚则灵”，便是此理。祷告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要的就是那种虔诚至极的态度，至于灵不灵验什么的，那倒都在其次。
关于太白山神，苏轼记录了一个段子：
说是嘉佑七年（1062），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期间忽遇大旱，于是，询问了当地父老境内可有灵验的可祷告的神灵。父老们说，以前太白山神最灵，前几年的太守曾奏请朝廷封山神为济民侯，从此以后就不再灵验了。
苏轼在《唐会要》上查到，终于找到了太白山神不再灵应的原因，因为唐天宝年间（742-756），此处山神朝廷封的爵位就是灵应公。也就是说，几百年了，山神的爵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提升，反而还降了一级。
原来，自周武王推翻商纣王以后分封诸侯,一直沿用：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进行分封,爵位高低自“公”至“男”依次递减,侯低于公，所以惹得太白山神不高兴了，也就不灵了！
于是，苏轼连忙奏请朝廷将该山神重又分封为明应公，上天就连下三天大雨，当年庄稼获得了大丰收。
苏轼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定期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都要按时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往往因木筏倾覆而相继破产。
访察到了利弊所在，爱民如子的苏轼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再按季节水枯水涨择机决定进送或者停止，从此害处就减少了一半。
闲暇时的苏轼自己动手，将喜雨亭北边那块弃之于仁寿宫草间的隋代怪石移至喜雨亭，并累石作台。苏辙知道后作诗与兄长分享了此中的喜悦，并感叹三年后的人事更替，这些景观不知最终归谁所享了。
六月，苏轼与专管户籍的凤翔府户曹参军张琥一同登上了真兴寺阁远眺怀古，南望连山，东望五丈原，发思古之情。苏轼给子由写信，让他写点什么，苏辙也不含糊，应请写下了一篇《登真兴寺楼赋》。
这年秋，按嘉佑年间的规定，礼部试每两年一次，正好又到了考试的时间了。
苏轼作为秦凤路凤翔府的幕签，章惇作为永兴军路商州推官，这两路均属陕西路，因此一同赴长安参加了永兴军的进士考试。
其时，刘敞（字原父）为主考官，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苏、章二人也是第一次见面，且相得甚欢。两人曾在途中的一座山寺中小饮，忽然听说附近有老虎，正好二人酒后胆生，就勒马一同前往观看。到了离虎仅有数十步远时，马匹受惊不敢前往。苏轼说，连马都不再前进了，我们也没有理由向前了，说着就驱马欲返。谁知，章惇则鞭马继续向前。只见章惇取一铜锣，在石头上敲出声响，虎即惊窜。返回后，章惇还面不改色地同苏轼开玩笑道，兄台胆气不如在下啊！
从这件事上，后世之人就能看出：章惇后来能频施奸计，党同伐异，此时就已见端倪了。
还有传闻说：苏轼与章惇少时为莫逆之交，一日，章惇坦腹而卧，正好苏轼从外边回来。章惇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说，你猜猜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这里面都是些谋反底家事。
章惇听后亦不恼，反而是大笑不止。